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县书画艺术介绍

萧县优越的地理环境，最宜于人类的繁衍生息。早在远古时代
，县城东南部，两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和山峪中，绵延流淌几十里的倒流河两岸，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林木参天，集中居住着人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创造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从倒流河上游的金寨村、下游的花甲寺及永堌北泉等新石器晚期遗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许多石斧、石锛、石凿等，还有大量的骨器、玉器和陶器，从这些器物的形制和饰有的绳纹、席纹、篦齿纹、刻划纹以及几何纹饰来看，不仅有人类从洪荒走向文明的遥远记忆，也显示了萧地先民对美的追求和原始绘画的进步，其造型能力，勾线技法已趋于成熟，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堪称萧县原始时代最古老的“美术作品”。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萧县的绘画，溯其渊源，萌芽在新石器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萧地隶属于宋。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宋画无冶，甚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也。”刘安所讲“宋画”的“微妙”，从萧县后来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的造型及纹饰、图像上都得到了证实。其间，萧地的绘画注意了“状物”的功能，逐步从器物的工艺中分化出来，线描和造型益发生动，并且走向绘画的独立发展阶段，使绘画也开始有了独立使用的价值。 

到了汉代，萧县不仅是高祖刘邦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且一度成为沛郡（沛国）的郡治之地（在今萧县青龙集附近），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对比较发达。由于汉代统治时间较长，社会逐渐安定，因而，达官贵族在生活上逐渐奢侈起来，享乐厚葬之风日趋炽盛，于是，墓室便有了画像石装饰。从艺术传统来说，汉画上承先秦及其以前的原始艺术，是对以往艺术的总继承和大发展。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述：“汉画不仅上承了原始艺术到先秦艺术，而且加以大融化、大发展、大提高。我认为中国的绘画到了汉代，已经全面确立起绘画的民族传统和构图的基本原理了。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是十分辉煌的一页。”

萧县出土的历代散落在民间的汉画像石，有300余块，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仙人瑞兽、神话传说，又有历史故事、牛耕纺织、向学尚武、车马出行、筵宴飨宾、舞乐百戏等。就艺术上讲，与后来的中国画相比，除表现方式是以刀代笔在石面上刻绘外，其艺术特征也极为相近：第一，都是用线条来表现客体；第二，采取鸟瞰式视角布置景物；第三，部分画上加题记，初开题画之端；第四，重视绘画中的人、物的神态和动势。鉴于上述萧县汉画像石的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特别是艺术的表现手法已具备了中国画的特征，因而我们认为萧县绘画成熟于汉代。[1] 

南朝宋时，祖籍于萧县绥舆里的刘裕，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精于翰墨的书法家。在他结束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而登上帝位后，笃志研习书法，每日临池不辍，书艺精进，所书擘窠大字，雄健遒劲，气势轩昂，竞摘当时书坛之冠。宋武帝的三子刘义隆（文帝）继承了先帝的传统美德，长于隶书、行草，师承“二王（羲之、献之）”，造诣精深，被时人誉为“若大鹏之击空，九天之鹤唳”。宋武帝之孙刘彧也善于行书，既能上溯师承先贤，博采众家之长，又不拘泥于已有藩篱，其书汪洋恣肆，气魄恢宏，独创自家风格。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宋武帝刘裕如此爱好书法，且卓有成就，影响所及，一班文臣武将，缙绅贤达，直至故土的墨客士子，也都竞相效尤，极一时之盛。“书画同源”。刘宋之时，除了书法艺术繁荣昌盛之外，绘画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在这一地区土生土长的著名画家有戴逵、戴勃、戴颙等人。他们一反晋代士大夫那种生活放荡、漠视现实、脱离群众、自命清高的风习，力主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反映现实。[1] 

其时，有谚语日：“宋绘闻天下。”这是对于“宋绘”的崇高评价。“宋绘”，不仅丰富了我国书画艺术的宝库，而且对于萧县书画艺术的推动，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唐、宋时期，本县倒流河西岸的白土镇，有处建于晚唐烧制陶瓷的“萧窑”。据史树青先生主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全书·陶瓷·萧窑》中说：“窑址在安徽萧县白土寨。唐代已烧造，到金代成为金人在徐淮地区的大瓷窑之一……纹饰以印花、绣花、画花为表，题材以折枝花、虫鸟等为多，几何图形较少，显然是受到当时画风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陶器上的绘画题材，既显示了工艺美术对文人画追求的倾向，也从侧面反映了萧县文人画的盛况。[1] 

到了宋时，特别是苏轼来到徐州任知州后，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在晁补之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萧县拱翠堂，为窦墩礼挥笔泼墨画了一张《枯木竹石图》，对萧县书画的影响更不可低估。众所周知，苏轼是北宋“文人画”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工诗文，书法也自成一家，而且善绘画，尤擅墨竹松石。在此之前，他的表兄文与可已是画墨竹高手，标新画坛，自成一派，以致“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苏轼曾就教于文与可，深谙其“成竹于胸”之哲理，终成画墨竹名家。因而，苏轼来到徐州之后，文与可便频频向仰慕自己的“四方之人”推荐，“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1] 

苏轼在绘画理论方面，也有独到卓见。他反对因袭模仿，力主变革创新，要求作品具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的著名论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开后来士大夫文人画家强调神韵、不讲形似之风。他又主张加强绘画与文学的联系，要求绘画能体现作者的性格以致精神面貌——自我表现。这些都对后来的“文人画”产生深远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士大夫文人从事业余绘画之风气大为高涨，形成了与院画相抗衡的队伍。他的艺术思想也影响到以后画院中一些画家，特别是他“墨竹一派”的创作技法，至今仍为后来形成的“龙城画派”所继承。[1] 

明朝洪武末年，萧县新来了一位知县，名叫郑恕。据《中国人名大辞典》介绍：“郑恕，仙居人，字本忠，能赋诗，善书画，好古博雅。家甚贫，一介不妄取。后为昌国训导，知萧县。靖难师破萧，恕死之。福王时谥惠节。”郑恕在任时，在书画方面不仅继承了苏轼文人画的传统风格，而且为当地一些文人画家遮风挡雨，扶植他们成长。在郑恕的身体力行和直接关怀下，萧县先后有许辉祖、王之麟、王国辅等一批青年书画家脱颖而出，在徐淮一带颇有影响，为以后“龙城画派”的形成从理论上和队伍上以及作品题材风格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 

到了清代，在“扬州八怪”崛起的乾嘉年间，当地出现了一批“重传统、重笔墨、重生活”的水墨写意新人，他们聚集在萧县龙城，或作书、或吟诗、或绘画，切磋技艺，探寻书画义理。一时间，高手林立，群星灿烂，形成了以龙城为活动中心的书画研讨群体。被人们誉之为“龙城画派”，从而问鼎徐淮，声闻遐迩。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继之而来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都给我国旧的文化体系以摧枯拉朽般的冲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推动了萧县书画进一步的“平民化”。[1] 

民国初年，王子云在第一高等小学任美术教师，先后发现、培养了诸如刘开渠、王肇m民、欧阳南荪、刘梦笔、卢致远、许克书等一大批书画新秀。[1] 

30年代，萧县习画、练字之风日盛。县内小学竞相开设了美术、书法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及早地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后来，王子云去北京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任教，又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学生先后去外地艺专学画。其间，萧县去杭州、上海、北京、徐州、苏州等地美专学习书画的就有数十人。当时，国立西湖艺术院（杭州美专）共有江北学生6人，除李可染为徐州籍外，王肇民、刘梦笔、欧阳南荪、朱德群、卢致远5人均为萧县人。之后，进入该校学习的还有蒋瑞云（女）、朱广明（女）、郑忠方等人；许克书（女），系苏州美专的毕业生，是当时萧县三位女画家之一；罗丹，系萧县在上海艺专最早毕业的学生。 

1928年，萧县民众教育馆在欧阳南荪和侯子安的倡导、主持下成立了“美术研究会”。会员有毛羽毛、段庆成、范荣祖、白菊如、郑衍俊、冯雨邨、吴忠和等30多人。1930年，又成立了“东方画会”。他们定期开展活动，进行作品观摩，并举办古今画展，相互砥砺，切磋技艺。另外，间或由侯子安讲授山水画的构思技法。那时，欧阳南荪任实验小学美术教师，利用课余去讲授人物素描和花鸟画创作；冯雨邨则讲授书法的基本要素和品评的技巧。一时间，一个不足万人的萧县城，学书习画，争先恐后，沸沸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王子云、刘开渠师生二人，在乡亲们的激励、支持下，相继走出萧县，步入徐州、北京、杭州等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他们利用较为优越的学习条件，广征博览，尽情地汲取古今中外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华。后来，二人又先后到了法国巴黎深造。先是学习人体素描和西洋油画。未久，因为主观上奋斗目标的转移和客观条件的许可，都改攻雕塑，迅速地取得显赫成果。1935年，巴黎出版的《现代美术家辞典》介绍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这不仅是他们二人和萧县人的殊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1] 

30年代，他们先后返回祖国搞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工作。不论是在古都北平，还是在西子湖畔，或是驻足在巴山蜀水，他们对于家乡总是一往深情，希冀“龙城画派”的重新崛起：而家乡有志致力于书画事业的后生们，也常以他们二人为楷模，鞭策自己在艺术上不懈地进取。[1] 

1938年春夏之交，萧县沦入日军之手，“东方画会”这一群众团体不得不停止活动。成员各奔东西，共赴国难。但是，它对于书画传统的赓续，让“龙城画派”世有传人，永为后人所铭记。[1] 

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文化园地，百花竞艳，万紫千红。使萧县书画创作，日趋繁荣，跨入“黄金时代”。画坛宿将、新秀竞相争辉。[1] 

萧县书画，由地主豪绅的厅堂、文人的书斋走进寻常百姓之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她从新石器时期开始萌芽，成熟于汉代，兴盛于刘宋，发展于唐宋元明各朝，盛行于乾嘉，繁荣于20世纪之末。纵观其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萧县是传统文入画成长的沃土，这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昭示了她之所以能在萧县产生发展和繁荣，其中对书画的普及是一个关键因素。[1] 

1981年，全国第一家县级书画院——萧县书画院成立，这是一个以书画创作和研究为主的事业单位，同时开展书画展览，对外交流，组织辅导全县书画活动。县书画院还与有关单位合办了两所艺术（美术）高中，每年都为高等院校输送一批书画人才，至今学而有成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已超过千人。[1] 

此外，全县城乡书画培训班星罗棋布；电视函授大学、宿州市联合大学、县老年大学都开办了国画和书法班；相继成立了“萧县书画学会”等30多个书画社团，县城开办了70多家书画装裱店。1987年，由省投资在萧龙士故乡——萧县刘套镇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书画院。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书画艺术传播到千家万户，使学习传统文人画的热潮，由城镇、机关向厂矿和农村、家庭延伸。[1] 

萧县书画还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层次的展出与交流，逐步提高了画乡在国内外的声誉。建国以来，萧县在县内外举办画展670多次，其中包括省级以上大型画展70多个，影响较大的有宁、沪、穗、蓉和北京“萧县书画精品展”，还举办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四届书画艺术节，以及郑正一行台湾高雄书画展、欧阳龙法国巴黎画展和薛志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画展等；另外，还有在国内外数十名萧籍画家的作品，通过送往迎来，先后交流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法国、英国、西德、日本、新加坡、泰国、西班牙、瑞士、卢森堡、意大利、巴基斯坦、荷兰、希腊等10多个国家；已出版书画集70多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书画队伍已达3万人之众，涉墨成趣者近3000人，参加县以上展出者1200多人，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作品者200多人。少儿书画活动也呈现一派勃勃生机，仅实验小学在国内外获大奖者就有200多人次。全县群众性的书画活动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全县书画装裱店发展到近百家，龙城镇形成了书画一条街，促进了萧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1] 

龙城画派的旗手要首推吴作樟。[1] 

吴作樟，字文洁，号云邻，萧县城西古尚村人。自幼攻习书画，陶冶百家，书画兼善。他的书法功底深厚，自成一家，独具风格，著有书法12卷。他曾经客居从弟吴作哲的杭州府署，巧遇扬州书画巨擘郑板桥。郑为试其书画才干，故作高傲，激其书兴。作樟于醉后作擘窠大字，气派非凡，郑深为叹服。后来，他又在金陵为两庙宇书下“大雄宝殿”和“金陵佛寺”两副匾额，字径盈尺，庄严肃穆，观者无不叫绝。乾隆皇帝巡视江南，路经徐州，偶见作樟所书一笔“虎”和一笔“寿”字，极为赏识，评之为“苍、壮、劲、圆”。[1] 

其次是张太平。

张太平，字拱辰，号乐园，别号银岭山樵。虽家世显达，然淡薄于功名利禄，隐居在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故里——绥舆山中，修筑亭园，藜杖芒鞋，倘徉山水，与画友吟哦唱和，痴于丹青。书法师承颜鲁公，气魄宏大，功力深厚，且精于水墨写意，所作鸡、鸭、鸳鸯等，均栩栩如生，甚得天然机趣。他与吴作樟为表兄弟，常应邀为乡亲作中堂花鸟、楹联，当地有“吴作樟坐中堂，张太平列两旁”之颂语。[1] 

“龙城画派”在清代中期的传承人还有：王为翰，号西园，性格旷达，崇尚淡泊，工于墨竹。每当酒酣兴浓，信手挥写，造型简洁，以书入画，用笔劲挺，灵气意蕴，别有妙趣。后来，曾有人写诗称赞他的墨竹：“静对幽篁暑气消，数竿移植上生绡；醉来横抹无章法，错认扬州郑板桥。”[1] 

权大成，出生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深知百姓的疾苦，故擅画无处觅食的“雪鸡”。[1] 

欧阳小南，擅长小写意花卉，笔墨清丽秀雅，艳而不俗，拙中藏秀，深得雅俗共赏之妙。[1] 

“龙城画派”清末后期代表性的传承人有：吴柳庵，名凤祥，吴作樟的第九子，能书善画，书法学“二王”，所画凤竹，笔法劲利、洒脱、颇得王为翰墨竹之神韵。[1] 

刘本铭，字奉盘，号云巢，龙城北关真武观道士。早年习水墨写意花鸟，后工山水，得吴仲圭法，清丽似石谷，高旷似麓台。所作《雪景山水》、《出海图》等，或气魄宏大，笔墨苍劲；或若云若雾，空灵无匹。晚年，积数年工夫，朝夕观察、揣摩，绘出巨幅《龙城烟雨图》，再现了龙城在风雨凄迷中的景象。徐州著名画家李兰曾慕名拜其为师，深得其玄奥，厕技日渐精进，被时人誉为“江北第一人”。1914年，李兰作品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一举荣获银奖，更使“龙城画派”声名远播国内外画坛。[1] 

袁汝霖，原为龙城富豪张吉梁家的剃头匠，性格豪爽，人穷志远，酷爱书画。一次，他的画扇面山水《寒林归鸦图》被主人发现，张深为其笔墨意境所折服，二人遂结为至交。于是，张吉粱除尽出家藏书画让其临摹外，还出资让他游历名山大川，开阔眼界，陶冶情操。袁后又得到张太平悉心指教和帮助，得以外出拜师，画艺更加精进，所作《春山清泉图》等，意境深邃，娟秀曼丽，颇有王石谷之风韵。[1] 

薛铎，龙城西关人，以开茶馆为生，常常忙中抽暇，习画人物和风雨柳，每有佳作，即悬挂于壁上，让茶客观赏、品评。“扬州八怪”之一的瘿瓢子黄慎，晚年曾漂泊至萧，与薛铎在茶馆相遇，谈起画艺二人相见恨晚。薛铎喜得黄慎指点，人物画至臻佳境。[1] 

路荫南，号少庵，龙城东魏楼村人。幼习颜体，曾有幸得到“扬州八怪”之一的瘿瓢子（黄慎）《听琴图》一卷。既爱其画面，更爱其题款，乃废寝忘食，刻苦琢磨，摹写经年，甚得其妙。古稀之年，所书甚佳，称雄一方。所作平远山水，以书法笔力入画。近代国画大师潘天寿，见其山水真迹后，赞其功力“难矣哉”！[1] 

早在青年时代就以水墨写意花鸟画饮誉省内外的萧龙士，新中国成立时，已是花甲之年，但求知欲未减，于1949年初晋京，拜齐白石为师。白石老人在他的一幅墨荷上题道：“此萧龙士先生所画，未见此面，亦未见此人。国有此人而不知，深以为耻。”李苦禅赞誉他的墨兰为“全国一枝兰”。萧龙士长期在家乡小学、中学执教，受诲学子数以千百计。他循循善诱，奖掖后进，是20世纪中后期萧县“龙城画派”的“领军”人物。[1] 

在欧阳南荪、萧龙士等老一辈画家的带领下，萧县书画队伍更加壮大。[1] 

新中国建立后1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从萧县走出到外地工作的高级书画家就有80多人．如天津美协副主席、著名版画家吴燃、安徽美协副主席、山水画家郭公达、国家文化部专业画家卓然、安徽书协副主席张翰、上海画院院长、山水画家孙学铭，徐州画院前院长、花鸟画家欧阳龙、宿州市美协主席、花鸟画家薛志耘，安徽画院山水画家葛庆友、特聘院外山水画家朱宝善，深圳专业画家蒋连碪，山东画院画家赵宇敏，淮北煤师院美术系教授周本信，陕西省书协副主席王蒙，内蒙古书协理事白光，安徽大学美术系教授傅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博系艺术史专业博士、东方文化艺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沧海，文化部中国新水墨画院研究员、研究部副主任、知名艺术评论家王进玉[2]  等，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岗位，授课收徒，组织活动，辅导业余，致力创作，同时也辐射影响着家乡的书画事业。[1] 

长期笔耕在本土的著名书画家也是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如花鸟画家欧阳南荪、刘梦笔、郑正、欧阳龙、薛志耘、许西桓、祖爱民等，书画兼擅的刘惠民，人物画家赵宗基、曾广才，书法家冯雨邨、阎梓昭、王于恒、刘香亭、李秀夫等，他们为萧县水墨写意和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萧籍老一辈艺术家王子云、刘开渠、王肇民、萧龙士同时出席了会议，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著名国画大师李苦掸对萧县老一辈艺术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十分钦佩，欣然命笔题写了“国画之乡”四个大字，以示祝贺。[1] 

截至2015年萧县有书画家4万余人，有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400余人。国家一级美术书法师、历史著名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更是层出不穷。据统计：萧县县内已有1人取得国家一级美术师职称资格，10人成为国家书法家协会会员，3人具备中国书协会员资格，1人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人具备中国美协会员资格，6人17次入展国家级美协会展，6人8次入选全国刻字展，20多位书画家参加了省级书画展览。[3] 

著名画家

朱沛然	郑正	侯敬德	刘正鹄	刘述利	吴孝典	蔡汝龙	杜方平	刘伶明	王青芳
徐航	刘梦笔

国家一级美术书法师

萧阳	葛庆友	卓然	薜志耘	陈明新	郭公达	师杰	辛子维	时永华
许敬如	何锋	时永华	王进玉

中国书法美协会员

肖龙士	关振华	杜大伟	金军	赵德	李墨染	董正夫	任愚民	欧阳龙	阎梓昭
张祖银	刘工醉	郭绍善	杨玉林	闫传敬	张伯义	吕效廉	孙天增	姜秀真	欧阳举子
尹沧海	葛庆友	李金铎	赵德	刘海涛	张兵民	马新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昕朋

张衍华

萨钉

邓伟志

省书法美协协会会员

任清宇	李家训	陈秀峰	尹枫	曾广才	纪学君	宋彦昭	王孝连	郭庆志
苏肇平	耿宏亮	张衍华	尹枫	郑衍民	张翰	魏玉新	高书林	孟春晗
王培明	叶永	周光	孙天桥	杜长敏

学院任职

朱士君	路晓风	朱士君	李乐武	张熙	刘继武	祖爱民	孙恩扬	孟方
程立国	陈腾	王进玉

萧县美协会员

李乐武	张坤圣	欧阳南荪	刘惠艮	关振华	纵兰凌	纵丰利	任孝伟	王于恒	李晨旭
黄小舟	陈德民	李久渠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