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连接民间是国学最要紧的大事

薛仁明全家福

一身褐红色的布衣，在薛仁明身上穿了五年。他的衣服不多，除了这套外，就是那件白色布衣。如果是冬天来大陆讲学，还会看到他的脸因干枯，微微脱皮。有朋友去台湾，曾到薛仁明的家中拜访，“布置简单，小孩懂事笑容很开”。他们不好意思用“穷”这个字，来形容这位思想丰富的学者。

2011年，薛仁明到大陆宣传新书《孔子随喜》，“行者”这个身份标签，贴在一个传统文化学者身上，怪异又和谐。他的话不多，只是看着你。笑，成了他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招牌语言。一段时间后，身边这些人，出现在他的专栏稿件里，刻画得入木三分。因多次来长沙做活动，薛仁明与百颐堂堂主卢京青性情相投。一次活动间，他自掏腰包，让妻子单独从台湾飞长沙，只为给她当面介绍：他就是我说的卢京青，这个人有意思。

41岁才出第一本书的薛仁明，突然大红。临近退休，辞职专业写书，如今他的传统文化课程，逐步得到大陆一些书院的拥护。目前他没经纪人，没助理，没微信，只有一个接收电话短信的手机，与可沟通工作事宜的邮箱。他说他没有忧天下之忧的文人救国情怀，也不承认自己是身心灵导师，他的口头禅是：我算哪棵葱？！”

我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渔村，父母是晒盐的盐民，收入养活不了一家人。于是他们在晒盐之外，还花很多时间做建筑工人，小时候我也曾多次被拖到建筑工地搬砖块。我父母亲基本上是文盲，祖上十几代都是这种白丁状态，基本上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徒四壁，除了学校教科书外，父母买不起其它书。小学四年级，我发现隔壁家订了一份《中华日报》报纸，就每天去他们家，把报纸从头看到尾，看得懂的也看， 看不懂的也看，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看。那份报纸太好看了，对我而言，它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

在乡下，小时候对于读书感兴趣的小孩比比皆是，这个没什么特殊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可能是在高中尤其大学，我对自己生命开始起很大的困惑，想要一头扎进传统文化，寻找答案。从高二开始，我突然起很多烦恼。到高三，过度的烦忧，压得我解不开，被迫休学半年。当时的困惑集中在两块：一块是没法安顿自己生命的不安；另一块担忧这个世界是不是会走向毁灭？那个时候，我父母是工人，怎么可能和我谈这些问题？而身边的同学也不可能，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考个好大学，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找个女朋友。我是比较特殊，也不明白为什么。

读大学期间，我钻到书本里，想寻求一个解决之路。最开始，我左边是西方学问，右边是中国学问。最开始，我面对西方的学问是毕恭毕敬，一定要把它搞懂。这样忽中忽西，到后来基本处于一种打架的状态。大二，我意识到得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一年开始读《论语》，一字一字，死心塌地。整个大学，旁边的人大多走西方文化的道路，我东西方文化一块走，也不管矛不矛盾。

大学毕业后，我先当两年义务兵，然后去池上，当一名乡村中学的老师。在池上，我脱离了台北文化圈的氛围，离远大家习以为常的流行东西，开始觉得应该好好面对自己了。于是，再次接触中国传统的东西，就不再像大学那种“致知”的层次，慢慢地回到“格物”那一层了。

薛仁明，台湾学者、作家

池上做乡村教师期间，我通过录影带，开始听京剧、看戏曲。先是一个人在宿舍看，后来带着学生看，学生刚开始没什么反应，不管。除了看戏曲、写书法、听中国音乐、喝茶；就是坐在榻榻米上，看山看水看蓝天看白云，看小孩在那活蹦乱跳。慢慢地，那些思维概念的东西，就先搁置了。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也坐得住。结婚前七年，我基本上没电话，没电视、电脑。别人要联系，只能打学校电话，如果我没去学校，他们就联系不上我。平常上班教书，假日时，就特别享受。我住的宿舍，恰好是最角落的一个房间，外面过去就是一大片的草地，草长得比人还高，一直延伸出去，基本上看不到人家。入夜后，耳朵里就能听到旁边草中虫的声音。当时我有一片古琴的音乐光碟，是在一个山上录制的，录音时特意把周围自然的声音全部收进来。于是，古琴声和我身边的草声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这样一种状态，特别好。这个时候，我慢慢把自己生命停下来，沉淀下来，再回头来看这些书，感觉开始不一样了。

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得归功于我小时候的童子功。那时在乡下，人跟人之间的来往，相互之间的情分，说不清的气场。当时意识不到，也不会有概念，但它们会进到我心里去，变成后来的童子功，这就是格物。后来，我在追逐一些西方的概念，一开始会觉得很有道理，追逐到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它们跟我骨子里所生长的东西，在打架，导致我不安，不安到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安抚。于是，我慢慢把它放下来，原来的童子功就开始产生力量，把我拉回来。虽然后来好几次差点迷路，都没有迷太远就被拉回来了，这是童子功的影响。

做学问，有童子功最好，但没童子功也没想象中那么严重。我这么一个完全没有童子功的人，谈孔子、史记，很多人会觉得被触动。这意味着，每个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学问类的童子功只是其中一块，还有一种更根本的童子功。那种童子功，是可以感觉到的生命状态，它对我们小时候的影响最大。

安定的过程其实很慢，慢慢地发现这个状态对了，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机缘。比如后来读胡兰成先生的书，就印证了这一块。我隐隐能感觉到，说不清的东西开始说清了。这家伙太厉害了把我困惑多年的东西说清楚了，后来没多久遇到林谷芳老师，让我面对人生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态度，是他帮我确定下来的。

如果说到师承，我的师承无非就是胡先生（胡兰成）和林老师（林谷芳）。可最骨子里的东西，是我的童子功。我童子功的东西和他们两个互相印证，再加上那段时间里面所有其他东西的熏陶，所有最后融在一起，最后才变成我这个样子。

薛仁明居住的台东池上乡下景色

在我30出头时，曾给报社写过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被退稿。41岁，我开始写第一本书《天地之始》，那是我的硕士论文。我在写论文时，就把它当做书来写，后来得到研究所创所以来最高分。我的指导老师林谷芳就说：这个论文如果在其它所，是会被刷掉。因为我基本上不太守学术规格，里面有太多情感，写得一点不客观，根本不接受现在学术那一套。恰恰是因为我在林老师的底下，才会放手写这本书。

论文定稿后，有个朋友就把PDF版寄给几个人，其中有个是台北出版社总编辑，不到一星期，出版社总编辑就找到我。不到两个月，书就出版了。一出版，在两岸三地引起小小的波涛。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把《天地之始》里第三章的第一节，一万多字，三天全部刊登完。一周后，台湾《联合报》的副刊，又把朱天文的序和我的序，两篇摆在一起刊登，又是一整版。香港《亚洲周刊》有我的个人专访；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对我那本书做了两次专题。

那时候我还在乡下教书，刚开始当然有点兴奋。本来写这个论文，是因为我对胡先生有些感情，觉得要帮他说些公道话。这本书辗转到后来，大陆有部分读者非常在意，他们一直在网络上推，而我后来更在意的也是他们。与此同时，当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杨泽联系到我，他主持人间副刊已有十几年，是个老江湖。以前人间副刊最黄金的时候，曾推出过很多文化名人。林谷芳老师讲过，因为台湾“去中国化”，整个报刊的文化版面衰落了，如果是早先像我这样连续被《人间副刊》推三天，大概就会瞬間变成一颗闪亮之星。可是几年前，已然不是三十年前的状态。文章刊登了三天，有些人注意，但也没想象中那么多。

后來杨泽向我邀稿，就是后来那篇《只因那光明喜气》。准确来讲，那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讲我和京剧是怎么结缘的。不到两个月，他又电话我再写了两篇。又隔了一两个月，他说《孔子传》要上映了，台北的文化界都意识到会有一波孔子热，你就写来看看。我说没把握，他说你写就是了。于是我把后来《孔子随喜》的第一篇文章《素面相见——关于孔子》寄给他。他就跟我说写得好，让我赶紧写，我写多少他登多少。台湾的《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版面，通常都得要一、两个多月后才能发。可是我那些关于孔子的文章，我星期三寄他，他说下周一就发，连续如此，我的《孔子随喜》就这样写出来的。

没多久，我第二本书《万象历》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辞职的事情。

薛仁明讲座现场

在台湾教书，乡下教书的待遇与大城市教书的待遇一样。我在乡下教书还有个很大的好处，花费少，但收入与他们一样多，意思是我在乡下教书，其实日子很好过。台湾的老师退休条件也优渥，月退的替代率，可以高到八成以上。假设我退休前，每个月7万台币，就是一万四千人民币；退休后，每个月还是有一万多人民币。我教了将近20年的书，再过几年，可以办退休手续。

写《孔子九章》时，我真正动辞职的念头。当时一边写稿，一边教书，还有家中三个小孩，忙不过来。这三个里面要丢掉哪个？写稿，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做个有意思的事情，丢掉舍不得；家里的事情，怎么可能丢？好像能丢的只有老师那份工作，至于退休金等，就再说吧！

我把工作给辞掉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家里有3个小孩要抚养；我也有点年纪，再过几年就可办理退休了，这个险冒得有些大。就连林谷芳老师那种“没心没肺”的个性，也人前人后跟很多人讲过他的担心。他担心我三个小孩那么小，到底有没有办法站得起来。他的担忧还有个考虑：台湾的文化氛围，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氛围，我这个满嘴中国文化的人，到底要怎样在台湾立足。连林老师也有这个担忧，那就代表其实没有人看好我，其实我自己也不看好。

辞职一年后，我的总收入是原来教书的四分之一。刚开始写东西的确可以慢慢写，写了半天，对于收入也没多大帮助。可没其它事，毕竟辞了职就是专心干这个事。按理说，我应该会有个急迫感。其实我并没有；有人要把我抬到一定位置，我还要拒绝，这跟我性格真有关系。古人讲：钟鼎山林，人各有志。我是高二就想隐居的人，常常和别人说我本质上是有个山林气的人。后来两年我事业、格局的变化，其实事先也没料到会那么快。

当初我有个最重要的考虑点：将来发展重点是在大陆，而不是在台湾。我知道在台湾被重视的程度会极其有限，因为台湾的氛围不复当初。中国文化会在大陆重新再起，胡迷对天地之始的反應只是个讯号，真正最重要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已到了个节骨眼，它已经从最坏地步要往上翻。我刚好赶上这个因缘际会，可以做一点点事情。可这个因缘确切是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做该做的事情，于是稿子不断地被邀约，随后《孔子随喜》、《人间随喜》在大陆出版、《东方早报》邀请我写专栏，各个地方的讲座也陆续开始。随后几年那种几何式增长的发展，其实是事先即使想刻意经营，也未必真能达到如此效果。总地来说，我能遇到这样一个的历史机缘，也只能说是何其有幸。

山东省立图书馆薛仁明讲座现场

我的口头禅是：我算哪棵葱？！

凤凰湖南：薛老师，您觉得您是个身心灵导师吗？

薛仁明：绝对不是，我就是个乡下人。我讲的东西，就四个字可以形容：东拉西扯。有些东西，需要个过程，要东指指、西指指。大家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听，没有那么多目的。

凤凰湖南：“国学热”在大陆这几年火热，许多企业家或多或少会往这上面靠近。您身为国学传播者，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薛仁明：刚开始，大家对国学有好感，于是于丹就风靡了起来。就当时大家的状态而言，接受她，也算是刚刚好。但很快地，大家就过了那个阶段，需要比较深刻一点的东西，于是全中国到处都是国学班。北大、复旦的教授就满中国到处跑。目前来讲，主流还在这个阶段。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已經到了第三个阶段，他们已经跨越了学院派。他们知道学院派讲的国学，跟大学需要的国学是两回事。你仔细听学院派国学，就在概念里面转，生命很难受用。你听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可就是使不上力；当然，这些教授会说是你没办法知行合一，可问题是：你到底怎么知行合一？教授们自己做得到吗？

知行合不合一，不是关键；关键是那个“知”，本身就有问题。像我那样跟学生讲，他们会产生能量，可是学院派的“知”说得再有道理，却不会产生能量，因为这两种“知”不同。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国学会慢慢进入第三个阶段，大家会不再满足老是讲概念性的东西。

凤凰湖南：您应该接触过那种上过很多传统文化课的人，在您看来，这群学生有何特点？

薛仁明：这类学生有好有坏，坏处是这些人容易变老油条。他比较有知识障，会用以前很多想法来评判，离质朴、虚心比较远，容易偏执。我反而是遇到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常常一拍即合，一下子就搞定了。上过很多年课的人，很难这样一拍即合，他会用审视的眼睛看你。當然，那种上过很多传统文化课的人也不全然就是这樣，他們有些人其实是很认真、寻寻觅觅很久的，他们一旦看到了这个，“啊呀，这是真的”，就会异常兴奋，这些人是有备而来的。

对我而言，反正我也不带领他们，只是有机会讲，如果他们觉得挺好，那就收益多些；如果听了半天，要用他以前学过的东西来指指点点，就也只能說：我和他没缘分。本质说來，这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我不需要担那么了不起的责任。我的口头禅是：我算哪棵葱？！

凤凰湖南：您说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到了一个节点。这个时间点，您是怎么判断的？

薛仁明：如果我十年前来这样讲课，大家不会当做一回事，大概只会把我看成是个义和团，呵呵！可今天我这么讲，能在各地引起共鸣，其实並不是我讲的多好，而是大家已经接近那一种状态了，彼此之间才能产生真正的共鸣。禅宗里面有句著名的话：“啐啄同时”。所谓“啐啄同时”，是有只小鸡要从鸡蛋里出来，必须小鸡在鸡蛋里啐，母鸡在外面啄，两个凭感应，要同时敲，小鸡才能出得来。所谓师生缘分，也就是啐啄同时。

上回和一位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見面，他读了《孔子随喜》很震动。他说，如果二十几年前就能读到这本书，该多好。我和他说，你二十几年前读到这本书，也未必会觉得有多好。他现在五十岁，经历了一些生活阅历状态，再来读这本书，才会触动这么深，如果二十岁读这本书，大概会匆匆翻过去，觉得一般般吧！很多东西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因缘，都是很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

凤凰湖南：薛老师，大陆大部分读者认识您，是通过《孔子随喜》这本书，它让《论语》变得不那么高深。只要识字，都可以读出一番韵味出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把文学与生命经验两者联系在一起？

薛仁明：《孔子随喜》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就像我这种谈中国文化的课，本质并不在于我有多少的专业，而是连接到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生命经验上。很多人读了我的书、或者听了我的课，突然意识到经典本来就是平常人说家常事，只不过，经典是把这个平常事给提炼出来罢了！

平常人、家常事，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母体。當然，很多人都有这种生命经验，只不過没有我这种特殊的因缘，他们不会太关切这个问题，可能也没有在经典里面下太多功夫，更没有把他过去的生命经验连接起来。我只不过是恰恰是读了这些东西，又能把我自己小时候在民间所熏陶的东西连接起来。我想，这样的连接，是眼下国学最要要紧的大事。

薛仁明讲座现场

薛仁明长沙讲课部分内容：

西方意义下许多艺术家的生命特质，常常要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种癫狂，脾气也会暴躁到完全不近人情。如果是个性情平正的谦谦君子，反倒很难成为一流艺术家，因为没有那種所谓的“真性情”。你要把你那个真性情发挥到极端的时候，你的艺术品才有感染，这是西方的思维。

刚刚跟大家讲，在中国不会用像心理学那种方式每天分析自己，每天给自己在天人交战，中国不来这套。中国人是该干嘛就干嘛，在《论语》里面就是礼跟乐，所以说，我们该参加什么就参加什么，该听戏就听戏。看完戏之后，好戏，好啊好啊，那我们下次再来看戏。

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的思维它跟西方有一个最本质上的差别，就像昨天有学生说，他听我的课听了几天，觉得我讲课的方式跟中药很像，为什么？背后有一个同样的逻辑，大家知道，中医和西医的一个最本质的差别在哪里？西医就是要找出病根，找出癌细胞、病毒，就可以用尽各种方法，怎么样把这个病毒、癌细胞给杀死。所以，它要强调邪不胜正，强调对抗、消灭、打击，這是西方思维。

中医不讲消灭它，中医讲扶正祛邪。所谓的生病是你生命里面该有的平衡失去平衡了，只要你把你的正气给养足了，把你的平衡给找到了，那个病就迎刃而解了，就不存在了。所以治病最重要一个事情不是看到病根然后去除掉，而是让你整体的生命机能恢复应该要有的平衡状态，然后把你身上的正气给养起来，等到扶正了之后你就能够祛邪，不是去消灭邪，重点是在把你的“正”给养起来，扶起来。

所以为什么孔子不会变成一个身心灵的导师，而是整天讲礼乐的大师。礼乐是什么？就是干正经事，是正面的事情，我们该干嘛就干嘛。今天你抑郁，心情不好，你不要去分析你为什么抑郁。如果你抑郁了，很简单，去晒晒太阳、看看树、去爬爬山、去找有趣的人聊聊天、去跟刘邦打打麻将、听他吹吹牛，会突然发现抑郁似乎好很多了，那这个“好很多”是不是直面我的抑郁呢？不是，而是把我生命里面的正气给养起来。你就发现你的抑郁少掉了一大半，等你的抑郁完全恢复你再回去看，会发现当初是自己想太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越把它当做是一个问题，就越没完。

我以前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特别认真，每个学生要进来中学之前，可以做的身家调查，都做得清清楚楚，就是以前小时候曾经干过什么事，家里面有什么创伤，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全都查的清清楚楚，他以为这样才能把这个小孩给带好。你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台湾的教育都在干这种事，它要求所有老师，学生有任何的事情都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叫做辅导记录。将来这个辅导记录交给下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才能知道原来他有那些事情，才能对症下药。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你如果用这个眼睛来看这些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有罪的，每一个都伤痕累累，每一个都是需要被疗愈的，然后你就觉得我是来跟你疗愈的。可不幸的是，你如果认真分析，可能自己才更需要被疗愈，对不对？结果是一群不健康的人去疗愈一群不健康的，大家都在干这个事，这个就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说的“相濡以沫”。两只鱼儿快渴死了，结果我把口水吐给你，你把你口水吐给我，就在干这个事情。所以庄子讲，与其相濡以沫，不如咱们相忘于江湖，对不对？大家回去江湖不就得了吗？湘江就在旁边，洞庭湖就在那，过去不就好了。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礼乐。当你觉得没事，它真的就会慢慢没事；当你觉得有事，它真的就会越来越有事。当你觉得你另一半可恶，他真的就会越来越可恶，这叫做“心想事成”，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愿力”，有愿就有力。所以你越看他不顺眼，最后他真的就会变得让你不顺眼。

实际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准点，中国人为什么不太谈人性，孟子讲性善讲的很好，没错，可是本质上你看孔子好像不太谈。那有讲性善有没有讲性恶，你要认真分析，性善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脾胃，可是为什么孔子不太谈，他就讲一个“性相近习相远”，为什么？因为你老是这样去抽丝剥茧，你最后只能把自己困住，没有几个人是经得起整天这样被分析的。我们就是这样“蛮好”、“蛮好”，不管是忽悠也好，还是真心也好，总而言之，你“蛮好”之后久了，真的就会蛮好了。

中国的礼乐，背后提到一个底色，那个底色是光明喜气，然后你有个这个底色，这个东西你接近久了，久而久之你就被熏陶，你就把你生命里面那个正气、喜气给养起来。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被教育的，然后你接触这些东西接触久了，整个人就会明亮，就会有喜气。然后你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里面，中国的小孩到了六七岁，你跟其他文明系统的小孩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不识字，但是他们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礼乐这个氛围里面被熏陶的。他会有种明亮感，有种喜气。

 责任编辑：何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