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毛泽东为何事当众许诺：如果不来 杀我脑袋

核心提示：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 

原题：1945年，斯大林命令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节选

抗战期间，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120多万党员，1亿人口的地盘，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城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而且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有人说，这时已经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并举出例子，说明斯大林、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这也许不假。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断言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对象等特定的环境背景，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同时，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诸葛亮”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怎样讲，而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

从已知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战后趋势，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何况，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确实是因为中共实力太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当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现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事实上，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如何丧尽人心，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声称“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

因此，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责任编辑：何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