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路遥与真实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本文为你记录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其作品展现出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者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走近路遥，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透视其鲜为人知而又跌荡起伏的内心世界。

路遥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的人们，远亲近邻，七舅八姑，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还有小家，他极不善精打细算，日子过的真够窘迫。路遥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作过不少努力：为了赚钱，他还炒过股，甚至开价5000元给企业写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仕途的失败与留恋

路遥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伯父，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路遥和家人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进而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这对于路遥来说，是痛苦的选择。但时代好像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晋升为“军长”。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刘风梅曾看到路遥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后来问他为什么穿一身白？他说他是给自己戴孝。这足以说明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这部作品中对各级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就说路遥把孙氏三兄妹的爱情写成都与高干子女有关、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这样的安排，似乎印证了路遥看重的更多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潜意识里也流露出他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陕西作家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也曾写到，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路遥）指着山下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贾平凹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

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曾写到：“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这说明，在内心深处，路遥有着对政治仕途的留恋。可惜的是，关注时政的路遥无法成为一个政治家，纵然他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仕途失败的阴影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

苦涩的婚恋

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生活总有许多说不清的巧合，浑身长疮，折磨得两个月不能行走的路遥被县革委会宣布隔离审查。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军官。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仕途失败、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在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帮助下，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这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正是因为有了林达，路遥在延安大学能够安心读书和进行文学创作。

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俩1978年1月结婚，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谈不上和谐、幸福。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十分短促。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在潜意识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妇”，但林达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而又时常“封闭”自我的路遥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在林达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贴着各种光环的“圣人”。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短短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就行同陌路。

1980年秋末冬初，回到延安的路遥向自己的好朋友、陕西作家高建群诉说自己的不幸。他在延安呆了三天，为了安慰路遥，高建群在宾馆里陪他住了三天。之后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句子：“自然，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歌声总是多于忧愁。\但是，谁能保证说，\我们没有被命运嘲弄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以后的几年中，林达多时提出离婚，路遥因《人生》小说与电影轰动全国，他怕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更怕给自己亲爱的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一直是一拖再拖。在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路遥四弟王天乐也是想让他先离婚，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不如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还是因为他女儿的问题，又一次放弃了调养身体的机会，继续过着“二个蒸馍，一根大葱”，饥一顿、饱一顿的无规律生活。在辞世前三个月，林达扶起病床上的路遥，他在离婚书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