刘梦芙 ： 当代诗词复兴进程中的传统派（下）

劉夢芙先生

〔三〕评价诗词，以真善美高度统一为标准

“新”之一词，在二十世纪中国成为一种弥漫社会各界的突显意识和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革”的破旧立新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具体内容虽大有差异，但崇新倡新的趋向，贯穿于整个现当代史。迄今仍以创新为口号，举凡政治、经济、科技、文艺、学术，无不言新。“维新”、“革新”、“创新”等词语，往往与“笃古”、“复古”、“守旧”对立，前者指代进步、革命、积极向上，后者则为顽固落后乃至反动腐朽，《海岳风华集》中重视继承传统的作者曾遭到“复古守旧”的指责。极少有人思考新是否等于真、等于善、等于美，何者为真正之新，创新当遵何道，盲目求新，割断传统，使中国文化蒙受巨大的损失。

古代同样言新，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诗无新变，不能代雄”，不否认新的价值，知道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活力。但古人以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观察世界，明察古今新旧之间实有割不断的联系，只有在旧有的基础上创新，或以“复古”为开新——返回远古的起点、文化的源头重新出发，以革除后世造成的流弊，如此方能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发展（陈子昂、李白主张诗歌“复古”，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西方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皆为显例）。

所谓太阳之下无新鲜事，许多事物乍看为新，本质仍旧，其实是排列组合的形态有所变化而已，不深入考察，每为所惑。纵观中国文化几千年发展的过程，是旧中出新，新中有旧，新旧交融，而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一以贯之，与西方近代以来新旧对立的二元分裂思维明显不同，作为传统文学精粹的诗词，不离中国文化在继承的根基上变化为新的规律。在诗体发展方面，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格律有宽有严，篇幅或长或短，新体诞生，旧体长存，百花齐放，斗艳争妍，“五四”之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诗体新生就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

文学不同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必以革旧为前提，原因是文学源于人的心性。“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性却甚少变化，一两千年前的文学，今人依然为之感动，便是因文学有超越时代的功效之故。因此，不能以表示时间发生先后的‘新’和‘旧’来判断文学价值的高下。

学衡派代表人物吴芳吉便曾说过：‘文学唯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以新、旧作为衡量文学是非的唯一标准，这是完全无视文学自身规律的一种粗暴行为”。人的心性有善有恶，古今扬善抑恶的道德标准如仁义、诚信、公正、清廉等未尝有变，抒发心志、表现人类良知的诗词必然不以新旧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新”往往不等于“美”，也不等于“真”与“善”，文学仅有“新”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新东西可能是丑恶、虚假的，需要通过时间与实践的严格考验，才能确认是否有价值。衡量文学的标准是真善美之合一，以善为核心，“新”仅备参考之用，非基本价值。

诗中抒发的情感和反映的现实要真，蕴含的品德操守要善，艺术形式（体裁、语言）求美，唯有真善美统一的诗篇，才是不朽的。仅有真，可能只是表现原始的本能欲望（如齐梁宫体诗写色情，现代新诗“下半身写作表现性欲，不可谓不真）；仅有善，则流于道德说教，不能成为感人的艺术（如宋明理学家之诗）；仅有美，则内涵空虚，徒见形式，流为雕虫小技，故真善美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总体归趋在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与美皆求至善）。真、善的根本性质即诗人、作家的人文精神，与精美的艺术形式水乳交融，浑成一体。缺乏真正人文精神的作品，即使在语言、在体式上花样翻新，具备所谓“现代性”，终究会被时间淘汰。《诗经》、《楚辞》及唐宋诗词中的精品，如江山日月，万古长新；“文革”中新生事物何其多也，无一不成腐臭。

旧体诗词之所以在现代打而不倒，正是因为它继承了古典诗歌中千秋不灭的人文精神和汉文字组合的优美艺术体式，其中佳作是真善美的结晶。诚如当今学者朱德发所言：“美、好、真或真、善、美的价值观可以突破现代与传统、新与旧、洋与土、中与外、古与今等不同样态文学的界限，将它们置于一个共时代的评判台上，以美、好、真或真、善、美为价值标准进行标判，所作出的价值结论或美学判断才有可能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公正，少一些武断多一些公平”。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末，黄遵宪、康有为、夏曾由、谭嗣同、蒋智由等就开始写作以表现新事物、新意境、新理想为主要特征的“新派诗”，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期间，胡适《尝试集》中有多首通俗易懂的白话词。“学衡派”主将吴宓及其挚友吴芳吉同样试图在旧体诗中开拓新境，大量使用新词，吴宓用中国古体诗翻译欧美诗歌，吴芳吉创造了诗词曲混合而成的“白屋体”。

在当代，出现了以聂绀弩、荒芜为代表的“杂文诗派”和启功的“打油词”、丁芒的“自由曲”，近年互联网上更有李子以新诗的语言作词和嘘堂的“实验体”诗，对旧体诗词的“革命”或曰“改良”已整整持续一个世纪。然而时光淘洗之后，姑且不论在世者，已作古的诗人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吴宓、吴芳吉等，甚至新文化派陈独秀、鲁迅以及一度写新诗的沈尹默、俞平伯等，诗集中的精品仍然是风格典雅、意境深永之作，“新派诗”则浅薄无味。以写新诗《红烛》、《死水》扬名的闻一多，更是“唐贤勘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和诗词爱好者在一起

至于完全脱离传统文化根基，走“全盘西化”之路的所谓“创新”，绝非正道，近百年来破除格律、追求绝对自由的欧化新诗，已提供了经验教训。当今诗人惟有切实继承古代以及近现代诗词的思想与艺术之精华，结合时代以言志抒情，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作风与气派，方是康庄之路。

总之，传统派对古代以及近百年诗词多有探索，对当代诗词如何继承与发展，有比较深入的思考。评价诗词，并非师心自用，历代名家名作已为后世树立标准，传统派只是予以归纳说明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严厉批判传统文化，诗词屡遭厄运，这种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消除，视儒学为“封建幽灵”、诗词为“已陈刍狗”者大有人在。

最明显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多种现当代文学史没有诗词的位置，研究新文学的学者公然反对现当代诗词进入文学史，以所谓“现代性”实为西方观念作为诗词不能入史的判决标准。即使是诗词爱好者，对先贤也普遍缺乏敬畏之心，妄自尊大，盲目创新，不识本源，凭空构造。当今已是一个观念多元、众声喧哗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传统、解构德性；诗词界同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确立核心价值，诗词将永远处于散漫无归、自生自灭的境地。

面对现实，人数颇少的传统派作者坚守一方心灵净土，力图为诗词维持一脉元气，如《持社成立启》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斯乃匹夫之责”。至于传统派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在当代诗词史之成效究竟如何，当然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后世自有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