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务正业很多年（文：陈仁德）

在切入正题前，我先说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幅漫画。画面上鲁班师傅正扬起头对一群人大声训话：“你们要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木匠！”站在鲁班师傅面前的有李逵、曹雪芹、林黛玉等人。李逵手握板斧，昂首挺胸，志得意满，显然，他对这个工作能够愉快胜任；曹雪芹却低着头，长长的发辫垂到腰下，无可奈何之极；林黛玉表情最沮丧，她握着葬花锄，愁眉苦脸、花容失色。千万不要认为这是笑话，当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你适不适合，只要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得“下定决心”去干一辈子，曹雪芹林黛玉概莫能外。试想，如果真要曹雪芹林黛玉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木匠，将会是什么结局？估计曹雪芹林黛玉一定做不好，一定会不务正业。

央视记者到我家采访

当年我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这个话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说了。

这么说吧，在我45岁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自己喜爱的岗位上工作过，其中只有一个岗位曾经有过短暂的喜爱，后来很快就失望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完全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命运把你抛弃到哪里，你就在那里不能动弹，用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决定你命运的某个人把你狠狠地拧在那里，你休想挪动半分。你如果居然敢说你不喜爱自己的职业，就会有一大堆帽子在等着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无组织无纪律”。

我从小喜爱文学，尤其喜爱诗词，一心一意做着文学梦。可是，当我还没有进入梦境时，梦想就破灭了。首先是失学，然后是下乡，之后做过多种职业，都与文学绝缘。

我做过些什么职业呢？先是种田，也就是插队务农，以耕耘为生，春夏秋冬风吹雨打都在田间地头，几乎做过所有农活，手掌全是干茧。后来又到某山区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做营业员，出售粪瓢粪桶之类，每天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粪瓢粪桶以及毒气弥漫的农药化肥，欲避而不能。再后来又到县土产公司做苎麻技术员，每月有20多天在村社查看苎麻生产及收割加工等。如此等等，都与我所喜爱的文学毫无关系。

坦诚地说，我从来没有热爱过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只是我无可奈何的谋生手段，而不代表我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样一来，不务正业就不可避免了。

做客新华网

在工作上，我的底线就是完成任务，不出差错，从来不去争什么先进。所以，我虽然学会了几乎所有农活，却决不是种田高手；虽然对出售粪瓢粪桶的业务很熟练，却决不是业务尖子；虽然了解一些苎麻的基本常识，却决不是技术骨干。我从插队时开始，就用业余时间自己看书学习。那正是文革疯狂之时，看书如同做贼，只有风险，毫无功利，更谈不上什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只是兴趣使然。

插队种田虽然辛劳，但氛围相对宽松，贫下中农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才不会管你收工后在做什么呢。到了供销社就不同了，我所在的供销分社一共才五个人，可是也算一个单位，有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这时便有人阴阳怪气地出言语了：“业余时间不专研业务，看啥子《唐诗三百首》哟。”

很奇怪的是，业余时间其他同事聚在一起大声喧闹着说那些流里流气的黄段子，或者不知疲倦地“剃光头（打扑克）”，却从来没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我关起门来静悄悄地看书，却有人指责。

我做苎麻技术员时，文革已经过去，不必再偷偷摸摸看书了。我住在乡下的旅馆里，白天下村，晚上坚持看书做笔记。这一时期我学完了《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玉台新咏》等，积累了一大叠笔记。《白居易忠州诗注》也是这时完成的。我常住的公社旅馆条件很差，被子又脏又黑虱子成群，蚊帐破洞大如拳，晚上蚊如雷鸣，一天只有一盆水，早上洗脸晚上洗脚。这些困难对于我这样一个曾经插队四年的人只是小菜一碟。最难受的是电灯光线不足，那是公社小水电站发的电，电压不稳，时明时暗，变化无常，最暗的时候电灯里的钨丝如同细小的红丝线。往往我看书入神时，忽然电灯就像变戏法一样从白炽灯变成红丝线，眼前一片黯淡。可能是防止旅客偷灯泡，灯泡高挂在屋顶，有时我为了继续看书，就旁若无人地站到桌子上把书举到灯泡下，这样可以借助“红丝线”微弱的光线勉强看清楚。

我业余时间基本上不看业务书籍。土产公司某些人对我颇有微词，还是那句似曾相识的老话：“业余时间不专研业务，不务正业。”一次，重庆师专两位老师为搜集地方文史到公司寻访我，我正好去了乡下，公司那位人事干部就没好气的对两位老师说：“这个陈仁德，不务正业！”

更要命的是，我渐渐在县上有了点小小的名气，县政协准备调我去做某种工作，到土产公司征求意见时，也被那位人事干部以“不务正业”给顶了回去，使我失去了一次被人们认为很宝贵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我依然不务正业，业余时间拼命看书写作，这时我已经在《四川日报》《万县日报》《龙门阵》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在县城的文化圈里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

北京雅韵山河诗词研讨会

1984年，我参加全县“以工代干”的转干考试。（这里要诠释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以工代干”就是用工人代替干部办公，但是身份还是工人，转干就是转为干部。）全县至少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转干考试，我意外获全县第一名，于是正式转为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由于有了干部身份，兼以在文化圈的名气，1984年，组建不久的忠县志办公室将我正式调任编辑。

编修县志是我非常喜爱的事业。我祖父曾经在抗战中编撰了51卷的《忠县志》，后因神州鼎革未及付梓，留下终身遗憾。祖父临终嘱咐后人继承遗志完成修志愿望。我是祖父最疼爱的孙子，继承祖业非我莫属。我是怀着这种崇高的理想进入县志办修志的。但后来事与愿违，第一是如今的修志已非从前，动辄要以什么为指导思想……第二是县志办的主任虽然是个好同志，但实为扫盲干部，文字一窍不通……我慢慢就觉得一腔热血化为冰水，心情糟透了。还好，我趁在县志办工作时如饥似渴地搜集地方文史资料，遍访遗老，查考典籍，几年之间，我就毫无悬念地成了地方文史权威，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本文开始时我说过“只有一个岗位曾经有过短暂的喜爱，后来很快就失望了。”这岗位就是县志编辑。

之后我又到了县扶贫办，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连扫盲程度都不具备但却混账之极的主任，那些啼笑皆非的经过就不说了，说起恶心。就是在这时我忍不住说出了一句很放肆的话：“凡是领导过我的人，没有一个比我水平高！”

作品入选《新语文读本》

我这副德性当然不适合在政府机关工作，所以，当《公务员条例》颁布后，我惊喜地发现上面有一条是“连续工龄30年以上者可以退休”，高兴万分，立即办理了退休手续。那年我45岁，从16岁插队开始计算工龄，正好30个年头。我轻轻一挥手就离开了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的县府大院，感到开心极了。想到在我这个年龄还有很多人削尖脑袋绞尽脑汁都想挤进县府大院，真是可怜。

这以后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我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做的工作都是自己喜爱的，我再也不会不务正业了。我先后在《三峡都市报》《重庆商报》《重庆青年报》《重庆健康人报》等报刊做记者、编辑、主编、主任，如鱼得水，我的业务得到业界公认。我的新闻作品、文学作品连续获奖，我的著述一本接一本出版，作品被收入《新语文读本（初中卷5）》，我撰写的诗赋联刻碑勒石遍布好多地方，多次到电视台做嘉宾，到各地讲学，2015年被评为重庆市“十佳读书人”。这些不多说了，点到为止，免得有自吹之嫌。

学术讲座

回头看走过的路，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不务正业，如果我当年太“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些都是当年的标准化语言），这个社会可能会多出一个卖粪瓢粪桶的先进工作者，同时也就少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文化人。

不务正业，幸甚至哉！

                        2016年10月28日  重庆天龙路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