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礼器碑》的书法特点、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文 牛家强）

摘要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是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的经典碑刻，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作为汉隶的巅峰之作，其书法艺术兼具“法度森严”与“灵动飘逸”的特质，在笔画、结体、章法及风格上形成独特范式。本文以碑文实物特征与历代书论为依据，系统剖析《礼器碑》的书法特点，明确其“汉隶第一”的历史地位，并从书法教育、创作范式、审美体系三方面，探究其对后世书法发展的深远影响，揭示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标杆意义。

 关键词

 礼器碑；书法特点；汉隶；历史地位；后世影响

 东汉是隶书艺术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碑刻如《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均以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隶书典范。其中，《礼器碑》因“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明·郭宗昌《金石史》），被历代书家推为“汉隶极则”。它不仅是东汉隶书“规范化”与“艺术化”结合的代表，更承载了汉隶从“实用文书字体”向“独立艺术形式”转型的关键信息。

   以往对《礼器碑》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层面的艺术特征，缺乏对“特点—地位—影响”的系统性梳理。本文通过拆解其笔法、结体、章法的细节特征，结合东汉书法发展背景，定位其在汉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分析其对后世隶书创作、书法教育及审美标准的塑造作用，完整呈现《礼器碑》的书法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礼器碑》的书法特点

  《礼器碑》的书法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用笔、结体、章法布局与整体风格四个维度，其特点既符合汉隶的共性规范，又展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形成“瘦劲中见厚重，严谨中藏灵动”的审美特质。

（一）用笔：瘦劲方折，提按分明

  《礼器碑》的用笔是其艺术风格的核心，以“瘦硬挺拔”“斩钉截铁”为主要特征，具体可分为三点：

第一、 笔画形态：方折为主，兼含圆意。

碑文通篇以方折笔画为基调，横画起笔方切、收笔锐利，竖画挺拔如针、转折硬挺，如“孔”“韩”等字的横折处，棱角分明却无生硬之感；同时，部分笔画（如撇画、捺画的中段）略带圆意，中和了方笔的刚硬，形成“方中见圆”的平衡，避免了一味方折的呆板。

第二、 提按变化：轻重对比，节奏强烈。

笔画粗细反差显著，是《礼器碑》用笔的一大亮点。细画如“纤逾植发”，瘦劲却不纤弱，如横画、竖画的主体部分，骨力贯通；粗画集中在波磔（捺画、横挑）处，一笔之内提按幅度极大，波脚向外伸展时厚重有力，如“之”“道”等字的捺画，从细劲的起笔到粗重的波脚，过渡自然且富有张力，形成“星流电转”的动态节奏。

第三、用笔质感：干净利索，无拖泥带水。

无论是点画的起收，还是笔画的转折，均呈现出“切玉剖金”的爽利感。点画虽变化丰富（如侧点、竖点、撇点等），但每个点的形态都精准到位，无多余笔触；笔画衔接处留白适度，既保证了笔势的连贯，又避免了壅塞，如“鲁”“相”等字的结构连接处，气息通畅，尽显笔法的严谨与灵动。

（二） 结体：方扁稳重，平中见险

 《礼器碑》的结体遵循汉隶“方扁取横势”的共性特征，但在严谨的框架内融入了巧妙的变化，形成“稳而不僵，活而不散”的效果：

 第一、 字形基调：方扁规整，重心稳固。

多数字形呈方扁状，横画展开、竖画收缩，如“君”“造”等字，横向笔画占据主导，纵向笔画短而有力，整体给人端庄稳重之感。这种结体既符合汉隶的经典范式，又通过笔画的均匀分布，使每个字的重心始终居中，无倾倒之虞。

第二、 结构变化：穿插避让，平中见险。

在规整的基础上，《礼器碑》通过笔画的穿插避让制造细微变化，避免字形的单调。例如“孔”字，左部“子”的竖钩与右部“乙”的折笔相互呼应，留白均匀；“礼”字的“示”旁与“豊”部上下衔接，笔画疏密对比得当。部分字还融入“险绝”之态，如“器”字，中间“犬”部略偏上，却通过四周笔画的平衡，使整体仍显平稳，形成“平正于外，奇崛于内”的趣味。

第三、结体质感：瘦硬如铁，清超遒劲。

因笔画瘦劲，结体呈现出“瘦硬如铁”的质感，如“韩”“敕”等字，笔画虽细，但笔力强健，无软塌之感；同时，通过笔画的方圆结合、向背呼应，使结体兼具“清超”与“遒劲”——“清超”体现在笔画的干净与留白的疏朗，“遒劲”体现在笔势的连贯与骨力的充盈，二者融合，尽显汉隶的典雅气质。

 （三）章法：疏朗均衡，对称统一

   《礼器碑》的章法布局以“疏朗通气”“对称均衡”为核心，兼顾整体的庄重感与局部的灵活性：

 第一、 整体布局：纵有行，横有列。

碑文正文16行，满行36字，严格遵循“纵有行、横有列”的章法，行列间距均匀，如棋盘般规整，给人庄重肃穆之感，契合孔庙碑刻的文化属性（记录尊崇孔子、修缮孔庙之事）。这种布局并非机械排列，而是通过字形大小的细微调整（如笔画少的字略小，笔画多的字略大），使整体视觉更显均衡。

第二、局部细节：疏朗通气，气息贯通。

因笔画细劲且衔接处留白适度，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形成通畅的“气脉”。例如碑阳部分，每个字的笔画间隙清晰，字距与行距略宽于笔画本身，避免了密集感；即使是笔画较多的字（如“谶”“壽”），也通过笔画的疏密分布，保持局部的疏朗，使通篇气息连贯，无壅塞之弊。

第三、对称原则：左右呼应，上下协调。

章法上注重对称美，不仅单字结体追求左右平衡（如“造”“庙”等字的左右结构对称），行与行之间也通过字形的呼应形成整体对称。例如相邻两行的字，在笔画走向、字形大小上相互协调，避免某一行因字形突兀破坏整体均衡，这种对称感进一步强化了碑刻的庄重气质。

（四）风格：庄重典雅，古雅灵动

   《礼器碑》的整体风格是其用笔、结体、章法的综合体现，呈现出“庄重与灵动并存，古朴与典雅共生”的特质：

 第一、庄重典雅：契合儒家文化语境。

作为记录修缮孔庙、尊崇孔子的碑刻，其风格与儒家“礼”的精神高度契合——方折的笔画、规整的结体、均衡的章法，均传递出“庄重肃穆”的气质，如同一幅“礼治”的视觉化表达；同时，笔画的细腻、结体的典雅，又避免了庄重带来的沉闷，尽显“文质彬彬”的儒家审美。

第二、 古雅灵动：兼具自然与艺术之美。

碑文虽法度森严，却无刻意雕饰之感，反而呈现出“质朴自然”的古雅气质，这源于其笔法的“拙真”——部分笔画（如点画）略带自然书写的痕迹，而非完全刻意的规范，使整体风格更显高古；同时，点画的变化、结体的穿插避让，又为碑文注入“灵动”之气，如“雨”“降”等字，笔画的动态感使字形仿佛有飞动之势，避免了汉隶常见的板滞。

 二、《礼器碑》的历史地位

   《礼器碑》在东汉碑刻中独树一帜，自宋代被著录以来，始终被推为“汉隶第一”，其历史地位的确立，源于它在汉隶体系中的典范性、在书法转型中的标志性，以及历代书家的高度认可。

（一）汉隶体系的“集大成者”

 东汉隶书发展至永寿二年（156年），已形成成熟范式，而《礼器碑》则是汉隶各种优点的“集大成者”：

 第一、 融合汉隶共性与个性。

它既遵循汉隶“方扁取横势”“波磔分明”的共性规范，又在笔法（瘦劲方折）、结体（平中见险）、章法（疏朗通气）上形成独特个性，避免了部分汉隶碑刻（如《张迁碑》偏厚重、《曹全碑》偏秀软）的单一性，成为汉隶“中和之美”的代表。

第二、 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东汉碑刻最初以“记录事迹、颂扬功德”为实用目的，《礼器碑》也不例外（记载韩敕修缮孔庙、造礼器之事），但它通过精湛的书法技艺，将“实用文书”升华为“艺术作品”——笔画的提按变化、结体的巧妙布局，均超越了单纯的文字记录功能，成为书法艺术独立的标志之一，奠定了其在汉隶中的核心地位。

（二） 书法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中国书法在东汉时期经历了从“实用为主”到“艺术为主”的关键转型，《礼器碑》正是这一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1、 笔法的艺术化突破。

先秦至秦代的隶书（秦隶）以“圆转中锋”为主，笔法相对单一，更侧重实用；而《礼器碑》融入“方折”“提按”“绞转”等笔法，使笔画不仅是“表意符号”，更成为“艺术语言”——例如波磔的提按变化，不再是为了书写便捷，而是为了营造视觉节奏，这种“笔法艺术化”是书法转型的核心。

2、 审美体系的初步确立。

《礼器碑》所呈现的“瘦劲”“典雅”“疏朗”等审美特质，为后世隶书审美奠定了基础。它证明书法可以通过笔画、结体、章法的设计，传递出“庄重”“灵动”等情感与气质，推动了书法审美从“朴素自然”向“自觉建构”的转变，成为东汉书法艺术成熟的标志。

（三） 历代书家的“汉隶标杆”

 自宋代以来，《礼器碑》始终被历代书家推崇为“汉隶第一”，其历史地位通过历代书论与创作得以巩固：

 1、书论中的高度评价。

明代郭宗昌在《金石史》中直言“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认为其“字画之妙，非由人造”；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赞其“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近代书家启功也评价其“结体之精，用笔之妙，汉隶中无出其右者”。这些书论将《礼器碑》置于汉隶的巅峰位置，确立了其“标杆”地位。

2、创作中的临摹典范。

从宋代至今，《礼器碑》始终是隶书学习者的必临范本——它的笔法规范（方折、提按）、结体严谨（方扁、对称），为初学者提供了清晰的学习路径；同时，其“平中见险”“灵动自然”的特点，又为成熟书家提供了创作借鉴。这种“可学性”与“可创性”的结合，使《礼器碑》成为汉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作品之一。

 三、《礼器碑》对后世的影响

 《礼器碑》的影响贯穿后世书法发展，从书法教育、创作范式到审美体系，均塑造了隶书乃至整个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其影响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 书法教育：隶书学习的“标准范本”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礼器碑》便成为隶书教育的核心范本，其“法度森严”的特点使其成为初学者入门的最佳选择：

1、笔法训练的“教科书”。

《礼器碑》的笔法（方折起笔、提按波磔、瘦劲线条）规范且清晰，初学者可通过临摹掌握汉隶的核心笔法——例如横画的“方起方收”、捺画的“提按波脚”，这些笔法是汉隶的基础，掌握后可举一反三，学习其他汉隶碑刻（如《乙瑛碑》《史晨碑》）。历代书法教育中，《礼器碑》常被用作“笔法入门”教材，其地位堪比楷书的《九成宫醴泉铭》。

2、 结体规律的“参照物”。

其结体“方扁稳重”“平中见险”的特点，为学习者提供了汉隶结体的规律——如何通过穿插避让平衡字形、如何在方扁中制造变化，这些规律通过《礼器碑》的具体字形得以具象化。例如“示”旁、“走之底”等偏旁的写法，在《礼器碑》中均有规范呈现，成为后世隶书结体的“标准参照”。

 （一）创作范式：隶书风格的“多元启发”

   《礼器碑》不仅提供了“规范范式”，更以其“中和之美”启发后世书家的多元创作，形成不同的隶书风格分支：

 1、“瘦劲派”隶书的源头。

后世书家若追求“瘦硬挺拔”的隶书风格，必以《礼器碑》为宗。例如清代书家郑簠，其隶书虽融合《曹全碑》等碑刻的秀雅，但核心笔法（瘦劲方折、提按分明）仍源自《礼器碑》，形成“清劲秀雅”的风格；近代书家白蕉的隶书，也借鉴《礼器碑》的瘦劲特质，结合行书笔意，形成“灵动瘦硬”的个人风格。

2、“中和派”隶书的典范。

《礼器碑》“方中见圆”“庄重灵动”的中和之美，启发后世书家追求“不偏不倚”的隶书风格。例如元代书家赵孟頫的隶书，虽受楷书影响较深，但结体的均衡、笔法的圆转方折结合，仍可见《礼器碑》的影子；清代“碑学”兴起后，何绍基、赵之谦等书家，均在临摹《礼器碑》的基础上，融合其他碑刻，形成“兼具法度与个性”的中和风格，推动了清代隶书的复兴。

（三） 审美体系：书法审美的“深层塑造”

   《礼器碑》所传递的审美特质，不仅影响隶书创作，更深入中国书法的整体审美体系，塑造了“以骨为美”“以雅为尚”的审美标准：

 1、“骨力”审美的确立。

《礼器碑》的“瘦劲如铁”“骨力通达”，使“骨力”成为书法审美的重要标准。后世书论中，“骨”“力”常被用来评价书法的优劣（如王羲之《笔势论》“力圆则润，势疾则涩”），而《礼器碑》正是“骨力”的具象化体现——它证明书法的美不仅在于“形”（笔画、结体），更在于“神”（骨力、气韵），这种审美观念影响了楷书、行书等其他书体的发展。

2、“典雅”审美的传承。

《礼器碑》的“庄重典雅”“古雅无前”，契合儒家文化“文质彬彬”的审美追求，成为后世书法“雅正”风格的源头。无论是唐代楷书的“法度典雅”，还是宋代行书的“文人雅趣”，均以“雅”为核心审美取向，而《礼器碑》则是“雅”在隶书中的最早典范之一。这种“雅”的审美，使书法超越了“技艺”层面，成为传递文化精神与人格修养的载体。

综上所述：《礼器碑》作为汉隶的巅峰之作，其书法特点体现在“瘦劲方折的用笔、方扁灵动的结体、疏朗均衡的章法、庄重典雅的风格”，这些特征使其成为汉隶“集大成者”；其“汉隶第一”的历史地位，源于它在书法转型中的标志性作用，以及历代书家的高度认可；而其对后世的影响，则贯穿书法教育（标准范本）、创作范式（多元启发）、审美体系（深层塑造）三个层面，塑造了中国隶书乃至整个书法艺术的发展路径。

   从历史维度看，《礼器碑》不仅是东汉隶书成熟的标志，更是中国书法从“实用”走向“艺术”的关键节点；从当代维度看，它仍是隶书学习者的核心范本，其蕴含的“法度与灵动并存”“实用与艺术结合”的理念，对当代书法创作与教育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牛家强，字呈心，号望草舍主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协会理事、安徽诗词学会文艺部副部长、淮北市书协副主席、淮北市诗词学会副主席。在书法篆刻领域有一定研究。作品先后入选“全国首届篆刻作品展览”、“甲骨文书法展”、“安徽省第一、二、三届篆刻作品展览”等数十次大小展览并获奖，2014年评为“书画界最具贡献人物”，多家媒体都作了专题报道。

责任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