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芙：七言长篇歌行之古今演变

劉夢芙先生（左二）与文友合影

——近百年名家七言歌行的重大成就与诗史意义

（四）晚清、民国名家的七言长篇歌行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至民国，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入侵，战乱频繁，王朝崩溃，苍生多难。而传统诗歌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衍变，各类诗体到清代已高度成熟，兼以学术昌盛，近代诗坛出现繁荣局面，流派众多，诗人与学者二而一之。长庆体与梅村体歌行因时而作，数量剧增，质量亦足以抗衡前代。以下择其要者略加阐析，以见其突出成就。

《圆明园词》。作者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著名经学家。诗为近代湖湘派首领，宗法汉魏六朝，下及中晚唐，在近代同光体外另开一宗，有《湘绮楼诗》。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历年增建，极为瑰丽，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劫掠园中珍宝，然后纵火焚毁。同治十年（1871）春，诗人偕友同游圆明园遗址，归后因作此诗。“作者以深沉的诗笔，追记了圆明园建园和焚毁的经过，通过焚毁前后不同景象的对比描绘，申斥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罪恶，寄托了诗人对国势艰危而当权者却沉湎于声色狗马生活的无限感慨。全诗融记叙、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交叉穿插，铺陈排比，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谭献曾将它和唐代《长恨歌》、《连昌宫词》相并提，以为‘谈何容易’”^〔13〕。“殷勤毋佚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痡，长鲸跋浪海波枯。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名园被毁的本因是清王朝统治者之骄奢淫佚，是论史的警句。

《彩云曲》。苏州名妓傅彩云，又名赛金花，被状元洪钧纳为侧室，洪钧出使欧洲，彩云随侍。洪钧死后，彩云不安于室，重操旧业。庚子（1900）之乱，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传闻傅彩云与联军之德国元帅瓦德西有染，劝说瓦德西禁止淫掠，保护文物。其人其事，是文人骚客笔下绝好的题材，著名诗人樊增祥（1846—1931）为此作前后《彩云曲》，王甲荣亦有同名之作，女诗人薛绍徽作《老妓行》；曾孟朴作小说《孽海花》，谢寿康、刘半农或为制剧本，或为撰自传。樊增祥前后《彩云曲》在当时流传甚广，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云：“可以觇国势之不竞，世变之凌夷焉。……读者至以比清初吴伟业之《圆圆曲》，而后曲有当诗史，剧胜前曲。嘉兴沈曾植以为的是香山，不只梅村者也。”^〔14〕前《彩云曲》写傅彩云嫁与状元洪钧，随同至欧州拜见英国女王，洪钧死后又为妓女的艳事，属于猎奇；而《后彩云曲》写庚子之变为背景，诗中云“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胠箧休探赤仄钱，操刀莫逼红颜妇。始信倾城哲妇言，强于辩士仪秦口。”篇末云：“古人诗贵达事情，事有阙遗须拾补。不然落溷退红花，白发摩登何足数！”这就使诗歌具有补史之遗、旁证历史的认识价值，深化了诗的意义。

钱仲联先生编选《近代诗三百首》，不录樊增祥前后《彩云曲》，而选王甲荣同名之作。《梦苕庵诗话》云：“樊山前后《彩云曲》，哀感顽艳，传诵艺林已久。余友王君瑗仲尊人部畇（甲荣）先生，亦有此曲，特较樊山为胜。” ^〔15〕樊山两篇《彩云曲》分写女主人公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王甲荣诗则是合写。“这首诗以长庆体记述了傅彩云的一生，渲染之处，令读者咏叹不已。特别是记载傅彩云与洪钧结合前后的那一部分，由于是亲闻自傅彩云口述，其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因此也具有史的价值。……而这首诗在写傅彩云与八国联军之德军元帅瓦德西关系时，因采取了讽刺的文笔，所以也就比其他人所作显得高明。故沈曾植曾对王甲荣云：‘樊山不过梅村，子则是长庆体，不可同日而语矣。’” ^〔16〕按传统诗学观念，诗歌之美刺关系时政，内容须褒贬得宜，堪为史鉴，格调须雅正，不落纤靡艳冶，因而沈、钱皆着眼于诗史价值。其实樊增祥《后彩云曲》与王甲荣《彩云曲》都有史诗成分，长庆体与梅村体亦如此，各有千秋，无庸轩轾。至于薛绍徽（秀玉）所作《老妓行》，“咏彩云事，虽沈博绝丽，未逮樊、王二家，而翔实胜之。出诸闺秀手笔，尤为难能可贵。” ^〔17〕此诗篇末云：“名士恃才总负心，佳人绝代偏蒙耻。种瓜得瓜势使然，以暴易暴终难已。果报只存眉睫间，纪纲都在伦常里。女传弗因孽嬖删，妇道要论容德美。一编为谱《老妓行》，用告采风诸君子。”以儒家的道德观念，认为女性立身在于品格，仅凭貌美而不修德，将蒙受耻辱，不得善报。诗之立意与樊、王二家不同，曲终奏雅，有其警世意义。

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的《颐和园词》，是继王闿运《圆明园词》的另一篇力作。当代学者陈永正先生著《王国维诗词笺注》，颇为精博，引其对此诗之笺语于下：

1912年3月，静安在京都作《颐和园词》七古一首，记述清末史事。诗成后，罗振玉见而激赏，为手录影印行世。此诗为静安诗中的长篇伟制，王氏对此亦甚为得意，在5月31日致铃木虎雄书中云：“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信中以梅村自况，所称扬梅村处，实亦夫子自道。铃木覆信云：“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烂，漱王、骆之芬芳，剔元、虞之精髓。况且事该情尽，义微词隐。国家艰难，宗社兴亡，兰成北徙，仲宣南行，惨何加焉。”又称此诗“隐而显，微而著，怀往感今，俯仰低徊，凄婉之致，几乎驾娄江而上者，洵近今之所罕见也。”静安自以为此诗虽不敢与白居易的名作如《长恨歌》等相比，但也可追步吴伟业的《圆圆曲》。《清朝野史大观》卷二：“海宁王国维长词一首，佳丽无伦，以长庆之清词，写开元之艳迹，缠绵往复，感慨淋漓，诚此题之绝作也。”所谓长庆清词，是指元稹的《连昌宫词》。陈寅恪亦比之以元稹《连昌宫词》，其《王观堂先生挽词》诗云：“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钱仲联《近代诗钞》云：“这首诗写晚清诸史事，与王闿运《圆明园词》可算是近代诗苑中一对奇花异葩。”然亦有不同意这种评价的，《萧笺》谓《连昌宫词》“岂《颐和园词》所能企及”，又谓“静安是时之思想境界之思想境界极属可悲”。钱仲联、钱学曾《清诗精华录》又谓：“由于作者清遗老的立场，对慈禧多称颂之词，对清朝的灭亡也流露了痛悼哀伤之情。”民国初年边敷文曾为此诗作注，载于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考据史实颇详。

颐和园在今北京市海淀区西北，原为金主完颜亮行宫，明建为好山园，清改建为清漪园。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一：“德宗亲政有期，醇贤亲王以慈圣深居不乐，谋别拓园苑。或曰：‘甕山大报恩寺，为乾隆时奉母后祝釐而建，于以绳祖制，奉慈娱，谁曰不宜。’费无所出，则醇邸筦海军，以储饷息金，陆续拨用，初未动及正馕。其地旧有玉澜堂诸胜，完者葺之，颓者补之，稍有增建，遂成巨观，即今之颐和园也。” ^〔18〕世传慈禧后将筹建海军的全部经费移用于建颐和园，以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一败涂地，有欠确实。王国维这首诗144句1008字，篇幅长于《圆明园词》，写法亦有异。《圆明园词》重在纪事，对比名园焚毁前后景象之不同，于帝王朝政颇有讽意；《颐和园词》则重在歌颂慈禧后之功德，写颐和园着墨不多，只是陪衬。开篇即用倒叙笔法，写庚子之乱时慈禧后携光绪帝离京西奔，迅即转称慈禧“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亲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迅扫欃枪回日月，八荒重睹中兴年。”慈禧后秉政，重用奕訢及汉族将领，平定太平军、捻军之乱，出现“同治中兴”。篇中言“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历述慈禧后铲除肃顺、培育儿皇帝、垂帘听政；慈禧去世后王朝覆灭，于袁世凯窃国深致讽斥。篇末为“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诗始终贯穿对慈禧后崇敬和伤悼的情感。这种情感，自然难被革命后的现当代人所理解，视传统的纲常伦理为封建糟粕，批判王国维的遗老思想。而陈寅恪先生则对王氏充满同情，先后为他作碑铭和挽词加以阐释，容下文再述。

诗人杨圻创作《檀青引》、《天山曲》，亦为近代诗史七言叙事歌行的名篇。杨圻字云史（1875—1941），江苏常熟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元，官邮传部郎中、新加坡总领事。入民国，任吴佩孚秘书长，抗战期间卒于香港。诗学唐人，但不同于明七子之模拟，能有所创新，有独到之处。尤擅梅村体歌行，风格雄浑，才华艳发，有《江山万里楼诗钞》。《檀青引》为其诗集第一篇，诗人21岁时所作。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称其“集中七古长歌，哀感顽艳，确可以嗣响梅村。”诗前有《檀青传》，“略谓蒋檀青京师人，其先越产，善弹筝吹笛，工南曲，文宗时乐部推第一。万机之暇，辄召两部奏新曲，檀青发喉，则天颜怿霁，赐赍过诸伶。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入北京，焚圆明园，文宗狩热河，檀青奔赴行在。明年文宗崩，檀青南游江淮间。云史年二十一，遇之扬州平山堂，后复遇之于青溪花舫，述宫中旧事，泪随声下云”。^〔19〕全诗起云“江都三月看琼花，宝马香轮十万家。一代兴亡天宝曲，几分春色玉钩斜”，结云“怜尔依稀事两朝，千秋万岁恨迢迢。至今烟月千门锁，天上人间两寂寥”，以蒋檀青的遭遇写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悲剧，如同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遇李龟年而作诗，“于流离之况，寄家国之恨。”与杨圻同时而年辈稍长的著名诗人易顺鼎（1858—1920）对此诗评价极高：“煌煌巨制，包罗一代掌故，可作咸丰外传读。《长恨歌》、《永和宫词》并此鼎足而三，称之诗史，洵无愧色。时作者年方弱冠，以此诗早享盛名，比事属词，音节哀怨，一代兴衰，安可无此名篇？张长沙谓‘江东独步’，良非虚誉。”“清圆妩媚，绝代风华，梅村再世。”“情词哀乱，音节苍凉，令人低徊欲绝。”“白太傅作《长恨歌》，叙玄宗之倦勤，为帝王之炯戒，有变风变雅之遗意。其自述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盖隐然以可兴可观自命，非夸言也。清自文宗荒政，海内扰乱，颠沛播越，宗社几墟，同光之衰，实基于此。作者夙有澄清之志，而目击时艰，抚今悼昔，叹息痛恨，乃藉檀青一事以见其意，婉而多讽，与香山有同志焉。缘情绮靡，其馀事矣。” ^〔20〕

更能显示杨圻雄富才力的为另一长篇歌行《天山曲》，2044字，超出《秦妇吟》约四百字。钱仲联先生《论近代诗四十家》云：“《天山曲》洋洋千言，为长庆体第一首长篇，即论藻采，亦已突过《秦妇吟》矣。” ^〔21〕诗前有《香妃外传》，先述天山南北回部两族之简史，再述乾隆帝命兆惠平定回部叛乱，建新疆。回王之妃某氏有殊色，不假薰沐，身有异香，回民称之为香妃，回部酋长得王首，致妃以献。帝欲纳之，不可，身藏利刃，层出不穷，帝优容不加逼迫。皇太后密召香妃问之，妃言愿殉故主，太后乃赐其自尽以全其节。帝嗟悼不已，命以回妃礼归葬西域。“夫高宗既不能忘情于妃，而能优容至数年而弗强；太后之能成妃仁，而绝帝祸。妃则富贵不能夺，恩礼弗能移，生乎蛮夷之邦，而明乎礼义之辨，以清白之躯，从容就义，皆盛德事也。”长诗起句擒题：“玉门风雪拂云鬟，一曲刀环破虏还。上将功勋开朔漠，美人幽怨念家山。”诗中写清军平西域、建新疆之史迹，重点描绘香妃绝代之容华、冰雪之贞操，笔力深湛。结云“兴亡到眼清哀动，石鲸无恙铜仙重。圣武他年纪裕陵，冰心万古埋香冢。苜蓿离宫信有之，羌笳哀乱怨龟兹。至今弱水悠悠恨，长向西流无尽时。”一唱三叹，馀音不尽。吴焘跋此诗云：“以文作诗，以诗作史。气体如长江大河，音节如鹃啼猿啸，明丽则秋水为神，情韵则行云无迹。一气贯注，达二千馀言，有诗以来，千馀年无此巨制矣。讽诵一过，如见古锦百端，明珠十斛，令人动色。以龙门之史笔，太白之仙才，少陵之笔力，温李之藻艳，合为一冶，自成大家。复取摩诘画中之神，以写湘灵絃外之怨，当使白傅、梅村，一齐拜倒，绝代江山，夫岂过誉？……夫长恨有歌，太真不朽；剑器无咏，公孙谁知？从古英雄豪杰名士美人，其事业文采，虽照耀一时，必待乎有可歌可泣之歌咏，流传而始远，有由然矣。妃事湮没已久，近复传闻异词，先生亟为播之歌诗，阐扬贞烈，使幽壤生光，抗节励俗，岂如陈鸿香山，但传艳事，无补大雅已哉？……其为纯庙录实，为香妃辩诬，斤斤于风化名节之重，则于世道人心，尤见先生之孤诣矣。” 在高度评价杨诗艺术之时，更阐明诗歌表彰节烈，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社会意义。杨圻思想可贵之处，是着眼人物的品格气节，而无种族敌国之分，这正是一种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华夷之辨在于文化之高下而不在种族之优劣，先秦儒家早有认识。另有署名野山的跋文，则着重指出此诗声律之美：“古人谓文章掷地作金石声，此诗写边陲，则有胡笳塞马声；写宫中，则莺啼燕语声；写战伐，则千军万马声；写秾艳，则珠翠瑟瑟声；写荒寒，则孤雁乱猿声。写哀怨，则其声肠断；写凭吊，则其声消魂；写贞烈，则其声下泪。忽而大声铿鍧，忽而馀韵苍凉，忽而短音促节，一唱三叹，馀音动尘。一种荒凉绵邈之致，缠绵悱恻之情，令人低徊欲绝，不忍卒读，皆声为之也。此声不在行间，全传絃外，审音选字，一片宫商，尽声律之能事矣。诗以言志，言为心声，甚矣！声之能动人也，所谓可被之管絃者非耶？自有此篇，于是西域佳人，遂以不朽，岂非受诗史之赐哉？”^〔22〕

杨圻之七言歌行长篇，尚有《哀南溟》、《乌珰曲》、《神女曲》、《花木房栊梅竹歌》、《金谷园曲》、《八骊歌呈玉帅》、《鸡公山感怀一百韵》、《长平公主曲》、《书清建威将军阮炳福家传后》、《九哀诗挽麟威将军韩芳辰》、《游青山寺简赵某》等等。马卫中、潘虹说：“辛亥革命以后，杨圻一直在探究清廷覆亡的原因。……《天山曲》以乾隆年间香妃故事演绎而成，是身处乱世而对乾嘉盛世的心灵依照，同样也是追寻清皇朝强盛的原因。至于《长平公主曲》，陈宝泉谓‘先生此篇，殆为取消清皇室优待条件而作，语赞清皇室待明之厚，意讥今代待清之薄，诗哀明社，心哀清室也’。对清皇朝的同情，在当时许多保守诗人的作品中都有表示，王国维在其著名的《颐和园词》中，也谈到了清王朝对前明的宽厚：‘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如果说《檀青引》使杨圻在诗坛一举成名，而这一系列的诗歌则确立了其在近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23〕。

无独有偶，现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精心创作的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与王国维《颐和园词》后先媲美，而更具思想史、文化史意义。1927年夏历五月初三，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年仅五十，学界震悼。对王氏死因，有种种猜疑，如殉清之说、罗振玉逼债之说、受梁启超排挤及妻妾有外遇等等。陈寅恪与王国维交谊至深，尤为沉痛，作此挽词，1929年又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是现代思想史、文化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诗为长庆体，112句784字，诗前有序，诗句之下有陈氏弟子蒋天枢作注。序文不否定王国维殉情之说，但指出王氏所殉者为抽象的文化理想，尤为殉传统之纲纪：“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尤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l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24〕诗之开篇即言观堂“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说观堂曾作怀念清室的《颐和园词》，类似长庆体《连昌宫词》，其自沉如同屈原之沉湘水。以下历述同治、光绪年间海宇承平，文化昌盛，观堂随罗振玉入京，被荣庆荐为学部图书馆编辑，研究元曲；辛亥革命军兴，清廷倾覆，袁世凯窃国；观堂游学日本，治甲骨文颇有创获；归国后被清废帝溥仪聘为南书房行走，又被胡适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本诗作者交谊甚笃，共话清朝旧事，相对而泣。结云“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苟活。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风义生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感慨时局动乱，读书人苟且偷生，观堂则一死以明其志。贤者虽死犹生，愚者生亦如死，生死在精神，不在肉体之存毁，不能以寿命之修短判定人品之优劣。观堂为忠于文化理想、忠于人伦纲纪而殉身，永远被后人凭吊。全诗充溢对观堂崇敬痛惜之情，处处可见史家卓识，用典精切，笔力遒劲，其思想深度，超越流辈。因哀悼对象为人品与学识皆极高的一代大师，故风格庄肃，自然不同于写儿女情长的风华流丽，读此诗须结合近现代史加以考索，方能切实了解王、陈两位文化学术大师的思想境界。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考证此诗于甚详，读者可参也。

此诗发表后，评论甚多。罗振玉与陈寅恪函云：“奉到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吴宓云：“王静安先生自沉后，哀挽之作，应以义宁陈寅恪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为第一”。又云：“此诗包举史事，规模宏阔，而叙记详确，造语又极工妙，诚可以与王先生《颐和园词》并传矣。”何广棪更谓：“然就诗之流传及其为时人喜爱而论，窃意先生是篇固应在王作之上。”罗继祖则云：“海内人士痛静安之死，悼诗多如束笋。而以杨钟羲哀静安五古及陈寅恪挽诗七言长古为最能道出静安心事。” ^〔25〕钱仲联云：“丁卯五月初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其死因传说纷纭，竟成疑案。沉渊后，海内文士哀挽之作至夥，而陈寅恪一长古尤工，盖诗史也。……全诗如白头宫女，细说开元，虽遣词未尽凝炼，不足为病也。” ^〔26〕而到1949年后的极左时期，陈寅恪这首诗遭到批判，认为陈诗将光宣衰世比作开元盛世，令人费解，“这正表明陈先生牢牢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 ^〔27〕批判者为当时阶级斗争的政治气候所笼罩，又缺乏陈寅恪那样的史家通识和深邃的眼光，故而只看所谓阶级立场而不辨是非，今日看来，已如浮云过眼，无碍此诗之辉耀。

早在王国维自沉之前，现代著名新儒家梁漱溟之父梁济于1918年自沉北京净业湖（积水潭），留下《敬告世人书》，比陈诗之序说得更为明确：“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今人为新说所震，丧失自己权威。自光、宣之末，新说谓敬君恋主为奴性，一般吃俸禄者靡然从之，忘其自己生平主意。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持循之学说。彼新说持自治无须君治之理，推翻专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说。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 ^〔28〕梁济与王国维同为吾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所化之人，目睹文化凝结之纲常伦理在西化浪潮中沦丧，心灵痛苦不堪，不惜身殉以示悲愤，其成仁取义，表明儒家士君子秉持的不随世俗转移的风骨气节。因此陈寅恪毕生坚守这一信念，以现代语言阐释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9〕

1949年鼎革后，陈寅恪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谢绝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任历史所所长，声言不学马列主义；晚年目盲体衰，则“著书唯剩颂红妆”，于1954年写成六万馀字长文《论再生缘》，阐发《再生缘》女作者陈端生自由独立之思想；1964年完成八十万言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高度颂扬明末青楼女子柳如是助钱谦益反清复明的精神品格：“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30〕“自由”观念，虽受现代学术思想即西方之学的影响，但在陈寅恪诗文中，“自由”的内涵已转化为独立自主地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坚信中国文化的义理必有超越时间和地域的普适价值。诚如学者王子舟所说：“寅恪文化思想不仅为‘中国’之‘文化本位论’，而且为超乎国家之‘文化本位论’。”“任何一具有悠久传统文化之民族与其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放弃本民族之地位（即本位），无疑终将导致本民族之个性消亡沉衰，文化传统之断裂。”“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一经形成，自有生生不息之传承过程，其内在之精神价值，可脱离政治、经济之具体历史形态而具有独立性。” ^〔31〕我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屡经劫难而不死，正是由于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护惜承传，在沧桑易代之际，士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后世树立光辉的典范，中华民族得以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王国维与陈寅恪，是现代学术界与诗坛人格崇高、风骨卓然的典范，《王观堂先生挽词》昭示了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

在晚清、民国间的传统诗坛，七言长篇歌行大量涌现，以上所举为荦荦大者。另如张怀奇亦有歌行咏颐和园，孙景贤作《宁寿宫词》咏太监李莲英事，金兆蕃作《宫井篇》咏珍妃，“长一千三百十六字，工丽无匹”，丁传靖作《黄鹄云中曲》咏清初常熟女子刘三秀事，曾广钧作《纥干山歌》讽张勋复辟失败事，皆见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及其主编之巨著《清诗纪事》、《近代诗钞》、《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如能遍检近现代名家诗集，当有更多发现。至三十年代间，钱仲联先生作《胡蝶曲》流传甚广，为现代人梅村体歌行之名篇。

《胡蝶曲》与七十年代所作《后胡蝶曲》，是借三十年代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的有关传闻，从侧面写出当时军政界人物生活的奢侈糜烂，深刻揭示国民党政权必然倾覆的内因，堪为史鉴。“余谓天生尤物，代不数人，陈圆圆之后有傅彩云，傅彩云后又有此豸。圆圆、彩云，得梅村、樊山之笔而名益炽，如蝶者，固不可不加以渲染也。癸酉冬暮，屏居无聊，因作《胡蝶曲》以寄兴。事本传闻，或难征信，苟有失实，余固不任其咎焉。后又作《后胡蝶曲》（咏其与戴笠事），亦然。” ^〔32〕前《胡蝶曲》作于1933年，此诗一出，迅即流播大江南北。当时名诗家钱振锽（名山）读后即赠作者一绝云：“硬语清词出少年，家王遗泽竟无边。梁溪海岳才如海，不道虞山有仲联。”邵祖平评云：“同写时事，而《胡蝶曲》似尤嫖姚跌宕。”至今80余年，北京、合肥的老诗人，尚能背诵《胡蝶曲》中名句，足见此诗得名之盛，流传之久。诗120句840字，写胡蝶出生于广东，成名于银幕，重点写东北将领张学良请胡蝶跳舞的情事，贻误军机，以致东三省遭日军侵占，为世人所讥：“凤城正值中秋夜，罗袜香尘生舞榭。……军书火急来行馆，倒趯靴尘浑不管。祇觉瞢腾绮梦酣，那知东北胡尘满。纷纷修竹上弹章，谁放周师入晋阳。毕竟倾城更倾国，还须分谤到红妆。”当时事出传闻，可能有失实之处，胡蝶曾撰文登报为自己辩诬，但身为有守土之责的主帅张学良，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不下令抵抗，致使东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生活奢侈，亦难隐讳。“罗浮影幻宫妆立，片片春云作裙叶。化出人天绝代姝，前身合是仙山蝶。……笼眼琉璃一笑温，娟娟过幔影留痕，夺来天上三分月，销得江南十万魂。……春驹却向春台驻，一曲霓裳人尽顾。太息燕支北地颜，为他金粉南朝误。……堕溷花残何足算，念家山破星霜换。未必名娃竟沼吴，难言祸水能亡汉。”刻画女主人公的绝代容华，铺叙相关的本事，委婉而辛辣的讽刺中不乏对弱女子悱恻的同情，藻采缤纷，声韵流美，其艺术魅力不让梅村名曲。篇末云：“小劫红桑入叹嗟，游仙枕上说南华。还倾铜狄千行泪，来写金茎一朵花”，与《后胡蝶曲》结云“百年起陆龙蛇战，陵谷匆匆桑海变。乌衣门巷劫灰多，玉树儿郎厮养贱。让尔穿花蛱蝶飞，存亡凡楚是耶非？他年芳史求南董，再谱陈风泪满衣”，皆卒章显志，点明诗人的寓意是以诗为国史兴亡之鉴，而美人艳事，丽藻清辞，不过是一种借以表现的材料和形式而已，读者当深察诗旨，不可徒观表象也。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期间，传统诗歌创作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峰，涌现大量以杀敌卫国为主题的诗篇，七言歌行有突出的成就。其中诗人唐玉虬（1894—1988）创作的《国声集》、《入蜀稿》荣膺民国三十一年度（1942）全国高等教育学术类文学奖。唐先生关于抗战的诗甚多，其中数百字以上的七言歌行诸如《沪上大捷》、《大刀队歌》、《战上海》、《杭州空战行》、《闸北高楼八百壮士歌》、《台儿庄纪捷》、《赵云五歌赠赵生》、《今代木兰辞》、《哀晋陵》、《咏武昌空战大捷》、《空军东征行》、《湘北大捷歌》、《成都空战行》、《奉和陈孝威将军酬美国罗斯福总统诗》、《后湘北大捷歌》、《原子炸弹歌》等，写战争场面之惨烈，我军战士之英勇，格调高昂，声情悲壮，纵笔驰骤如生龙活虎。唐先生作诗崇尚唐音，诗风融合太白、老杜、高适、韩昌黎诸家，复参以王摩诘、孟浩然，于宋人取东坡、放翁，以雄浑劲健见长，歌行不似白香山之清丽委婉，也不似吴梅村之典雅穠艳，兹不详论。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繁，至十年“文革”，批判传统文化更为激烈，诗人大多辍笔不作，暗中吟咏者亦不能发表。家父凤梧先生（1894—1974）早年有《浣纱吟》、《荆阳女儿行》，晚年有《烧炭女》、《白头吟》、《修库女》、《哀越南》、《哀朝鲜》诸篇，前数首分写民间女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悲苦经历，风格皆为长庆体。而因家父1949年后归隐深山，病逝于“文革”，手稿保存到近年才出版，流传未广，故只作简介，不加详述。（全文完）

〔注〕

〔1〕徐英《诗法通微》，103、104页。黄山书社2011年3月版。

〔2〕《中国诗学大辞典》，102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前言》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4〕《古典文学三百题》，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5〕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13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6〕同上，134、135页。

〔7〕同上，137、141、142、144页。

〔8〕以上沈德潜、厉志、田雯、元稹之论，转引自《唐诗三百首汇评》，王步高主编，142、275、283、290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9〕以上赵翼、王文濡、吴北江之论，转引自《唐诗三百首汇评》，240、241页。

〔10〕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转引自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137页。

〔11〕李学颖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集评》，1515、1516、15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2〕钱仲联《明清诗精选》，1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3〕钱仲联《近代诗三百首》，11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

〔14〕涂晓马、陈宇俊校点《樊樊山诗集》附录《评论资料摘录》，20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5〕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15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6〕钱仲联《近代诗三百首》，137页。

〔17〕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156页。

〔18〕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117、1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版。

〔19〕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270页。

〔20〕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檀青引》集评，第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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