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林：学术音符是真、奇、巧

个人简介：
    生于1944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心理研究所所长。专著有《新闻心理学概论》、《大众传播心理学——从现代心理学视角看大众传播》。兼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新闻与传播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主编有《新闻心理学论文集》、《传播·媒介与心理》、《新闻心理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等。论文《试论受众的认知偏差——兼论新闻报道的负面心理影响》，1999年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二等奖；《浅析网民的心理生活空间》，2000年获广电总局高校优秀成果文科类二等奖。

    采访刘京林老师前，她先给我们做了一番素描——我是一个矛盾体：外表挺严肃，内心像个孩子；既自卑又自信，既胆怯又爱冒险；能记住电话号码，却记不住人家的模样；身子浸在现实中，脑子却常常泡在想象中——爱做梦；兴趣、爱好广泛，但样样“登不了台”；生理年龄直奔花甲，心理年龄仅有四十有余。怀着浓厚兴趣和敬仰之情，我们倾听了刘老师弹奏学术的音符是真、奇、巧……其实我内心很自卑，在你那本书里属于另类，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资本，唯有一点可以自慰的是我用自己的努力夺回了十年文革丧失的青春年华。但至今仍感学术功底太薄，没办法，只有不断往前追。

    王永亮：您在治学、为人方面有口皆碑，作为成功女性，您是如何自我评价的？

    刘京林：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被“文革”卷得荡然无存。几近不惑之年方才踏入北京广播学院的大门，从此，便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学以为耕，文以为获：在新闻与传播心理方面已有专著、主编5本，参与编写三本，论文几十篇。其中获中国新闻奖一项；获广电部（总局）奖三项。取得这点成绩，既得益于广院领导和师生共同营造的那种催人奋进的氛围；又得益于本人对“真”、“奇”、“巧”这三个字的领悟和追求。

    所谓“真”，一是洞悉真实的自我，不生活在虚幻中，不以自我为中心，正确认识、及时调整“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据此确立人生的方向；二是待人真诚、尊重他人、讲诚信：答应别人的事，无论大小，尽力兑现；三是办事认真，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分成功，需十分汗水去浇灌。所谓“奇”，一是有孩童般的好奇心，欲知世上一切事；二是喜好奇崛，厌恶重复和平庸，常会被深邃的思想所震撼，为奇特的点子所激动；三是善于运用多向思维，擅长联想，注重扬长避短，挖掘潜力，学会在夹缝中生存。所谓“巧”，一是能掌握做人办事的分寸，合理使用心理能，力求以少胜多，达到双赢效果；二是随机应变，与时俱进，深谙“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三是善于筹划时间，既有长计划又有短安排，办事讲效率，一分钟“掰”成两半“花”，讲究时间“套用”。
我深知，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永远存在差距，拉近这两者距离的路径：不断超越自我。

    胡雅娟：学界赞誉您是传播心理研究领域最有实力的学者之一，您认为无愧这一称誉吗？

    刘京林：对这个称誉不敢当。首先从我的前辈、同辈来说，有虞达文、徐培汀、谭启泰、宫云范、郑兴东、张骏德、刘海贵、汪新源、段心强等教授，他们才是新闻心理研究领域的创建者；其次从青年学者来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刘晓红为代表，她的专著《大众传播心理研究》资料翔实，论述周密，是研究新闻与传播心理的案头书。

    王永亮：您在北京广播学院担任传播心理研究所所长，近几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刘京林：从1994年起我们共组织召开了四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研讨会，在学界（包括新闻和心理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闻媒体的领导同志也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比如，1999年第三届研讨会前，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还专门发来贺信：“围绕新闻与传播心理学进行科学的研讨，无论对指导新闻实践还是改进新闻教学都有重要意义，我预祝研讨会成功。”没想到2000年初，他就去世了。
现在正做着两个课题，一个是教育部的《新闻心理学原理》。由于同类书已出版了十几本，要想超越，谈何容易！我为全书列出纲目，并组织了一些同志写，已几易其稿仍不太满意，关键在“两张皮”的问题难突破。新闻心理学、传播心理学是交叉学科，每写一篇论文，花费的时间、精力要比单一学科多上两、三倍，其中甘苦惟有心知。
    第二个课题是广电总局的《电视对象性栏目与北京市观众人格发展的应对性研究》。我们传播心理研究所的师生共同参与。做这个课题不仅需要运用发展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受众的人格发展，还要用统计学的知识对电视对象性栏目做内容分析，这种质化和量化的结合，对我们是一个新课题，极具挑战性。

    王永亮：1967年您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在您求学的岁月中，中国政局波诡云谲，有没有印象最深的事情？回首往事，有没有遗憾、幸运的事情？

    刘京林：大学毕业后，我在部队农场劳动两年，1970年参加工作。我想文革十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刻骨铭心。文革彻底改变了我的个性和人生。归纳起来就是让我从依赖走向独立，从服从走向自主，从单纯走向成熟，从强烈的优越感走向平民意识。文革前后对我来说是两个世界。由于父亲是高干，我在两岁就被送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幼儿园。1948年随父进京。1951年到北京育才小学上学。在这所学校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在那个时候就有了：除了学习我们还自己动手种蔬菜、向日葵；盖猪圈；挑大粪浇地。学校还请很多名人做报告，印象最深的是卓娅和舒拉的妈妈讲她的一双儿女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我还参加过学校的舢板队，并在比赛中当舵手。我很听老师的话，当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也比较优秀，初中毕业得了“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其间热衷于学生工作，擅长组织、宣传，还参加过北京市的团代会。这一阶段应当说相当顺，没受到什么挫折。1963年考大学，我却发挥失常，没有实现北大梦。当时我非常伤心，一个人躲在电影院里边看边掉眼泪。上了大学刚开始我还被众星捧月一般，在迎新大会上我代表新生发言；在班里第一批入党，还是系团总支委员。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父亲受到冲击、批斗，我瞬间失去了一切，马上就被抛弃了——原来参加的战斗队把我开除了，一时间竟失去了“组织”，没人敢要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三人“战斗队”接纳了我，我好感动！过去，由于他们出身不好，我常存戒心，为了与他们划清界限，几乎不与他们交流思想。这回都成“黑五类”了，与他们平视，得以窥探他们的精神世界，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发现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知识面宽，而且多才多艺，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挺深的，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在他们身上散发出的自尊、自强、自爱的力量，对我的心灵是极大的震动。反省过去自己以出身好为骄傲的资本，看不起他们是多么幼稚、可笑！那几年，我向他们学习了许多东西。这对我在以后的人生中逐步形成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的人文意识起到重要的转折性的作用。
1974年我在宣武区教育局工作，是局理论班子的成员。主要做过两项工作：写批判稿（当时局里开批判会，我负责写红卫兵的稿子）；负责全局系统（中学、小学、幼儿园、校外活动站）的通讯报道工作，成为从事宣传报道的“笔杆子”。记得第一篇批判“水浒”的稿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署名“武林”，是宣武区刘京林的缩写。那个时候，我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写了许多东西。虽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文章有不少问题，但却锻炼了自己的新闻敏感，强化了逻辑思维，打下了文字功底。这对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很有裨益。

    胡雅娟：新闻工作者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身心健康如何，不仅影响到个人、家庭，还直接关系到工作的质量。您长期从事新闻心理学研究，您爱人也是新闻工作者，因此您对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体会吧？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呢？

    刘京林：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对新闻工作者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在被调查的新闻工作者中存在心理障碍的占30%左右，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强迫这三种状态。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要以预防为主，因为自我是克服心理障碍、消除心理疾病的内因。下面这几种做法的效果都不错，不妨试一试。
    合理宣泄法：将积郁心中的情绪，在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予以释放，保持心态平衡。宣泄的方法有：找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倾诉；写日记；进行体育锻炼等。目前国内也有一些机构设置了专门让人发泄情绪的场所，如天津市于2000年8月开办了一个“心理减压室”，室内备有塑料制的大锤和充气娃娃，任来者发泄。
    转移注意力法：很简单，当火气上涌时，有意识地转移话题或做些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
    精神升华法：这种变挫折为动力的方法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处，是一种较高水平的宣泄。如北京青年报记者黄利，1994年底被失眠、厌倦、疲惫占据了生活的核心，但她没有消沉，一方面搜集大量国内外资料，另一方面以自我为对象进行剖析，并以亲身经历写成了《第三状态》一书。这本书就是作者精神升华的产物，她不但找回了健康，还重新获得了工作能力。
    幽默法：适当的幽默是精神生活中的清毒剂，是极有助于个人适应环境的工具。
    自慰法：要学会运用“甜柠檬效应”和“酸葡萄效应”，即用各种理由强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所没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以此来保持心理平衡和冲淡痛苦。这是一种知足常乐的心理防卫机制，不失为一种帮助人们接受现实的好方法。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