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最初发表于《当代》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曾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被誉为是我国“当代罕见的一部大作品”，不是因为它洋洋洒洒有50万字的篇幅，也不是因为它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前后长达50年间中国历史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而是因为作家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地描写了这段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正是这些，才赋予了小说以强悍的艺术生命力，是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上的那些拼拚杀杀的事件、来来往往的人物，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让人们从中窥见我们民族悲怆的国史、隐秘的心史以及畸形的性史，窥见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激发起人们深深思考。
作品分析：
主题：
小说以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背景，通过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人生、命运和复杂的纠葛，展现出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的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地位，两个家庭世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等等。小说在描写这块黄土地上自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近半个世纪中“一刻也没有消停过”的家族争斗的同时，还展现了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生死搏斗、内忧外患，揭示了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渊远流长的文化，以引发人们对此认真、深入的思考。
人物形象：
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在展现白、鹿两家几代人争斗的“家族史”的同时，着意描写、塑造了众多的、具有鲜明性格和浓重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仅主要人物就有：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田福贤、岳维山、鹿三、黑娃、小娥、白孝文、白孝武、鹿兆鵬、鹿兆海、白灵等十几个。他们分属白、鹿两大家族，或分属国、共两党的政治势力范畴，都个性鲜明、形象生动。
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族的族长。就个人品质而言，白嘉轩的完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作为一个敬恭桑梓、勤于稼作为一个敬恭桑梓、勤于稼穑的农人，他身上有着民族许多优秀品质。他靠自力更生建立起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无论是治家还是管理家族，他都能守正不啊，树德务滋。尤其是对文化人朱先生、冷先生的尊敬、效仿，对老长工鹿三的尊重、提携，都表现了他在一带农民中的卓尔不群。白嘉轩始终怀有一个愿望：按照自主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方法管理好家族的事，使白鹿原得人们家家温饱，个个仁义，从而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但是，当他的这些想法刚刚开始实施，就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和挑战。起先是没有了皇帝，使他六神无主；接着是民国建立政权，鹿子霖以“乡约”身份与他评分了秋色；随后便是各家的混战蜂起，家事和族事多乱了套，他使出浑身解数仍每况愈下，只有儿子做了县长，他才稍少有所慰籍。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放过任何可以济公好义的机会，把一己的价值实现寓于家族和乡里的事业发展；他首立了湘桂、相约，确立了自己的族长地位，又使乡民们有规可依；他修祠堂、建学堂，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是孩子们上学读书有了保障；他与鹿子霖明争暗斗，守住了组长的宝座，也阻遏了恶势力的膨胀；他处处救助受难的人，使自己的人缘、人望大增，也使处于不断战乱的人们的受害程度得到一定的减轻。他的人以为淮、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应该指出，作为白鹿原上的独特产儿，白嘉轩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理想人物。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封建文化信条为准则的，因此，在他身上既体现着中国家族文化理想的一面，也体现着这一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按照封建文化传统要求乡民，也按照这一传统要求和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与鹿子霖的两个儿子以其在外面上学、读书。鹿子霖要儿子读书识字，到外边闯世界；白嘉轩却很早便让儿子回到身边，并有意按照族长的标准培养张子白孝文，准备让其接班。当孝文与小娥的奸情被发现后，他气得昏了过去，不顾众人的劝阻，当众实施严厉的惩罚，甚至断绝父子关系。接着，他又把孝武培养成家族文化的忠实奴隶。对待小娥的处理，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捍卫自己文化理想时的残酷。先是支持鹿三开出小娥夫妇的族藉，继而又两次毒打小娥；小娥被鹿三杀死后，她住过的窑洞飞出无数的白蝶，人们说是小娥的冤魂要讨回公道，白嘉轩有力排众议，见了一座七级浮屠来镇压。在砖塔奠基时，他又指使人将据说是小娥化身的白蝶统统抓住，压在塔下，完全是一个扼杀白娘子美好爱情的法海和尚！后来，他又容忍黑娃和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并非是他做族长的宽宏大量，实际上家族文化“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直接表现。是所有这些都说明，白嘉轩氏家族文化的自觉维护者。正是对白嘉轩身上所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价值的深刻把握和体悟，才使得白嘉轩具有非常深厚的性格和思想内蕴，成为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最后一个族长的形象。
鹿子霖是作品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生活在白鹿原的白、鹿两家，虽然姓氏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祠堂，共同的祖宗。他们共同举行对祖宗的祭祀活动。可以说白、鹿两姓是矛盾的统一体。鹿姓的代表人物鹿子林便是一个反面代表。如果说白嘉轩代表着理想、正义，鹿子霖则代表着邪恶。与白嘉轩小时所收的教育不同，鹿子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娇纵。父亲不仅鼓励他争强斗狠，还对儿子的恶行放纵、指使。这就决定了鹿子霖的邪恶本性。但鹿子霖并不是坏得十恶不赦，他只是干些吃、喝、嫖、赌勾当。比起那些土匪来还要善得多。在与白嘉轩的明争暗斗中，他做的往往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利用职权霸占了黑娃的妻子小娥，又唆使小俄去勾引白孝文，把族长接班人拉下；当白孝文破罐子破摔，与小娥鬼混在一起，还吸上了鸦片，沦为了乞丐。暗中作了这件事让白嘉轩丢脸的事，他十分得意，还亲自出面劝说孝文改邪归正，并将其推荐到县保安大队当了文书，后来孝文当了保安团的一营长…...。当然，事情并不都像他想得那样，他算计了白嘉轩的儿子，败坏了孝文的名声，自己的儿子也同样不听他的管教。鹿兆鹏不肯与新娶的媳妇同房，参加共产党后，给家里带来无穷灾难。最后，他受这个共产党儿子的连累，被拉上刑场陪同枪毙的死刑犯，结果被吓成精神病，冻死在野外。
黑娃是白嘉轩长工鹿三的儿子，他自幼生活在白嘉轩家里，他对白嘉轩是怀有一种敬畏。黑娃不爱读书，但他受父亲和白嘉轩的影响，有义气，不向任何压力低头。黑娃遇到了小娥，爱上了是别人小妾的小娥，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将小娥带回了家。但是他与小娥的爱情只得到了鹿兆鹏的理解和支持，而得不到父亲及族人的理解与赞同，他们不允许小娥进入祠堂。黑娃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带上小娥另立门户过起虽然艰苦但幸福的生活。黑娃还是一个反抗的剥削、压迫的青年农民。“交农”事件，使他受到启迪，参加“农讲所”的学习，更坚定了他反抗的决心和勇气。反抗失败后，他先是到军队，后来又当了土匪。他从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开始，到敢干向压迫反抗和最终的悲剧收场，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脱离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农民反抗的必然结局。
朱先生是小说中一位十分独特人物。他是白鹿原上的“大儒”，是孔孟思想的代表。每日呤诵圣贤书，是他的最大乐趣。但他又与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不同。他在考取了功名之后，却坚决不去做官，在家乡开办白鹿书院，研究修身、齐家、平天下之大法。后来招生传道。在小说中，他是一个大智大悟者，甚至可以未卜先知。他的一些预见，屡屡应验，最主要的是对时局的预测，可以说是料事如神。在长工鹿三死后，他不让雇佣了一辈子长工的白嘉轩再雇长工。不久，在共产党夺取天下后，白嘉轩因为解放前三年没有雇工而没有被评为地主。朱先生一生不为名利所诱，是一个极受人尊重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翻抄他的墓，居然看到刻在砖块上的一句话“折腾到何时完结”。
艺术成就：
作为当代一部有影响的重要作品，《白鹿原》在艺术上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首先, 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在陈忠实笔下，历史不再仅是一部单一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不在仅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和心灵史；历史的主动性不只在社会政治层面展开，也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展开。历史已不再是哪种清醒而理智的存在了。因此，小说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一）阶级斗争模式已不再是作品的主线。在以往的同类题材创作中，几乎都是一贫苦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作为情节主线，但在《白鹿原》中却不是这样。鹿三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贫苦农民，但这个给白嘉轩作了三十几年长工的雇农，却对白嘉轩忠心耿耿，毫无对立之意。反倒是原本一个祖先的白、卢两家地主之间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据说白鹿村原名侯家村，因种鸦片而繁荣，他们是传说中的“白鹿”为吉祥物。于是，老组长便将老大一系改姓白，老二一系改姓鹿，两族和为一个祠堂。白、鹿两家几十年的争斗、恩怨，主要不是贫富的对立，而是仁义与不仁义的纷争。（二）对地主子女人生道路的描写变得十分复杂。在以往的小说中，父辈的好坏往往决定、影响着子女人生道路的抉择，农民阶级的子女大多具有天生的革命性格，地主的子女差不多都反动。在《白鹿原》中却不再是这样。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是个中学老师，很早就加入共产党，是党的领导干部；次子鹿兆海加入的是国民党，后来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白嘉轩的张子白孝文，因与小娥通奸，失去了族长继承权，后来痛改前非，当上了保安团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加入共产党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牺牲了。穷人的子弟黑娃，在给地主家当长工时，与地主的小妾相爱，不顾族人的纷纷议论，两个人顽强地生活下来，尔后他又率众造反捣毁了祠堂，当了土匪后还在为地下党工作……。这些人物的人生抉择，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一切都似乎是那样偶然。（三）群众斗争的历史，呈现出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小说中，从清末民初到全国解放，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白鹿原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家族的争斗，几乎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先是督府的课税引起了“交农”事件，其后是奉系镇嵩军与国民革命军的你争我夺。当事态演化到国共双方的分裂与对抗之后，白鹿原就更成了谁都不能安生、谁也无法逃避的动荡漩涡：农协在“戏楼”上镇压财东恶绅，批斗了田福贤等乡约；乡约和民团反攻回来后，又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不屈的贺老太；尔后，当了土匪的黑娃有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不断深入到家族、家庭，白、鹿两家的子女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这些荷枪实弹的抗争，连同白嘉轩与陆子霖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白鹿原变成了他们逞强、斗狠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成了他们你争我夺的“鏊子”。而在这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些人的本性被扭曲，一次次地陷入人性的误区，而另一些人则被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真、纯洁的白灵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对党赤胆忠心，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潜伏特务，被自己的同志“活埋”；身为国民革命军营长的鹿兆海在进犯边区时身亡，却被当成抗日烈士厚葬；黑娃在解放战争中策划起义，立了大功，却在半年后被当了县长的白孝文的一“革命”的名义处决了；白孝文混进个革命队伍后，一直三心二意，阴险狡诈，却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在这里，革命和非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演化为白鹿原式的“闹剧”，而裹挟其中的人们也因种种因素所构成的阴差阳错，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向了与自己本义和本性相背离的反面。这样的历史书写，是在以往的作品中看不到的，而这些恰恰是《白鹿原》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成功超越。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两元对立的的创作模式，注意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角度出发，塑造出具有崭新意义的人物想象。在以往的同类题材小说中，人们常常看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简单对立，而农民阶级的奋斗目标，又往往代表着社会、时代的需要，所创造的形象自然是农民阶级高大、完美，地主阶级卑琐、丑陋。但在《白鹿原》中却不是这样。作家注意通过对中国传统农民系列形象地塑造，来展示了成熟的中国村社文明。成功地塑造了最后一位好族长（白嘉轩），最后一个好长工（鹿三），最后一个好先生（朱先生），通过他们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最后的光环，那不无美丽却又不无无奈的最后景观；以严峻而又惋惜的复杂心态，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趋势，写出了中国古典社会的终结和中国古典农民的总结。在作家笔下，无论是白嘉轩，还是鹿三、朱先生，都远远超出了自身阶级的界限，而具有了更为浓厚的文化的意蕴。比如，鹿三本是一位贫苦的雇农，却因白鹿村独特的氛围，与白嘉轩独特的关系和受白嘉轩的影响等因素，是他成为一位忠心、耿直，讲仁义、守信用、知恩图报的人。当他得知，白孝文在小娥的勾引下愈陷愈深时，为了挽救孝文、报答白嘉轩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毅然刺死了小娥；不久，又因心理的压力，他精神失常了。在鹿三身上，我们看不到所谓的阶级意识，看不到对地主的仇恨，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农人的处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选择。
第三，作品还成功地对作为民族禁忌的性生活及其在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展示。性心理、性要求是人类永恒的本性之一。它的现实性却是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个体与人类文明的程度息息相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陈忠实认为：“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其中仍有一个性文明的问题”。他坚持“不回避，撕开些，不时诱饵”的三大原则，在作品中，较多地涉及到了与两性相关的生活内容，却鲜见有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情与爱的描写，有的多是缺情少爱的性发泄。如，开篇写白嘉轩先后娶了六房女人，没给他留下后代就都死掉了。死去的六个妻子，除了交欢时让他“引以为豪”的征服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却使他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他的命运。他娶了第七个妻子香草之后，相处日渐融洽，香草给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能，又带来了罂粟种子，使白家兴旺起来。但是，白嘉轩并不认为妻子有什么功劳，而是把这一切归结为“迁坟”和“白鹿显灵”的结果。在他心目中，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没有地位，只是他泄欲的对象或干事的帮手。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情相悦，到他这里被消解，被淡化。正因为如此，他看不惯儿子与儿媳的缠绵，教唆儿子要使出“炕上拿一点豪恨”，不要“贪色”；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把小娥视为召祸的“灾星”，不允许黑娃与小娥到祠堂成亲。白嘉轩的这种观念——把婚姻视为是传宗接代和建立家业的一个环节，对可能影响到目的的情爱宁可少药或不要。这种所谓正统的观念其实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是对美好人性的残酷压制和扼杀。小说还描写了小娥与黑娃的情爱，小娥与鹿子霖、白孝文的性爱。这些描写都很严肃，为人物形象地做出很好的烘托和铺垫，强化和丰富了作品的历史、文化意蕴。
第四，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和乡土色彩。小说所描写的白鹿原位于陕西关中地区。作品相当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里的喜庆；不论是田间的劳作、平时的吃食，还是房屋、家具、衣着打扮；以及赶集、走亲戚等等，都充满浓郁的关中特色，而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更是朴实精当，抒情、状物都十分传神。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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