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冰：“当代艺术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它有很多问题”

2015年12月31日，徐冰工作室把电影《蜻蜓之眼》的预告短片放到了网上。这是他2014年卸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后，公开发布的第一件新作品。此前他受邀参加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带去军械库古老船坞吊装的是旧作——巨大装置《凤凰》。

2016年1月6日，导演贾樟柯到工作室来看片，和徐冰、诗人翟永明聊了一下午。贾樟柯对翟永明说：和你们的作品方法比起来，电影太老了，感觉我们的工作都没有意义了。徐冰在采访中向我转述这句话后说：“他当然是一个玩笑，但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监控画面对于电影领域的价值。”

这的确是部手法极其特殊的电影。没有摄影师，没有一个自己拍摄的镜头。徐冰和团队用20多台电脑工作半年，从上万个小时的监控录像中采集素材，剪辑成剧情长片。作品没有拿“龙标”，不可能在院线公映，到目前为止也还在剧本调整和后期制作中。但从透露的情节看，故事好像并不复杂：一个无法界定自己身份的女孩，名叫蜻蜓，她一直在整容。

徐冰用监控画面做电影的想法大约开始于4年前：某天偶然从电视上看到几个监控画面，发现里面竟有一种特殊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吸引他。他想，如果一部电影所有画面都是这样的，一定会很感染人。徐冰开始托朋友帮忙搜集视频资料。最早得到的是一段接近两个小时长度的监控素材，地点在某医院停车场。他试着用里面的一段画面来讲故事。“两个人在那讲话，下着雨，讲完后，两人分头走开……其实是可以给这段讲出故事的。后来我了解到有一种孩子玩的游戏，就是坐在街边上，看着街上的人，然后瞎编故事。但它是一种乐趣。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游戏……这次实验以后我觉得，用监控做电影的想法是可行的。”徐冰说。

作品的灵感其实都不是偶发，有时候就日久埋在一条隐藏的线索里。徐冰曾写过他在“纽约东村7街52号地下室”的生活，文章里有一段记述，现在读起来，旁观者似乎可以发现他以监控素材做作品的更早闪念。

1990年徐冰以“荣誉艺术家”的身份移居美国，纽约是他的第三站。1993年3月，他从南达科他州一个叫弗米利恩的小镇搬到纽约后，有段时间寄住在艾青的儿子家里——位于东村中心的一个地下室。他搬回北京后，把租房合同转到了徐冰名下，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98年。这个地下室所在的地界正好是朋克文化的发源地，每天朝圣者众多。旁边还住着“垮掉一代”的巨星艾伦·金斯堡。但对中国人来说，更有名的不是诗人金斯堡，而是这个地下室，因为在那里拍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中姜文演的主人公王启明刚到纽约时就落脚在这个地下室，房间里所有家具都是电视剧里的道具。徐冰说，拍剧的时候艾青的儿子是房主，等剧在国内热播的时候，房主已经换他了。90年代这地下室还住过不少过客名流，演艺界的有张艺谋、陈凯歌、郑晓龙、冯小刚、姜文、王姬等人，艺术圈的有批评家栗宪庭和画家刘小东、喻红夫妇。

徐冰成房主后，遇到一件挺“东村”的事。纽约地下室入口都是在大门的台阶下面，通常是个低于地面的小天井。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剧组在这留下了一个红灯泡没取走。“也许是这个红灯的原因，这里成了流浪汉和街头女孩们做爱的场所。晚上工作或睡觉时，有时能听到外面有响动或喘气声，那一定是有人又在‘干事’。我一般是随他们去，流浪汉和妓女的爱情多浪漫，也需要有个地方呵。”徐冰说，他当时想过在门上安一个摄像机，也许哪天能做个作品什么的，但那时也就是想想而已。

其实《蜻蜓之眼》的想法后来也搁置了两三年，等真正进入作品实施已经是2015年秋天。和之前相比，徐冰和他的团队发现，最大变化是素材来源已经多得可怕，网络上每天都有无数公开发布的监控视频画面，坐在工作室的电脑前，他们可以清楚知道此刻在遥远的某个城市、某条街上，有一个怎样的酒吧或餐馆，甚至它每天什么时候顾客多，什么时候顾客少。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监控的世界里。

其他人建议也许做短片好，但徐冰根本不想要那种艺术家的视频艺术（Video Art）。在他看来，只有电影概念和剧情长片，才能和监控的概念形成那种“太冲突了”的互释关系。徐冰说，一般人想象它（电影）是不可能的，但就是因为不可能，如果走通了，它就可以为我们的概念提供新东西。

为艺术的系统提供新的东西，这么多年都是徐冰做作品的想法起点。“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

徐冰作品《地书》，2012年上海版本（退底）。他通过收集世界各地的标识和各种领域的符号，做了这本说什么语言的人都能读懂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