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水金：弘扬国学要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

由深圳大学、贵阳孔学堂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国学院院长高层论坛暨第四届国学本科论坛”于5月14日至15日在深圳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等近30所高校的国学院及国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就国学在都市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主题发言和讨论。会议间隙，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程水金教授接受凤凰国学的专访。以下为对话实录：

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程水金接受凤凰国学专访

凤凰国学：程老师，请您谈一下您在南昌大学开办国学院以来，取得的一些经验，或者国学院的办学特色？

程水金：在南昌大学办国学院，进行国学的基础教育，实际上也是我原来在武汉大学时和郭齐勇教授一起办国学班的继续深化。那时候国学班在全国确实还是草创阶段，有些方面还不太成熟。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当时武汉大学国学班是依托武汉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而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事是邹恒甫，他是学经济的，并不怎么懂国学，他当时办国学班的初衷只是希望通过培养一批人才，然后到美国去宣扬中国的学术，所以很注重外语这方面的培养，以至于选用的教材有一些不伦不类，比如《诗经》用英文的，《史记》用日文的，这就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后来经过几年的实践，慢慢就有了一些经验和反思。

之后，我到了南昌大学，思路也渐渐地明确了。首先，我还是信奉黄侃的那句话，中国的学问，就是那么二十几部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元典，从现在的学术视角来说，无论你是文史哲，或者做什么，这些最基本的元典，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到了南昌大学以后，我开办国学班就基本上按照这个思路，以元典为主。当然也不是乱开，这些书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哪一些是最重要的又需要仔细考虑。因为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让学生们掌握这一套知识体系。我到了南昌大学以后，在这个问题想的比较清晰了。我们的课程体系就是要以元典精读为主，主要就是围绕那二十几部书来开课，黄侃提出“二十三部书”：《十三经》外加《说文》《广韵》，史部的“前四史”，子部里的《庄子》《荀子》，集部里面的《文心雕龙》《昭明文选》，在他的基础上我又增加了一部《老子》，因为《老子》是很重要的。这个课程体系，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在四年之内，学生们基本上是能够有所涉猎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精读。也正是因为开的课是以元典为主，所以我们的学生文献功底都是不错的。他们是本硕连读，推免到其他的高校也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另外，办国学班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武汉大学国学班的时候其实就意识到了。国学是君子之学，它是培养君子人格的，这也是我们开办国学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一个是知识体系，一个是培养君子人格，我觉得这是我们开办国学教育两个不可偏废的重要方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学生到其他985高校继续深造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他们的基础是比较扎实的。我觉得在南昌虽然比较辛苦，也影响了我个人的科研，我承担的教学任务也比较重，一个人基本上开了四到五门课程，所以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去了，但都是值得的。

当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是说没有，主要是大气候的问题。刚才会议上也讨论到了，就是国学的户口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这跟我们自己学术界内部没有理清楚也有重要的关系。我总是说，我们的国学之所以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户口一直落实不下来，关键是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第一凿子就把它打歪了，因为他自己都没想清楚，他一讲不清楚，人家一反对，他就词穷，他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不能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人家质疑你，他是用国学研究的那种视野来质疑你的国学教育，你没有把国学教育的理念说清楚的话，当然人家会质疑你。但是，如果把国学教育严格的限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就是让学生把这几部元典读好，把基础打下来，我看谁也不敢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可能有反对的，因为你说的很清楚，我办国学教育就是打基础，就是把这二十几本书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通读一下，来打下这个基础。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大的气候所决定的。

当然具体到南昌大学那边的情况，说实话南昌大学的领导对这一块还是相当支持的，尤其是这几年来，我们学生们的去向都比较好，基本上都到其他985高校去升学了，所以在办学的效果这方面，还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但是办学的效果摆在这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也跟其他高校办国学的同行们可能有同样的经历和苦衷，这是一种共通性的问题。

凤凰国学：您刚刚提到“国学教育”跟“国学研究”两个概念。那么，我们在国学教育上，有没有可以吸取台湾方面的经验；而在国学研究方面，怎么跟西方的文史哲学科方面沟通，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程水金：我觉得现在提倡国学，并不是要和西方壁垒森严地划清界限。我们提倡国学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应该读懂中国的书，如果连中国的书都读不懂，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惭愧的事情。

近些年，国学之所以越来越热，是有很深的背景的。近一百多年来，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中国的传统是完全被背离，被破坏掉了的。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思想观念都是在不断地西化过程之中走过来的，而且对中国的学术，也是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在叙说。不是说这一套话语体系一无是处，至少它总是有一些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对《老子》的研究，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对于《老子》的几次讨论，也都是隔靴搔痒。什么“《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之类的，然后说《老子》的这个“道”究竟是什么？是”宇宙精神”，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其实这都是西方人的那些观念，那种话语体系，是他们看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的思想家不关注这些问题。

平时和学生讨论，或者做学术讲座，我常会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寻找它们之间的那种差异。我们讨论所谓哲学，其实就是追问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关于“自然是什么”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哲学家追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先后之别。先追问“自然是什么”再追问“人是什么”，和先追问“人是什么”再追问“自然是什么”，他们的思路和理解是绝对不一样的。西方的传统是先追问“自然是什么”，再追问“人是什么”，所以他们把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人也是动物，在这样的思想里面，建立出来的就是西方那一套工具理性，然后就是所谓的法制精神，他们的科学也就比较发达，这是他们走过来的道路；那么，中国是先追问“人是什么”，再追问“自然是什么”，所以他们把自然人化了。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这样的话，走的也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它有可能会殊途同归，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互相扯。我一直讲，做学问一定要有一个宗旨和家法，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思想家，他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这样讲是有他的前提的，那么你就不能不顾他的前提，不顾他的学脉，互相乱扯一气，那样的话，就会混淆了这种界限。我经常打一个通俗的比喻，这就好像把牛身上的东西扯到马身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强调做国学研究，首先得把中国的书读懂，把自家的东西弄清楚之后再去看人家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们这么说的原因在哪个地方，他们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我们是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就会很清楚，不至于混淆了界限，然后互相乱扯一气。所以我强调首先要把中国的书读懂，读懂以后，你再去看别人的东西，才会看得更清楚。好比你在自己家里住惯了，对自己家里的布局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你再到别人家里去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了。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你就只能乱扯一气，他们家有窗户，我们家也有窗户，可是窗户和窗户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国学研究，我觉得做国学研究就是要把中国的书读懂。

可是，中国的书读懂又谈何容易啊？即便是专家，他也不一定读得懂。我有时候做讲座，我说《论语》的第一章，你能不能读得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你敢说读懂了？不敢说读懂了。为什么？你看这三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论语》把这一章放在最前面。我们现在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三句话却摆在了一起，你读懂了么？你不敢说读懂了，晓得吧。《老子》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读懂了没有？我们以前读的是不是对的？还有《庄子》的“天籁”，它是什么东西呢？郭象都没读懂。其实，那个“天籁”就是比喻人，人就是“天籁”，为什么说人是“天籁”呢？因为人每时每刻都在说话，都在发出声音，但是你发出的声音和“地籁”是不一样的，“地籁”发出的声音纯粹是声音组合，但是人发出的声音是有意义、有观点、有是非、有争论的，所以庄子把人比做“天籁”是有意义的。人的这种认知，他的生存时空的局限，他的认知的局限导致其言论的是非，有是非必然有争论，而这种争论在庄子看来是不能调和的。怎么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你能说你读懂了吗？我看很多人都没读懂，郭象都没读懂，以至于当代注释《庄子》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读懂。读得懂中国书，谈何容易？你必须得深入到他的内部本身里去，他为什么这么说，不是随便拿什么来比附一通，什么“庄子的美学”“庄子的认识论”，他不是讲认识论，虽然他提到了认识问题，提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主要说的还是人有这样的局限，有这样的社会性、自然性，你怎么来安顿你的生命？这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西方的东西来生搬硬套，我始终觉得这不是个路数，而中国近一百多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我是强调国学还是要把中国的书读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这个新的学术范式。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人文资源，来建立当代的人文精神。那么究竟是以什么为主呢？现在都是讲儒家，其实中国的传统不仅仅是儒家。还有《老子》《庄子》，以及其他的如《墨子》等。所以我提出来“回归传统，重新建构当代的人文精神，塑铸炎黄子孙的民族心魂”，我觉得最后要落脚到这一点上，到最后应该建立一个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是整个世界、全人类都必须遵守的某种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既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也不完全是西方的，但是这个东西必定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就像我上午讲的，我是做文学研究的，我对文学有一套思考，我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不仅仅是适合我们中国的，它应该是世界的。我觉得学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有这样的一种高度，然后我们再来从事国学研究，就会有一个目标，而不是乱窜乱转。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说，第一，读懂中国书；第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第三，建构当代的人文价值体系，建构当代人文精神，带有普世性的。那么怎么来提炼，我曾经提炼了八个字：“平等、向善、知止、乐天。”要做到了这八个字，整个世界就太平了。张载说“为万世开太平”，怎么“为万世开太平”？不就是提供一个人文理念，然后让所有的人来遵守这个理念，把它当做一种行为准则，那当然就万世太平了！我觉得我这八个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人与人之间、人与内心之间、甚至人与环境，都可以用这八个字做践行的一种标准，我觉得我们的国学要有这样一种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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