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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仁明:连接民间是国学最要紧的大事

    时间:2016-11-16 09:15:11  来源:互联网  作者:薛仁明,黄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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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仁明全家福

    一身褐红色的布衣,在薛仁明身上穿了五年。他的衣服不多,除了这套外,就是那件白色布衣。如果是冬天来大陆讲学,还会看到他的脸因干枯,微微脱皮。有朋友去台湾,曾到薛仁明的家中拜访,“布置简单,小孩懂事笑容很开”。他们不好意思用“穷”这个字,来形容这位思想丰富的学者。

    2011年,薛仁明到大陆宣传新书《孔子随喜》,“行者”这个身份标签,贴在一个传统文化学者身上,怪异又和谐。他的话不多,只是看着你。笑,成了他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招牌语言。一段时间后,身边这些人,出现在他的专栏稿件里,刻画得入木三分。因多次来长沙做活动,薛仁明与百颐堂堂主卢京青性情相投。一次活动间,他自掏腰包,让妻子单独从台湾飞长沙,只为给她当面介绍:他就是我说的卢京青,这个人有意思。

    41岁才出第一本书的薛仁明,突然大红。临近退休,辞职专业写书,如今他的传统文化课程,逐步得到大陆一些书院的拥护。目前他没经纪人,没助理,没微信,只有一个接收电话短信的手机,与可沟通工作事宜的邮箱。他说他没有忧天下之忧的文人救国情怀,也不承认自己是身心灵导师,他的口头禅是:我算哪棵葱?!”

    我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渔村,父母是晒盐的盐民,收入养活不了一家人。于是他们在晒盐之外,还花很多时间做建筑工人,小时候我也曾多次被拖到建筑工地搬砖块。我父母亲基本上是文盲,祖上十几代都是这种白丁状态,基本上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徒四壁,除了学校教科书外,父母买不起其它书。小学四年级,我发现隔壁家订了一份《中华日报》报纸,就每天去他们家,把报纸从头看到尾,看得懂的也看, 看不懂的也看,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看。那份报纸太好看了,对我而言,它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

    在乡下,小时候对于读书感兴趣的小孩比比皆是,这个没什么特殊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可能是在高中尤其大学,我对自己生命开始起很大的困惑,想要一头扎进传统文化,寻找答案。从高二开始,我突然起很多烦恼。到高三,过度的烦忧,压得我解不开,被迫休学半年。当时的困惑集中在两块:一块是没法安顿自己生命的不安;另一块担忧这个世界是不是会走向毁灭?那个时候,我父母是工人,怎么可能和我谈这些问题?而身边的同学也不可能,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考个好大学,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找个女朋友。我是比较特殊,也不明白为什么。

    读大学期间,我钻到书本里,想寻求一个解决之路。最开始,我左边是西方学问,右边是中国学问。最开始,我面对西方的学问是毕恭毕敬,一定要把它搞懂。这样忽中忽西,到后来基本处于一种打架的状态。大二,我意识到得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一年开始读《论语》,一字一字,死心塌地。整个大学,旁边的人大多走西方文化的道路,我东西方文化一块走,也不管矛不矛盾。

    大学毕业后,我先当两年义务兵,然后去池上,当一名乡村中学的老师。在池上,我脱离了台北文化圈的氛围,离远大家习以为常的流行东西,开始觉得应该好好面对自己了。于是,再次接触中国传统的东西,就不再像大学那种“致知”的层次,慢慢地回到“格物”那一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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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仁明,台湾学者、作家

    池上做乡村教师期间,我通过录影带,开始听京剧、看戏曲。先是一个人在宿舍看,后来带着学生看,学生刚开始没什么反应,不管。除了看戏曲、写书法、听中国音乐、喝茶;就是坐在榻榻米上,看山看水看蓝天看白云,看小孩在那活蹦乱跳。慢慢地,那些思维概念的东西,就先搁置了。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也坐得住。结婚前七年,我基本上没电话,没电视、电脑。别人要联系,只能打学校电话,如果我没去学校,他们就联系不上我。平常上班教书,假日时,就特别享受。我住的宿舍,恰好是最角落的一个房间,外面过去就是一大片的草地,草长得比人还高,一直延伸出去,基本上看不到人家。入夜后,耳朵里就能听到旁边草中虫的声音。当时我有一片古琴的音乐光碟,是在一个山上录制的,录音时特意把周围自然的声音全部收进来。于是,古琴声和我身边的草声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这样一种状态,特别好。这个时候,我慢慢把自己生命停下来,沉淀下来,再回头来看这些书,感觉开始不一样了。

    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得归功于我小时候的童子功。那时在乡下,人跟人之间的来往,相互之间的情分,说不清的气场。当时意识不到,也不会有概念,但它们会进到我心里去,变成后来的童子功,这就是格物。后来,我在追逐一些西方的概念,一开始会觉得很有道理,追逐到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它们跟我骨子里所生长的东西,在打架,导致我不安,不安到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安抚。于是,我慢慢把它放下来,原来的童子功就开始产生力量,把我拉回来。虽然后来好几次差点迷路,都没有迷太远就被拉回来了,这是童子功的影响。

    做学问,有童子功最好,但没童子功也没想象中那么严重。我这么一个完全没有童子功的人,谈孔子、史记,很多人会觉得被触动。这意味着,每个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学问类的童子功只是其中一块,还有一种更根本的童子功。那种童子功,是可以感觉到的生命状态,它对我们小时候的影响最大。

    安定的过程其实很慢,慢慢地发现这个状态对了,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机缘。比如后来读胡兰成先生的书,就印证了这一块。我隐隐能感觉到,说不清的东西开始说清了。这家伙太厉害了把我困惑多年的东西说清楚了,后来没多久遇到林谷芳老师,让我面对人生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态度,是他帮我确定下来的。

    如果说到师承,我的师承无非就是胡先生(胡兰成)和林老师(林谷芳)。可最骨子里的东西,是我的童子功。我童子功的东西和他们两个互相印证,再加上那段时间里面所有其他东西的熏陶,所有最后融在一起,最后才变成我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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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仁明居住的台东池上乡下景色

    在我30出头时,曾给报社写过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被退稿。41岁,我开始写第一本书《天地之始》,那是我的硕士论文。我在写论文时,就把它当做书来写,后来得到研究所创所以来最高分。我的指导老师林谷芳就说:这个论文如果在其它所,是会被刷掉。因为我基本上不太守学术规格,里面有太多情感,写得一点不客观,根本不接受现在学术那一套。恰恰是因为我在林老师的底下,才会放手写这本书。

    论文定稿后,有个朋友就把PDF版寄给几个人,其中有个是台北出版社总编辑,不到一星期,出版社总编辑就找到我。不到两个月,书就出版了。一出版,在两岸三地引起小小的波涛。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把《天地之始》里第三章的第一节,一万多字,三天全部刊登完。一周后,台湾《联合报》的副刊,又把朱天文的序和我的序,两篇摆在一起刊登,又是一整版。香港《亚洲周刊》有我的个人专访;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对我那本书做了两次专题。

    那时候我还在乡下教书,刚开始当然有点兴奋。本来写这个论文,是因为我对胡先生有些感情,觉得要帮他说些公道话。这本书辗转到后来,大陆有部分读者非常在意,他们一直在网络上推,而我后来更在意的也是他们。与此同时,当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杨泽联系到我,他主持人间副刊已有十几年,是个老江湖。以前人间副刊最黄金的时候,曾推出过很多文化名人。林谷芳老师讲过,因为台湾“去中国化”,整个报刊的文化版面衰落了,如果是早先像我这样连续被《人间副刊》推三天,大概就会瞬間变成一颗闪亮之星。可是几年前,已然不是三十年前的状态。文章刊登了三天,有些人注意,但也没想象中那么多。

    后來杨泽向我邀稿,就是后来那篇《只因那光明喜气》。准确来讲,那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讲我和京剧是怎么结缘的。不到两个月,他又电话我再写了两篇。又隔了一两个月,他说《孔子传》要上映了,台北的文化界都意识到会有一波孔子热,你就写来看看。我说没把握,他说你写就是了。于是我把后来《孔子随喜》的第一篇文章《素面相见——关于孔子》寄给他。他就跟我说写得好,让我赶紧写,我写多少他登多少。台湾的《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版面,通常都得要一、两个多月后才能发。可是我那些关于孔子的文章,我星期三寄他,他说下周一就发,连续如此,我的《孔子随喜》就这样写出来的。

    没多久,我第二本书《万象历》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辞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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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仁明讲座现场

    在台湾教书,乡下教书的待遇与大城市教书的待遇一样。我在乡下教书还有个很大的好处,花费少,但收入与他们一样多,意思是我在乡下教书,其实日子很好过。台湾的老师退休条件也优渥,月退的替代率,可以高到八成以上。假设我退休前,每个月7万台币,就是一万四千人民币;退休后,每个月还是有一万多人民币。我教了将近20年的书,再过几年,可以办退休手续。

    写《孔子九章》时,我真正动辞职的念头。当时一边写稿,一边教书,还有家中三个小孩,忙不过来。这三个里面要丢掉哪个?写稿,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做个有意思的事情,丢掉舍不得;家里的事情,怎么可能丢?好像能丢的只有老师那份工作,至于退休金等,就再说吧!

    我把工作给辞掉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家里有3个小孩要抚养;我也有点年纪,再过几年就可办理退休了,这个险冒得有些大。就连林谷芳老师那种“没心没肺”的个性,也人前人后跟很多人讲过他的担心。他担心我三个小孩那么小,到底有没有办法站得起来。他的担忧还有个考虑:台湾的文化氛围,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氛围,我这个满嘴中国文化的人,到底要怎样在台湾立足。连林老师也有这个担忧,那就代表其实没有人看好我,其实我自己也不看好。

    辞职一年后,我的总收入是原来教书的四分之一。刚开始写东西的确可以慢慢写,写了半天,对于收入也没多大帮助。可没其它事,毕竟辞了职就是专心干这个事。按理说,我应该会有个急迫感。其实我并没有;有人要把我抬到一定位置,我还要拒绝,这跟我性格真有关系。古人讲:钟鼎山林,人各有志。我是高二就想隐居的人,常常和别人说我本质上是有个山林气的人。后来两年我事业、格局的变化,其实事先也没料到会那么快。

    当初我有个最重要的考虑点:将来发展重点是在大陆,而不是在台湾。我知道在台湾被重视的程度会极其有限,因为台湾的氛围不复当初。中国文化会在大陆重新再起,胡迷对天地之始的反應只是个讯号,真正最重要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已到了个节骨眼,它已经从最坏地步要往上翻。我刚好赶上这个因缘际会,可以做一点点事情。可这个因缘确切是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做该做的事情,于是稿子不断地被邀约,随后《孔子随喜》、《人间随喜》在大陆出版、《东方早报》邀请我写专栏,各个地方的讲座也陆续开始。随后几年那种几何式增长的发展,其实是事先即使想刻意经营,也未必真能达到如此效果。总地来说,我能遇到这样一个的历史机缘,也只能说是何其有幸。

    山东省立图书馆薛仁明讲座现场。供图/薛仁明

    山东省立图书馆薛仁明讲座现场

    我的口头禅是:我算哪棵葱?!

    凤凰湖南:薛老师,您觉得您是个身心灵导师吗?

    薛仁明:绝对不是,我就是个乡下人。我讲的东西,就四个字可以形容:东拉西扯。有些东西,需要个过程,要东指指、西指指。大家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听,没有那么多目的。

    凤凰湖南:“国学热”在大陆这几年火热,许多企业家或多或少会往这上面靠近。您身为国学传播者,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薛仁明:刚开始,大家对国学有好感,于是于丹就风靡了起来。就当时大家的状态而言,接受她,也算是刚刚好。但很快地,大家就过了那个阶段,需要比较深刻一点的东西,于是全中国到处都是国学班。北大、复旦的教授就满中国到处跑。目前来讲,主流还在这个阶段。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已經到了第三个阶段,他们已经跨越了学院派。他们知道学院派讲的国学,跟大学需要的国学是两回事。你仔细听学院派国学,就在概念里面转,生命很难受用。你听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可就是使不上力;当然,这些教授会说是你没办法知行合一,可问题是:你到底怎么知行合一?教授们自己做得到吗?

    知行合不合一,不是关键;关键是那个“知”,本身就有问题。像我那样跟学生讲,他们会产生能量,可是学院派的“知”说得再有道理,却不会产生能量,因为这两种“知”不同。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国学会慢慢进入第三个阶段,大家会不再满足老是讲概念性的东西。

    凤凰湖南:您应该接触过那种上过很多传统文化课的人,在您看来,这群学生有何特点?

    薛仁明:这类学生有好有坏,坏处是这些人容易变老油条。他比较有知识障,会用以前很多想法来评判,离质朴、虚心比较远,容易偏执。我反而是遇到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常常一拍即合,一下子就搞定了。上过很多年课的人,很难这样一拍即合,他会用审视的眼睛看你。當然,那种上过很多传统文化课的人也不全然就是这樣,他們有些人其实是很认真、寻寻觅觅很久的,他们一旦看到了这个,“啊呀,这是真的”,就会异常兴奋,这些人是有备而来的。

    对我而言,反正我也不带领他们,只是有机会讲,如果他们觉得挺好,那就收益多些;如果听了半天,要用他以前学过的东西来指指点点,就也只能說:我和他没缘分。本质说來,这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我不需要担那么了不起的责任。我的口头禅是:我算哪棵葱?!

    凤凰湖南:您说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到了一个节点。这个时间点,您是怎么判断的?

    薛仁明:如果我十年前来这样讲课,大家不会当做一回事,大概只会把我看成是个义和团,呵呵!可今天我这么讲,能在各地引起共鸣,其实並不是我讲的多好,而是大家已经接近那一种状态了,彼此之间才能产生真正的共鸣。禅宗里面有句著名的话:“啐啄同时”。所谓“啐啄同时”,是有只小鸡要从鸡蛋里出来,必须小鸡在鸡蛋里啐,母鸡在外面啄,两个凭感应,要同时敲,小鸡才能出得来。所谓师生缘分,也就是啐啄同时。

    上回和一位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見面,他读了《孔子随喜》很震动。他说,如果二十几年前就能读到这本书,该多好。我和他说,你二十几年前读到这本书,也未必会觉得有多好。他现在五十岁,经历了一些生活阅历状态,再来读这本书,才会触动这么深,如果二十岁读这本书,大概会匆匆翻过去,觉得一般般吧!很多东西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因缘,都是很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

    凤凰湖南:薛老师,大陆大部分读者认识您,是通过《孔子随喜》这本书,它让《论语》变得不那么高深。只要识字,都可以读出一番韵味出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把文学与生命经验两者联系在一起?

    薛仁明:《孔子随喜》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就像我这种谈中国文化的课,本质并不在于我有多少的专业,而是连接到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生命经验上。很多人读了我的书、或者听了我的课,突然意识到经典本来就是平常人说家常事,只不过,经典是把这个平常事给提炼出来罢了!

    平常人、家常事,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母体。當然,很多人都有这种生命经验,只不過没有我这种特殊的因缘,他们不会太关切这个问题,可能也没有在经典里面下太多功夫,更没有把他过去的生命经验连接起来。我只不过是恰恰是读了这些东西,又能把我自己小时候在民间所熏陶的东西连接起来。我想,这样的连接,是眼下国学最要要紧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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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仁明讲座现场

    薛仁明长沙讲课部分内容:

    西方意义下许多艺术家的生命特质,常常要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种癫狂,脾气也会暴躁到完全不近人情。如果是个性情平正的谦谦君子,反倒很难成为一流艺术家,因为没有那種所谓的“真性情”。你要把你那个真性情发挥到极端的时候,你的艺术品才有感染,这是西方的思维。

    刚刚跟大家讲,在中国不会用像心理学那种方式每天分析自己,每天给自己在天人交战,中国不来这套。中国人是该干嘛就干嘛,在《论语》里面就是礼跟乐,所以说,我们该参加什么就参加什么,该听戏就听戏。看完戏之后,好戏,好啊好啊,那我们下次再来看戏。

    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的思维它跟西方有一个最本质上的差别,就像昨天有学生说,他听我的课听了几天,觉得我讲课的方式跟中药很像,为什么?背后有一个同样的逻辑,大家知道,中医和西医的一个最本质的差别在哪里?西医就是要找出病根,找出癌细胞、病毒,就可以用尽各种方法,怎么样把这个病毒、癌细胞给杀死。所以,它要强调邪不胜正,强调对抗、消灭、打击,這是西方思维。

    中医不讲消灭它,中医讲扶正祛邪。所谓的生病是你生命里面该有的平衡失去平衡了,只要你把你的正气给养足了,把你的平衡给找到了,那个病就迎刃而解了,就不存在了。所以治病最重要一个事情不是看到病根然后去除掉,而是让你整体的生命机能恢复应该要有的平衡状态,然后把你身上的正气给养起来,等到扶正了之后你就能够祛邪,不是去消灭邪,重点是在把你的“正”给养起来,扶起来。

    所以为什么孔子不会变成一个身心灵的导师,而是整天讲礼乐的大师。礼乐是什么?就是干正经事,是正面的事情,我们该干嘛就干嘛。今天你抑郁,心情不好,你不要去分析你为什么抑郁。如果你抑郁了,很简单,去晒晒太阳、看看树、去爬爬山、去找有趣的人聊聊天、去跟刘邦打打麻将、听他吹吹牛,会突然发现抑郁似乎好很多了,那这个“好很多”是不是直面我的抑郁呢?不是,而是把我生命里面的正气给养起来。你就发现你的抑郁少掉了一大半,等你的抑郁完全恢复你再回去看,会发现当初是自己想太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越把它当做是一个问题,就越没完。

    我以前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特别认真,每个学生要进来中学之前,可以做的身家调查,都做得清清楚楚,就是以前小时候曾经干过什么事,家里面有什么创伤,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全都查的清清楚楚,他以为这样才能把这个小孩给带好。你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台湾的教育都在干这种事,它要求所有老师,学生有任何的事情都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叫做辅导记录。将来这个辅导记录交给下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才能知道原来他有那些事情,才能对症下药。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你如果用这个眼睛来看这些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有罪的,每一个都伤痕累累,每一个都是需要被疗愈的,然后你就觉得我是来跟你疗愈的。可不幸的是,你如果认真分析,可能自己才更需要被疗愈,对不对?结果是一群不健康的人去疗愈一群不健康的,大家都在干这个事,这个就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说的“相濡以沫”。两只鱼儿快渴死了,结果我把口水吐给你,你把你口水吐给我,就在干这个事情。所以庄子讲,与其相濡以沫,不如咱们相忘于江湖,对不对?大家回去江湖不就得了吗?湘江就在旁边,洞庭湖就在那,过去不就好了。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礼乐。当你觉得没事,它真的就会慢慢没事;当你觉得有事,它真的就会越来越有事。当你觉得你另一半可恶,他真的就会越来越可恶,这叫做“心想事成”,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愿力”,有愿就有力。所以你越看他不顺眼,最后他真的就会变得让你不顺眼。

    实际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准点,中国人为什么不太谈人性,孟子讲性善讲的很好,没错,可是本质上你看孔子好像不太谈。那有讲性善有没有讲性恶,你要认真分析,性善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脾胃,可是为什么孔子不太谈,他就讲一个“性相近习相远”,为什么?因为你老是这样去抽丝剥茧,你最后只能把自己困住,没有几个人是经得起整天这样被分析的。我们就是这样“蛮好”、“蛮好”,不管是忽悠也好,还是真心也好,总而言之,你“蛮好”之后久了,真的就会蛮好了。

    中国的礼乐,背后提到一个底色,那个底色是光明喜气,然后你有个这个底色,这个东西你接近久了,久而久之你就被熏陶,你就把你生命里面那个正气、喜气给养起来。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被教育的,然后你接触这些东西接触久了,整个人就会明亮,就会有喜气。然后你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里面,中国的小孩到了六七岁,你跟其他文明系统的小孩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不识字,但是他们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礼乐这个氛围里面被熏陶的。他会有种明亮感,有种喜气。

     

     责任编辑:何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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