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活了近九十岁，其一生几乎就是整部中国近代史的写照和注脚，而他个人的际遇事业，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互为因果。经研究我们发现，蒋介石的阅读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单纯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的著作似乎他从来不看，他的兴趣指向完全为当下的政治、军事、行政和意识形态目的服务。因此随着地位的不断调整，其手边的书单也在不断地随时而变。

百年以来，中国的政治领袖一般都热爱读书，这既是事业要求，亦是个人兴趣，而且他们也均以此为荣。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有意无意地宣扬自己这一爱好，而周恩来更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名言传世。同样作为对中国近代史做出过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却一向以赳赳武夫的形象而著名。

东征北伐，内战抗日，他固然曾以煌煌武功煊赫一时，但毕竟就学历而言军校尚未毕业，就履历而言也从未得到名师传授，就著作而言缺乏可以传世的理论文献，就文笔而言拖沓冗长，让人不忍卒读。因此，说起蒋介石爱读书，简直令人惊讶。

但随着近年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逐渐解密，而台湾地区的“蒋氏秘档”也可任由学者查阅，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的蒋介石，一个热爱读书且终身自学的蒋介石。根据专家统计，在蒋介石军政事业最忙碌，也是心理压力最巨大的1920—1940年代，三十年间他读书两百种，其中最多年份为1920年代，每年读书十余种乃至二十余种。

1920年代是蒋介石一生中际遇最丰厚，也是事业变化最剧烈的十年。1920年他不过是粤军第二支队的长官，统兵仅千余人，此时的陈炯明是他的总司令和效仿的榜样（蒋介石日记，1921.05.23.）；到了1925年，蒋介石已是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却成了他东征战役中的手下败将；而众所周知，1929年的蒋介石作为刚刚统一全国的军事领袖，正在意气风发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这十年间军书旁午却手不释卷，相信蒋介石所阅读的这些书籍定然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精神收益、知识眼界和实务参考。

我们将时间维度再次纵深，便会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蒋介石读过的书给予了阅读者以充沛的知识储备、理论眼光和信仰基础。在阅读中，他不断结合战场实况将西方成熟的战术理论深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阅读中，他完成了现实斗争中对于“辨证论方法论”的哲学提炼（黑格尔：《黑格尔辩证法》）；在阅读中，他解决了三民主义儒家化的理论建构（戴季陶：《三民主义哲学基础》）。

我们还知道，蒋介石当然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对“术”的追求更甚于“道”，他的阅读目标全然是为了从书籍中汲取更多的行政经验和权谋机巧，比如他非常喜爱《管子》、《韩非子》，认为“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蒋介石日记，1936.11.21.）。他甚至从《礼记》（儒家经典）中领悟出国民党元老不能依赖的原因，从《圣武记》（魏源著）中体会到驾驭地方实力派的经验，这种独特的阅读经验，相信其他读者可能无法感同身受。

当然，由于蒋介石本人的学术素养、个体兴趣和审美取向的原因，他除了日文书，无法阅读其他外文原著，对世界大势终有隔膜；而且，他所记录的书单中，未尝见到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著作，这一点倒是和毛泽东相仿。

但毛嗜读中国古典历史和文学，蒋介石却似乎除了《史记》（司马迁著）外，没有通读哪怕是浏览过“二十四史”，我们也怀疑他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司马光著）；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他几乎没有兴趣，没读过《红楼梦》（曹雪芹著），对于古典诗词和现代小说的阅读，更是全无记载，可见他平素给人的刻板严谨、言语无味的人格印象完全由来有自。

通过记录和描述“蒋介石读过的书”，我们可以渗入到他的精神家园，内窥其性格、学识、情操和信念的外界来源；我们可以通过此，试图客观地用知识学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我们还可以以他的视角为凭藉，以期通过其书单来修身养性或自我锤炼，在事业的逆境中更加持之以恒地阅读和自学，于命运蓦然垂青的一刻，自信满满地迎接时代的使命和人生的考验。

以时限来划分，蒋氏一生或许可以分成以下六个时期：

蒋介石的早年（1887—1910年）；

事业萌发时期（1911—1923年）；

事业奠基时期（1924—1936年）；

八年抗战时期（1937—1945年）；

事业挫败时期（1946—1950年）；

蒋介石的晚年（1951—1975年）。

而他一辈子反复关心和关照的书籍很少，《战争论》是其中之一。

蒋介石首先是作为一名军事强人而存在于历史的。他组训黄埔子弟，在苏联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其在广州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也是因为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的胜利，他在各路新旧军阀中脱颖而出，成为名义上的中国元首。

随后的抗战胜利为他赢得了应有的荣誉，而内战中却丧师失地，最终退居小岛，盘桓起“反攻复国”的大梦。这其中固然有政治、经济、金融原因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但终究是直接决定于军事较量的成败。

蒋介石是个喜欢反思的人，据说对于内战的失败，他总结的方方面面原因有三十几条之多，这既表明了他头脑清醒，也证明了他漫无头绪。不过他首先是个军事家，对于政略战略和战场战术有着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直觉，因此往往选用适当的军事教材来作为培训高级军官的依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其附篇《战争原理》便是其中之一。

1918年12月，身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同北洋军的战斗中遭遇惨败，仅以身免，从不离身的六年日记和书籍全部遗失，其中关于兵学的，一部是《巴尔克战术》，另一部就是《战争论》。后者是其母校日本士官学校出版的日文本。

1956年，他特意命令曾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任八十八师参谋长的张柏亭从德文直接汉译，经他亲自评注校正，在五月出版，成为高级军官的集训教材。

蒋介石如此重视本书是有原因的。他认为，老对手中共军队的政略和战略的运用方式，都是依据本书而来。据他研究，中共“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甚至在各种社会斗争上，完全是引用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原则”。不管这个结论正确与否，都显示出他对中共战争智慧和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足够重视，一点都没有轻忽之心。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是德国的军事理论家和军史专家，普鲁士军队少将，曾任王太子的专门军事教官、军团参谋长等职，其中重要的职务是柏林军官学校校长。任该职十二年间，他潜心研究战史，并完成了其几乎所有的军事理论著述，最重要的就是《战争论》，这本书使他获得了“西方兵圣”这一永久性荣誉。

克劳塞维茨不仅是军事理论家，更是战略思想家。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对于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称他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进而认为，“暴力的使用是无限度的”，因此，“让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的目标”。这即是后来“整体战”、“全民战”、“超限战”等总动员战略的滥觞。

蒋介石于1956年竭力推广《战争论》，除了该书有军事理论层面提纲挈领的功效，还有另一层务实考虑。自从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迎战解放军便如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无论三大战役、渡江战役还是其后的各种“保卫战”，面对势如猛虎的解放军，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便丧失了全大陆。

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必须要直面这一困境，因此他批评道：“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只说到怎样打胜战，以及怎样追击，怎样退却，怎样歼灭敌人等的问题，从来没有说到打败仗以至绝望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的话。”而《战争论》则非同于一般战争理论，该书“注意于当战争失利，已经感觉完全绝望别无良策的时候指挥官所应採取的行动。这是为其他兵书所不及的一点”。

其实纵观《战争论》全书，克劳塞维茨别无长策，只是强调了“精神”在战局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五大要素，其中精神要素占据首位，影响战争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战争始终。

“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具体而言，就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这就又将矛头指向了蒋介石这位“统帅”本身，而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没有过明确的反省，他责怪美国、责怪苏联、责怪高级将领、责怪普通士兵，就是从不责怪自己。因此国民党集团即便天天学习《战争论》，也于大局无补。

反观中共统帅部却是活学活用了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战争论》认为，一切军事行动或多或少的以出其不意为基础，才能取得优势地位，使敌人陷入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成倍地扩大胜利的影响。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优势兵力。

揆诸解放战争的战史，如上思路不正是解放军战胜国军党军的万试万灵的法宝么？没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钻研过《战争论》，但在实践中，解放军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建议的那样，用于某一战略目的之现有兵力总能同时使用，把一切军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会战是战争的真正重心，由几个战斗所形成的大规模会战有效地消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的完胜。

附：《战争原理》

克劳塞维茨的两大名着，一为《战争原理》，一为《战争论》，均在他逝世后后才出版。前者是克劳塞维茨就其在1810年后为普鲁士王太子进讲军事学时的讲义补充整理而成，脱稿于1812年前往俄罗斯途中，可说是其后《战争论》的引子和精华。

台湾在1951年4月将《战争原理》依照英文本转译，由实践学社作为高级军官教材出版，经蒋介石两次亲自修正校订，于翌年2月出了第三版。蒋介石认为，该书“内容取精用宏，言简意赅”。他建议各级将领在研究《战争论》之前应先读该书，则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当能获得一个概略的全貌。或者两书参对同读，互相引伸而究明其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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