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百年 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

      从1881年以一个“打酱油”的小军官身份初涉戎事，到1916年权倾天下却众叛亲离，袁世凯35年的政坛生涯，留下太多的争议。他集“中国之华盛顿”、 “真正的改革家”、“独夫民贼”、“窃国大盗”、“卖国贼”等各种标签一身，死后一百年来，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差评压倒性地多于好评。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写到：“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以一篇雄文口诛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更是恶评其为“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

　　但是，随着很多历史材料的发掘与分析，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渐渐去政治工具化，变得不再是一边倒的否定。标签化、口号化、泛政治化的评价，退让于以理性、客观为前提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进步。站在一个更加纵深的历史上，将时间的座标尺、历史的光谱延展开，以“同情之理解”去看待前人在中国近现代化转型的各种尝试，也许更有助于今人来重新认识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大变革。

　　近日，湖南省社科联硏究员、《船山学刊》原主编张以文先生历时近20年研究之新著《袁世凯时代》脱稿。该书摆脱传统的述史格局，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为视角，广泛吸收了海内外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全面论述和评价了袁世凯时代及其个人的功过得失，深入探索了晚清民国的政党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诸问题，视角新颖，新见迭出。那么，在他看来，袁世凯的改革对中国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有何作用？他希望恢复大国自信的举措，是否影响到民族文化的重建？“后袁世凯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劫难频仍？就此，张以文先生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的独家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

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船山学刊》原主编张以文接受凤凰国学专访

　　 凤凰国学：袁世凯去世已经100年了，人们仍在讨论着关于他的话题。过去我们教科书上对他的描述，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纠纠武夫，一个专制横暴、卖国求荣的统治者。从您的研究看，是这样的吗？他有没有做过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

　　 张以文： 袁世凯去世已经一百年，但人们仍在关注着他，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重要。和孙中山一样，在近代历史的书写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和孙中山死后备极哀荣的结果截然不同的是，袁世凯死后痛遭诟病、谤满天下。这种状态与国民党宣传家戴季陶、冯自由等人的定论是有关的。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出发，丑化政敌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任意塗写历史的方式，是时代特定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发表了专著、论文、传记，对袁世凯早年生活及其成长道路，进行了梳篦整理。实际上，他出身在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书香世宦之家，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和曾国藩是同朝进士，极亲密的朋友，且同在理学大师倭仁门下研习学理。父兄一辈都是读书出身，多有成就于社会，他自已在少年时代就怀抱救国宏愿，算得上一个有志之士。

　　晚清十年新政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在袁世凯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改革由经济、军事、文化的现代化起步，逐渐深入到政治领域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并为后来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他在总统任上，为抵抗列强侵吞外蒙古、西藏、东北三省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日本人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要独占中国东三省，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在国力困乏的不利形势下，他运用种种外交技巧和政治斡旋，以局部经济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守卫了国家主权，使日本吞并东北的野心失败。国民党当时为推倒袁世凯政权而宣传他卖国，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作依据。

　　 凤凰国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袁世凯从崛起到陨落，也就是说，从走进政治中心到恢复帝制后众叛亲离，过程并不算长，但折射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纠结。您觉得袁世凯选择帝制，真的只是权力膨胀的结果吗？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张以文： 这应该是评价袁世凯历史地位的核心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四分五裂，蒙古、西藏面临肢解，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重建自己的国家。派别不同的政治精英，为社会提供了三种可能的选择。

　　以宋教仁为首的稳健派，主张在维持袁世凯为总统的前提下，推动“政党政治”，用议会力量，逐步取得政权，过渡到民主社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再起“二次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推倒袁世凯夺取政权，以便＂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而以杨度为代表的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国家贫弱，外敌凭凌，内部四分五裂，首先要统一国家，巩固中央集权，保护工商业发展，积累财富、强大军队，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立足。他认为，民主是重要的，但是，是第二步的事。

　　作为执政者，袁世凯坚持这一政治路线。他希望借皇帝的政治权威，安定社会，他的称帝，是在国内动荡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果。应该指出的是，他试图建立的洪宪帝制，和传统的封建专制帝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洪宪帝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是传统专制国家走向现代民主的一个折衷的步骤或一种初级的形式。世界上有二十二个亚欧国家，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社会转型。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抱有个人权势欲望，但从历史的客观事实出发，当时社会潮流的推拥，是他接受君宪的重要因素。

　　 凤凰国学：我注意到，您是以“中国现代化”为自己研究的视角。那么，您认为袁世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袁死后，他的成果是否有所保留？

　　 张以文：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时断时续、强弱不一。袁世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民国初年，大力推动经济立法，主持制定和颁布了50余部工商法规，废除了晚清残存的垄断经营制度，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各类企业的限制。这些经济法规积中国数十年推行工商兴国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构建和确立了走向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这些法律与法规，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我们经济立法的原则。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果，也为当代经济学家所肯定。

　　袁世凯死后，袁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由于符合民族资本发展的实际要求，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这正是费正清称后袁世凯时代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重要原因。1930年以后，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推行“统制经济政策”，把国内大部分重要企业强行国有化，从而逆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历史课题。

　　 凤凰国学：您为什么认为“后袁世凯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炼狱？

　　 张以文： 首届国会制宪期间，以陈焕章等人为首的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基于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针对当时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草案，要求确立孔教为国教，以凝聚民族精神。由此而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论争的热潮，政治反对派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混为一谈，捆绑批判，历时数年，震撼强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梁启超、章太炎、戴季陶、吴虞、易白沙、胡适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把矛头指向孔子。号召打倒孔家店，宣称中国二千年的历史是吃人史，二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知识精英找不到方向，转而都愤怒地斥责民众麻木、愚昧、保守、贪鄙。他们以嘲弄自已民族的文化和民众的落后为快事，留学归来的教授们甚至宣称：中国文化没有美的情感、没有宗教的情感。主张把耶稣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感情培植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去。

　　知识精英们总结了中国的不可弥补的残缺：第一、中国文化不行，二千年混沌世界，无政治可言；第二、中国文字不行，钱玄同倡议废汉字，全部拉丁化，知识精英纷起响应；三、中国人种不行，血质低下，感情不崇高；四、中国人思维方式不行，没有苏格拉底似的欧式思辨，主因是缺乏宗教情怀；五、中国土地不行，农耕太久，地力疲乏，以至于产生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的一切，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就连为中国治过洪水的大禹，也被批成了一条虫。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空前的文化暴力，它几乎滌荡了中国人残存的自信和最后的尊严，不但是普通的民众，知识精英也大多失去信心。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富有者大举外迁或纷纷将子女送出国门，与此关系莫大。

　　 凤凰国学：从您最早开始关注袁世凯，到写成《袁世凯时代》书稿，前后花了多长时间？期间学界及主流意识形态对袁世凯的评价有没有大的变化？从民国到现在，研究袁世凯的人很多，您的创见在哪些方面？

　　 张以文： 我一直热衷近代史的研习，大学毕业时，林增平先生旧著“中国近代史”重版，他送了我一套，这使我格外珍视并加强了相关人物的研究。但直到90年代初，我才把注意力放到袁世凯方面。我从长沙晚报调到省社科联，希望偷闲做点研究，但新岗位仍要求我主办报纸且兼任杂志主编，因此进展极慢，历时漫长。当然这也好，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吸收学界的新成果。此期间，除了阅读大量的史料，我先后拜会过骆宝善、侯宜杰、郭剑林、苏全友、张华腾等袁世凯问题专家，访问了天津历史博物馆、保定直隶总督博物馆、小站练兵博物馆、武昌起义纪念馆、南京总统府、河南安阳洹上袁林博物馆等地方，收获不小。

　　开放以来，国内近代史研究包括袁世凯研究进展很大，大量的历史真相得到澄清，比如，以前都认定戊戌政变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发生的。诸多学者包括戴逸先生的论证，否认了这一结论。历史教科书的一些修订，也反映出了这些新的评价。

　　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成就，已经开始为研究者注意，人们以＂实用主义＂来定义他的成功。但是关于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和特点，没有什么人涉及，我在本书中做了初步的探索。

　　袁世凯政府主持下，民初在经济领域大规模立法，从而奠定了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方向，在袁世凯研究中，一直不为人们注意。近年有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开始挖掘出新的史料和提出了新的见解。我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确立走向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为专题(第四章第六节)，进一步强调了民初“经济立法”的时代意义。这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

　　洪宪帝制问题，是人们一直不能容忍和理解的。这是一个沉重敏感的话题，很多人都认为，讨论君主立宪，似乎就是想恢复皇帝，就是想开历史的倒车。我从中央集权和立宪原则两个方面，对此提出了新的探讨(第四章第十四节)。作为一种观点，期待各界批评。

　　此外，我对近代史事的一些判读，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事例琐碎，不一一例举。

　　 凤凰国学：近一百年来，中国政坛上如走马灯一样出现过很多人物，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但凡不支持暴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人，往往被视为“反动”、“保守”，至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对中国文化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均很难见诸教科书。您怎么看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这群所谓的“反动”者？今天对他们的评价如果有必要进行修正，您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张以文： 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产生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逐步糾正的。为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历史必将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关于北洋派人物的评价，我在书中有较多的提到。

　　事实上，现在出版的大量的著作，己经在做着修正工作，当然，有的评论并不准确。习近平今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这应该是我们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总的原则。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