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好新奇,觉得唐人正规的诗已经作得尽美尽善无以复加了,就想另换一种面目,一种口味。按理说,这也是不错的。不过独出心裁的办法也只能在一个时期里发生作用,而且也不可太偏。专门在某一点上考究而抹煞其他重要因素,这就失于偏,同样会被人厌弃的。
黄庭坚所领导的江西诗派,专门以句法求新,就有这个毛病。
江西诗派虽然在近代占有相当势力,可是前人也有很不以为然的。例如王若虚的《滹南诗话》说:“古之诗人虽趋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词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当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也哉?”
同一诗话里又说:“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诗的好坏不完全在于一句的出色不出色,若必先想好一句好的句子,然后凑成诗,则诗之不能自然,也就可以想见了。譬如衣服妆饰是为人 而设的,有了人不怕没有恰当的衣服妆饰,何必先作衣服妆饰而后找人呢?宋人知道单讲词藻的富丽不足以为诗,可是又忘了单讲句法的奇峭也不足以为诗,所谓“齐固失之,楚亦未为得也”。
除句法以外,宋人又太过偏重先要立意,前人也曾指出而加以批判。谢榛在《四溟诗话》里说:“诗有词前意,词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汪师韩《诗学慕闻》有一段很好的议论:“宋以后诗人有四种好处,曰博,曰新,曰切,曰巧,但坏处也就 在这里,学虽博,气不清,不清则无音节。文虽新,词不雅,不雅则无气象。切而无味,则象外之境穷。巧而无情,则言中之意尽。”汪氏此说大致不差,然而也有语病。除了巧字是唐人所不甚措意以外,唐人难道不讲求博、新、切吗?不过不专在这上面争胜罢了。宋以后的诗, 如果真能博、能新、能切,那自然还是好的。
瞿蜕园(1894-1973),名宣颖,字兑之,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湖南长沙人。现代文史大家、书画家。他出身世家,家学渊源。其父瞿鸿禨(1850-1918)为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有诗文集、《汉书笺识》等行世。其岳母为曾国藩之女曾纪芬。他早从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闿运学,后入北京译学馆主修英语,同时学习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语言,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基础。他曾长期从政,阅历丰富,出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等职。抗战时期,他滞留北京,出任伪北京大学代理总监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华北编译馆馆长等职,其时改名为瞿益锴,这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和后来获罪的原由之一。抗战后,他取号蜕园,意在悔过,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他又曾以教授身份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执教。1949年后,寓居沪上,以著述为业。后被中华上编聘为特约编辑。代表性著作为《刘禹锡集笺证》、《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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