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礼器碑》内容的主旨意义和时代意义（文 牛家强）

摘要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是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的重要碑刻，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作为东汉隶书的典范之作，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书法艺术领域，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以《礼器碑》原文与译文为核心依据，深入剖析碑文内容的主旨意义，从尊崇孔子与儒家文化、记录韩敕治鲁功绩、展现吏民协同精神三个维度展开解读；同时结合东汉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探究碑刻在当时的时代意义，包括强化儒家正统地位、规范地方治理范式、推动文化传承与艺术教育发展等方面，全面揭示《礼器碑》在东汉社会及后世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礼器碑；碑文主旨；时代意义；儒家文化；东汉碑刻

东汉是中国碑刻文化的鼎盛时期，诸多碑刻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活化石”。《礼器碑》作为东汉隶书的代表作之一，素有“汉隶第一”的美誉，其碑文详细记载了鲁相韩敕修缮孔庙、增造礼器、优免孔子亲族赋役等事迹，还收录了吏民捐资立碑的名录，是研究东汉中期地方社会、儒家思想传播及书法艺术发展的珍贵资料。

   以往对《礼器碑》的研究多聚焦于书法艺术，对其碑文内容的主旨解读及时代意义的系统分析尚有不足。本文结合碑文原文与译文，梳理碑文核心信息，明确其主旨指向，再结合东汉“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地方治理模式及艺术教育发展背景，挖掘碑刻在当时社会的多重价值，为理解东汉中期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视角。

 一、《礼器碑》内容的主旨意义

   《礼器碑》碑文结构清晰，正文部分以颂扬韩敕功绩、尊崇孔子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碑阴及碑侧则记录捐资者信息，整体主旨可概括为三大维度：尊崇孔子与传承儒家文化、彰显韩敕的治鲁政绩、体现吏民协同的社会共识。

（一）核心主旨：尊崇孔子与传承儒家文化

   碑文开篇即追溯“华胥生皇雄（伏羲）”“颜母育孔宝（孔子）”的历史，将孔子与伏羲并列，强调二者“俱制元道，百王不改”的地位，明确孔子“近圣，为汉定道”的核心价值——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汉朝治国理政与社会秩序的核心准则。这种定位并非偶然，而是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延续与深化，将孔子从“诸子百家”的代表提升为“为汉定道”的“近圣”，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性。

   碑文对孔子的尊崇还体现在具体举措的记载中：一是优免孔子亲族赋役，“复颜氏并官氏邑中繇发”（免除孔子舅族颜氏、妻族并官氏的徭役与兵役），以“尊孔心”；二是修缮孔庙与增造礼器，“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锺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既恢复了孔庙的祭祀功能，又完备了儒家礼乐仪式所需的器物。这些举措并非单纯的“复古”，而是通过物质载体（孔庙、礼器）与制度优待（免赋役），将对孔子的尊崇转化为具体行动，使儒家文化从思想层面落地为社会实践，实现“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学，莫不冀思，叹仰师镜”的文化认同。

   此外，碑文还强调孔子思想的“承天”属性，“制不空作，承天之语”“俱祖紫宫，大一所授”，将儒家思想与“天命”“天道”绑定，既强化了孔子思想的神圣性，也为儒家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天命所归”的理论依据，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社会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二）重要指向：记录韩敕的治鲁政绩与执政理念

   碑文以大量篇幅记述鲁相韩敕的举措，实则是对其治鲁政绩的系统梳理与颂扬，核心体现了韩敕“以儒治鲁”的执政理念。具体而言，韩敕的政绩可分为三类：

 其一，文化治理层面：修缮孔庙、增造礼器。碑文详细描述了修缮过程的严谨与礼器的完备，“法旧不烦，备而不奢。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圣制，事得礼仪”，既遵循传统礼制，又不铺张浪费，既符合“天道中和”的理念，又契合儒家“礼”的规范。这种“文化治理”的思路，将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修复儒家文化圣地（孔庙）、完备礼乐器具，实现“百姓和，举国蒙庆”的社会效果。

 其二，民生关怀层面：优免孔子亲族赋役与疏通水利。韩敕不仅关注文化建设，还注重民生实际：对孔子亲族的赋役优免，既体现对孔子的尊崇，也间接传递了“尊贤亲族”的儒家伦理；而“深除玄污，水通四注”（清除河道淤泥，使水流通畅）的举措，则解决了地方水利问题，保障了民生。碑文特别提到“漆不水解，工不争贾”，赞扬韩敕执政时的公正与务实——工匠制作的漆器质量优良，工匠劳作不哄抬物价，侧面反映出韩敕治理下的地方秩序井然，吏治清明。

 其三，社会动员层面：推动吏民协同参与文化建设。碑文结尾收录了“故涿郡大守鲁麃次公五千”“故从事鲁张嵩眇高五百”等百余位捐资者的信息，涵盖前地方高官、现任官吏、普通士人等多个群体。这一记载并非单纯的“名录”，而是韩敕“以儒聚民”的证明——他通过尊崇儒家文化的举措，凝聚了地方各阶层的共识，使吏民自愿捐资立碑，既彰显了韩敕的个人威望，也体现了其“以文化人”的执政成效。

（三）隐性主旨：构建吏民共尊儒家的社会共识

   碑阴及碑侧的捐资者名录，看似是碑文的“附属部分”，实则蕴含着重要的主旨意义——构建“吏民共尊儒家”的社会共识。从捐资者身份来看，既有“故涿郡大守”“故会稽大守”等卸任高官，也有“相主簿”“从事”等现任地方吏员，还有“颍川长社王玄君真”等普通士人，覆盖了地方社会的上层与中层；从捐资数额来看，从五百钱到五千钱不等，体现了不同阶层的参与度。

   这种“多元参与”的背后，是韩敕通过尊崇儒家文化，将地方吏民的利益与儒家文化的传承绑定：对官吏而言，参与捐资立碑是对“以儒治世”理念的认同，也是积累个人“德望”的途径；对士人而言，这是践行儒家“尊圣”思想的具体行动，符合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对地方社会而言，吏民共同参与文化建设，打破了阶层隔阂，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纽带，实现了“四方士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的社会效应。可以说，捐资立碑的行为本身，就是“吏民共尊儒家”共识的具象化，而《礼器碑》则成为这一共识的永久载体。

 二、《礼器碑》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礼器碑》的立碑时间为东汉永寿二年（156年），此时东汉已进入中期，中央皇权与外戚、宦官的斗争逐渐加剧，但地方社会仍在“独尊儒术”的框架下稳定发展。结合这一时代背景，《礼器碑》的时代意义可从文化、政治、艺术教育三个层面展开。

（一）文化意义：强化儒家正统地位，推动礼乐文化复兴

   东汉自建立以来，始终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明帝刘庄“通明经义”，章帝时期召开白虎观会议，进一步将儒家思想法典化。到永寿二年（156年），儒家思想虽已成为社会主流，但经历“秦项作乱，不尊图书，倍道畔德”的历史冲击，儒家礼乐文化仍需进一步恢复与强化。

《礼器碑》的核心作用，正是通过“修缮孔庙、增造礼器、优免圣族”的具体行动，推动儒家礼乐文化的复兴。一方面，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圣地”，其修缮与礼器的完备，使儒家的祭祀仪式得以规范开展，而祭祀孔子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强化——通过“礼器升堂，天雨降澍”的仪式场景，让吏民直观感受儒家“礼”的庄重与“天人合一”的理念；另一方面，碑文将孔子与伏羲并列，强调其“承天画卦”“制《元孝》”的神圣性，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与“天命”结合，提升了儒家文化的权威性，使“尊孔”从个人行为上升为社会共识，从思想认同转化为制度实践，为东汉中期儒家正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重要支撑。

   此外，《礼器碑》对孔子“为汉定道”的定位，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东汉中期，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地方豪强势力逐渐崛起，而儒家思想作为“共同信仰”，能够跨越阶层、地域的差异，实现文化整合。《礼器碑》所记载的吏民协同捐资、共尊孔子的行为，正是这种文化整合的体现，为当时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精神基础。

（二） 政治意义：规范地方治理范式，树立“儒吏”榜样

   东汉时期，地方官员（如郡守、国相）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关键纽带，其执政理念与举措直接影响地方社会的稳定。《礼器碑》中记载的韩敕，是东汉中期“儒吏”的典型代表——他以儒家思想为执政核心，将“尊孔”“兴礼”与地方治理结合，形成了“以儒治鲁”的治理范式，这一范式对当时的地方政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首先，韩敕的“文化治理”模式，为地方官员提供了“为政以德”的实践样本。在东汉中期中央权力动荡的背景下，地方官员若仅依靠行政手段治理，易引发社会矛盾；而韩敕通过修缮孔庙、兴造礼器，以文化手段凝聚民心，既实现了“百姓和，举国蒙庆”的治理效果，又避免了行政强制带来的抵触情绪。这种“以文化人”的治理思路，符合儒家“仁政”理念，成为当时地方官员效仿的对象。

   其次，韩敕优免孔子亲族赋役、疏通水利的举措，体现了“儒吏”“重民生、轻赋役”的执政原则。东汉中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重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而韩敕通过“复颜氏并官氏邑中繇发”的优免政策，传递了“尊贤恤民”的理念；通过“深除玄污，水通四注”的水利建设，解决了民生实际问题。这些举措不仅赢得了吏民的认可，也为中央政府规范地方吏治提供了参考——即地方官员需将“儒家伦理”与“民生实践”结合，才能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

 其三，《礼器碑》的立碑行为，也是地方官员与中央政策的“呼应”。东汉中央政府始终强调“尊儒”，韩敕在鲁地推行的“尊孔兴礼”举措，本质上是对中央“独尊儒术”政策的贯彻与落实。这种“地方响应中央”的互动，既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也使儒家思想成为维系中央集权的重要纽带，对东汉中期政治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艺术教育意义：契合东汉艺术教育发展，推动隶书艺术成熟

    东汉灵帝时期（168-189年）设立的鸿都门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文艺专科大学，标志着书法艺术正式进入官方教育体系。而《礼器碑》立于永寿二年（156年），虽早于鸿都门学设立，但处于东汉书法艺术从“实用”向“艺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书法特点与当时的艺术教育发展趋势高度契合，对隶书艺术的成熟与传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从书法艺术本身来看，《礼器碑》的隶书以“瘦劲挺拔、结体严谨、法度森严”著称，其笔画“起笔方折、收笔锐利”，结体“左右匀称、疏密得当”，既保留了隶书“蚕头燕尾”的基本特征，又融入了严谨的法度感，成为东汉隶书的“标准范式”。这种“规范化”的书法风格，与东汉艺术教育“重法度、重传承”的理念一致——鸿都门学虽以“辞赋、书画”为教学内容，但核心仍是培养符合官方审美规范的艺术人才，而《礼器碑》的书法风格，正是官方审美规范的体现，为当时的书法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从传播层面来看，《礼器碑》作为立在孔庙的公共碑刻，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无论是前来祭祀孔子的官吏、士人，还是当地百姓，都能接触到碑刻的书法艺术。这种“公共性”使其成为隶书艺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推动了隶书从“官方文书字体”向“艺术字体”的转变，为东汉后期书法艺术的繁荣（如《曹全碑》《乙瑛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此外，《礼器碑》碑文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也体现了东汉书法艺术的发展趋势。碑文的核心功能是记录事迹、颂扬功绩，属于“实用文书”范畴，但书写者通过精湛的隶书技艺，使碑文兼具“实用”与“艺术”双重价值，这正是东汉书法艺术转型的核心特征——即书法不再仅仅是文字记录的工具，而是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礼器碑》的出现，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初步完成，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综上所属，《礼器碑》作为东汉中期的重要碑刻，其内容主旨与时代意义相互关联、相互支撑：主旨层面，它以“尊崇孔子与儒家文化”为核心，记录了韩敕“以儒治鲁”的政绩，构建了“吏民共尊儒家”的社会共识；时代意义层面，它在文化上强化了儒家正统地位，推动了礼乐文化复兴；在政治上规范了地方治理范式，树立了“儒吏”榜样；在艺术教育上契合了东汉书法艺术转型趋势，推动了隶书艺术的成熟。

 从历史价值来看，《礼器碑》不仅是研究东汉中期儒家思想传播、地方治理模式的珍贵资料，也是理解中国书法艺术从“实用”向“艺术”转型的关键实物证据。它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个人功绩记录”，而是东汉“独尊儒术”文化传统、地方治理需求与艺术教育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当时社会文化、政治、艺术生态的集中体现。

 后世对《礼器碑》的推崇，既源于其“汉隶第一”的书法艺术价值，也源于其蕴含的“尊儒兴礼”的文化精神。在当代，重新解读《礼器碑》的主旨意义与时代意义，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东汉社会，也能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文化治国”的现代路径提供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牛家强，字呈心，号望草舍主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协会理事、安徽诗词学会文艺部副部长、淮北市书协副主席、淮北市诗词学会副主席。在书法篆刻领域有一定研究。作品先后入选“全国首届篆刻作品展览”、“甲骨文书法展”、“安徽省第一、二、三届篆刻作品展览”等数十次大小展览并获奖，2014年评为“书画界最具贡献人物”，多家媒体都作了专题报道。

责任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