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长篇歌行之古今演变

劉夢芙先生

——近百年名家七言歌行的重大成就与诗史意义

〔三〕七言长篇歌行之开创与发展——从“长庆体”到梅村体

七言长篇歌行为白居易、元稹首创于长庆年间，故称“长庆体”（白有《白氏长庆集》，元亦有《元氏长庆集》），代表作为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长恨歌》凡120句840字，《琵琶行》88句623字，《连昌宫词》92句644字，在篇幅上超过前人，铺叙委婉，章法井井，有明显的叙事纪人性质；同时融入诗人深沉的伤感，有沁人心腑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叙述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安史之变中的爱情悲剧，取材与写作艺术成为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典范，后人亦多写当时的重大史事，常以帝王宠妃或一代姝丽为描写对象，以抒发兴亡之慨。在作法上，诗句整齐，七字一句，不杂入三言、五言或八言、九言；多用音节和谐的律化句，四句或六句、八句一换韵，平声与仄声交替而押，顿挫悠扬；多用清华绮丽的词藻，意境甚美。赵翼《瓯北诗话》云：“（香山）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见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云：“记事文之最上乘者，不着一句议论，而褒贬之意，自在言外。今观如此长歌，虽通体叙事，而读之便觉得美人情重江山轻，不啻为明皇一生写照，何等魄力。至于文字之哀艳动人，气度之从容不迫，声调之婀娜有致，尤令人百读不厌。”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吴北江曰：如此长篇，一气舒卷，时复风华掩映，非有绝世才力未易到也。”^〔9〕诗为各类唐诗选本必选之篇，诗论家交相称赏，不烦遍引。至于《琵琶行》借“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以抒写天涯沦落之悲，同样激发后世文士心灵的共鸣，每在长篇叙事诗中寄托身世之感。而元稹的《连昌宫词》，通过连昌宫兴废变迁的描写，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之因由，前代诗评家多称此诗“有鉴戒规讽之意”、“有风骨”，与白居易《长恨歌》为双璧。陈寅恪先生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则指出此诗受到当代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取材于现实生活与历史，又不囿于具体史实，虚构一些情节加以艺术夸张，把历史人物和事件集中于典型环境中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

继《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之后，在我国叙事诗史上矗起又一座丰碑的是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诗长达238句1666字，篇幅是《长恨歌》的一倍。王国维云：“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妇人口中述之。语极沉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10〕。此诗问世后，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并被制为障子悬挂，作者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白居易曾被称为“长恨歌主”并为佳话。但因政治避忌，韦庄晚年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其诗集不载此诗，致使宋、元、明、清历代仅知其名而不见诗，埋没千载。直到二十世纪初，才于敦煌石室发现《秦妇吟》写本，王国维、陈寅恪、俞平伯等学者皆有考释，民国间诗人作长篇叙事诗亦深受此诗影响。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冬至中和三年（883）春，黄巢率领农民军攻入长安驻扎两年多，与李唐王朝官军反复争战，民众遭受巨大的劫难。韦庄身经战乱，因作长诗，诗中通过一位身陷兵中后又逃离长安的“秦妇”向路人毕叙其亲身经历，多角度展示那一段艰难的时世，具有史诗性质。“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其描写之真切、情感之沉痛，至今读之仍然动人心魄，表现战乱期间的残酷悲惨，笔力之深透，更在《长恨歌》、《连昌宫词》写安史之乱之上，诗人的悲悯情怀，见于言外。

在叙事和结构方面，诗论家公认为《秦妇吟》借鉴了小说或戏剧的手法。较之《长恨歌》，《秦妇吟》虽也多用音节和谐的律句，但押韵和句式多有变化；《长恨歌》多为平声与仄声交替押韵，《秦妇吟》全诗238句，双句中119处末字押韵，仅16句用平声，113句用仄声上去入三声转换，如开篇自“中和癸卯春三月”至“丧乱漂沦何堪说”十二句，起句入声韵，以下双句6处皆押入声，全诗用入声押韵多达34句，余皆以上声去声押韵。这是因为平声较长，读起来有悠扬之感，而入声短促，去声沉重，上声柔婉，多用这些仄声押韵，适宜表达女性诉说时哀痛幽咽的语气，以声传情，情态毕现，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性。《长恨歌》大多为单句，对仗句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等数处；《秦妇吟》则大量运用对仗句，多达48处。对仗使语言更加凝炼，叙事、写景与抒情，起到对照、渲染作用，于单句散行中见整齐。字句对偶是我国文学的特性，在诗赋词曲和各类文章中无所不在，五七言排律和骈文更是专用对偶句的诗体和文体；四声是汉语的特色，诗词由此形成多种格律体式，富有音乐之美。《秦妇吟》借鉴《长恨歌》的声韵与句式加以变化，是歌行演进中的一种艺术创新。
 

宋代名家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虽不乏七言歌行，但缺乏笔力扛鼎的长篇。元、明两代之诗，总体成就逊于宋诗，更不足以方驾唐人，举不出与《长恨歌》、《秦妇吟》媲美的杰作。“长庆体”开创后，中衰六百余年，直到明清易代之际，才有了重大的发展，即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创作的“梅村体”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尤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朱庭珍《筱园诗话》云：“吴梅村祭酒诗，入手不过一艳才耳。迨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泣可歌，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又云：“吴梅村诗，善于叙事，尤善言闺房儿女之情；熟于运典，尤熟于汉、晋、南、北史诸书。身际鼎革，所见闻者，大半关系兴衰之故，遂挟全力，择有关存亡、可资观感之事，制题数十，赖以不朽。……倘不身际沧桑，不过冬郎《香奁》之嗣音，曷能独步一时？赵云崧题其集云：‘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到沧桑句便工’。亦实语也。”^〔11〕钱仲联先生则具体指出“梅村体”与“长庆体”的不同之处 ，并作出评价：“梅村体来源于白居易的长庆体，而不尽相同。长庆体歌行，一首中用典极少，而梅村体大量用典；长庆体中对偶句不多，而梅村体多用偶句；长庆体辘轳承接的句式只是偶见，而梅村体则常用。张如哉曰：篇中有自相蝉联之句，如‘相见’、‘横塘’、‘坐客’、‘相约’、‘马上’皆是也（按：指《圆圆曲》中诗句）。然卢升之《长安古意》、刘希逸《公子行》之类，已有之矣。因此，梅村体是融合初唐四杰体及‘长庆体’于一手的新体，具有梅村独特面目、风神绝代的妙品。”^〔12〕梅村体名作，诸如《圆圆曲》、《永和宫词》、《鸳湖曲》、《临淮老妓行》、《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琵琶行》、《楚两生行》、《雁门尚书行》等，都是通过描写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事迹，多角度反映历史现实，寄托诗人兴亡之慨、身世之悲的佳篇，上承杜甫、白居易的传统而有创新。《圆圆曲》尤为著名，诗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是对吴三桂为了宠姬陈圆圆不惜叛明降清，予以深刻讽刺的警句，万口流传。较之《长恨歌》、《秦妇吟》，梅村体歌行在篇幅上不算太长，但质精量富，与时事相关者多达数十篇，内容写当世之人事，已立新意；而词藻富丽，用典精切，艺术上也有创新，由此确立了诗史上的不朽地位。先后辉映、一脉传承的长庆体与梅村体七言长篇歌行，到晚清民国以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末，涌现大量力作，可见传统诗歌长河之奔流不息，因时代风雷之激发而高潮突起。（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