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评析

       余华本人在他中文版小说《活着》的序言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

       小说《活着》讲述的是一个旧社会的“败家子”如何受苦受难的故事。福贵的一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悲剧。父母去世后，他又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 岁的外孙,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身边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还活着。人生的苦难,亲人的相继死亡并没有使福贵绝望。生命并没有因为苦难和死亡而崩溃,在经历一次次的死亡与眼泪后,其精神却升华到了更高层次的“活着”，“经过太多的苦难和见过过多的死亡的他却渐渐变得坦然、平静”。 死亡是福贵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悲剧。但每一次亲人死亡,对福贵而言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都是福贵生命的一种直接体验。面对亲人的死亡,福贵的所有痛楚的惟一的表达方式是“眼泪”。面对频繁的生与死的打击，眼泪似乎变得万能。

        余华把小说主人公的悲惨故事置于一个个极端的生存背景下，绝境下的生命个体的生存本相更加真实可感。这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忍耐,哪怕厄运极不公正地把死亡一次次加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他都能宽容面对,接下命运赋予的千斤重担。小说字里行间都是沉郁、悲痛的气息在游走，而我们的主人公以依然是那么坚定。老人的微笑,他谈论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时的语气,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我”在福贵的脸上,看不到苦难的摧残留下的悲伤和颓唐, “我”看到的是“宁静在遥远处波动”。这种忍耐,已磨砺为一种柔性的品质,保卫着他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

        作品名字叫“活着”,从头到尾却紧紧包裹在一团死亡的气息之中。一次次残忍的生命掠夺,活着变得艰难,生存充满磨难。能让受难的生命直面苦难的精神支柱惟有活下去的希望——只要能活下去。福贵的娘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土地改革运动中,福贵因为败家,因祸得福,躲过一劫。惊魂未定的家珍对福贵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福贵说:“你说得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这对苦命的夫妻,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一双新鞋,一家人的团聚。

        这些朴实单调的话语，从那些对命运毫无把握的平凡人口中说出，我们能体会到其中饱含的辛酸，还有对“活下去”这个目标怀有的单纯的渴望。其实,他们对活着的希望,仅仅是活着本身,他们没有更远的打算,也不可能有更高的欲求,活下去,就是活着的理由。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在极度的生存状态下遭受苦难打击的中国农民来说, 活着,就是“忍受”，只要能够经历这个过程,他们就心满意足了。选择沉默。因此，《活着》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的人生和命运， “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忍受，就是解脱苦难的途径。也正如作者说的，“《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担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比起西方人念念不忘的“神”的救赎和“上帝”保佑，中国的老百姓更愿意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还能看着这个世界，总会看见好日子来的那天。相对死亡而言，活着，就是强大。既然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就要忍受。

        余华的这番自我阐释，表明福贵的平凡人生和生活传奇，不但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艰难的生活历程，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而其实，也借以在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揭示了一种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有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柔性色彩，也表明余华对人的生命和存在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剑拔驽张，而是充满对生命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