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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偏移探源

    时间:2020-08-11 10:56:14  来源:中国国风网  作者:姜清水

     

     

    审美观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审美观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人类的共同性。中国古代艺术特别重视对内在精神的追求,把艺术所表现的“意境”和“神韵”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历史上出现的言意之辨和形神之辨,都是关于这一审美标准的讨论。温柔敦厚”、蕴藉、含蓄、委婉的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一向被称之为是东方传统文化审美观的杰出代表。

    中国先秦时,以《诗经》为代表尚“雅”,它创造的“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奠定了中国诗歌审美体系和抒情模式的基本格局,特别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的类比思维,对中国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中的寄情、暗喻、借托、含蓄、蕴藉的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对审美标准基本延续先秦路线,特别是《诗经》的传播,更有了广泛的地域环境。孔子作为一个传道者,他也主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也仍然是对先秦含蓄、蕴藉特色的传承。在这个时期,以《庄子》为榜样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以及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的思想,到汉代时经荀粲演绎,《庄子》这种思想被明确有着象外之意,系表之言的意象,这对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又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的一种新文学辞体,具有十分浓郁的楚国地方文化色彩。楚辞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用以比兴的事物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汉代是崇尚“意象”的时期,代表作是“汉赋”与“汉乐府”。汉赋是由楚辞演化而来的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汉赋运用大量的艳丽词藻和对偶排句,层层渲染,铺张扬厉,气势恢弘,波澜壮阔。汉乐府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谓鼎足而立,也可称之谓中国早期诗歌的“三驾马车”。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百姓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这给“汉乐府”的创作创造了一个“生产环境”,于是,产生了“口语化”“大胆泼辣、毫不掩饰”“爱憎分明”“感情丰富”,又具“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汉乐府。“汉乐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第一次偏移主流的试验田,有群众基础,反映了当时民众生活现实,也产了不少好作品,应该说有其积极意义的存在,如“广泛的民众参与”和“社会底层的生活反映”等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其“口语入诗”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所以“汉乐府”才有与诗经、楚辞可谓鼎足而立的历史地位。可“汉乐府”中的大量“媚俗”与“艳情”就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雅”与“含蓄”审美体系进行了一次实质性挑战。

    魏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人物——王氏一族,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代表人物标杆有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魏晋风度的极致,当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还“不敢忘忧国”,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意象,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时期把“意境和神韵”做为审美标准,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成为后世诗家所推崇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力 ,也给初唐时期诗歌革新运动树立了的一面旗帜。

     

     

    在唐代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之中,可以见到早期是沾染上了“汉乐府”的“俗气”,具有高亢爽健的审美理想。司空图在其《二十四诗品》中说到豪放这一风格时有: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出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阐述,豪放实乃的流通激荡,大千世界,皆被真气冲击弥满,势不可挡。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水是流动的,气亦是流动的,那种江流天地外的景象怎不是真力雄气冲塞天地;不可遏止的情感被放逐到九天云外,又飞流直下,洪波射东海,一去不复返。当这种诗情干云的时候,诗人又超脱了俗世,游走天上云间,钟情于缑山之鹤,华顶之云,在逍遥的世界里,如大鹏一样横绝太古,看到的是仙之人兮列如麻,热烈奔放的情感,潇洒脱俗的性情,无一不是豪放超逸的流露。唐代创造了豪气冲天的一个高峰。

    唐代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形式美的极致,这种诗体字数、句数固定,讲究平仄押韵和粘连对仗,形式整齐,韵律和谐,具有强烈的音乐美感。唐代在格律诗基础之上,还兴起了一种同样讲究平仄押韵,但句式却长短不齐的新诗体,早期称之谓长短句或诗余的词。词的起源,再次反映了中国诗歌与音乐密切关联的文化传统,也再次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化对文人创作的滋养和启发。到了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以贾岛与姚合为代表首先创建具有“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工巧精致”“长于五律”“清雅有味”五个基本要素为主,以华艳纤巧为主要特征,创作重视“锻炼苦吟”,迫求“不平则鸣”性情的“晚唐风格”。

    宋朝两代,虽有蹈袭唐豪放超逸的美学精神,却也相去甚远,悲壮豪气之末大都萦绕的是惆怅衰落之音。汉、唐两朝那种的雄横气势、壮阔意象与硕朴品格取胜的艺术形象,到了北宋以苏轼为代表得以传承与发展,苏轼的豪气在“靖康之变”事件后,以岳飞为代表的“还我河山”悲壮之气,使汉、唐两朝那种的雄横气势、壮阔意象的豪放之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南宋时期有辛弃疾等人步苏、岳之武,终是没能超过苏、岳之峰。南宋的中后期,人们对于理趣和禅宗的追求达到了一个高潮。由唐人注重外在事功,转为倾向追求内圣。宋人注重心性的修养,在内心的情感世界里注入理性的思考,在平淡和恬静中审视宇宙的生命和本体。物质上的华美博大已被意识中的枯淡静默所取代,大致代之以典雅、秀逸、静寂、柔丽的风尚,艺术审美观逐渐又重新回归先秦“雅”的轨道之中,强调含蓄形神兼备,以蕴藉、尚意、“以雅相尚”是宋代词人创作中的共同审美追求,又具体以“魏晋风格”与“晚唐风神”为模范。这时的文学家们大多数被汉、唐的“雄横”“壮阔”影响太深,在“艳俗”的路上无法“回还”,正如欧阳修所说趣远之心难形,一边要求归“雅”,一边被“俗”纠缠。

    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虽有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属于被孔子摒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与先秦的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属“汉乐府”的遗存风气。
      

    从文学创作和审美传统来看,“以雅相尚”“去俗复雅”是汉民族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表现。儒家的“雅正”审美观念,就是从先秦的思想发展而来。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效用,同时在表现上又必须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礼记·经解》将这种创作审美追求归结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因此,合乎儒家“雅正”审美理想之文学创作标准,便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作品的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用,表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所谓“尽善”;其二,文学表现时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所谓“尽美”。这种“尚雅”精神,积淀成儒家传统的审美意识,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泛的中华民族的审美需求。中国以温柔敦厚文学艺术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有着密切关联。

    诗词雅化经过了唐代的“去俗复雅”与北宋的“ 避俗求雅”,到南宋的“以雅相尚”之路,这么个漫长过程。词自晚唐的温庭筠、韦庄以来,其内容大多为宫体和艳情,色泽绮丽,格调婉约,俗气缠绕。这种风气笼罩词坛数百年,两宋名家,除少数外,概莫能免。唐代诸多诗人进入词坛,以诗语为词,力求“复雅”,可他们俗艳的本质依旧未脱。北宋以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盛宋诗人在诗史上的价值在于避陈俗而求雅变,一方面力求避俗,一方面又在以俗为雅的过程中逆向取野取俗,他们在遏制诗词的俗化进程的同时,却又不免加速了诗词的俗化,使大量的俗化现象出现在北宋的诗歌里。他们虽然无法改变面临的困难,却较有成效地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从而使宋的审美特质区别于唐诗,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依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到南宋“以雅相尚”就成了词人的目标追求,仍然是众相杂存,作者们难以走出“艳俗”的雾障,甚至还有人走向“俗化”的老路,也呈现出了鄙俚”“俗下”“酸陋”“村儿之语“艳情床话”卑靡等皆为不能耐的群像。南宋中后期,尽管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人苦苦支撑,也有不少词用来唱“还我河山”的主流意识,但俗化却成不可抑制之势,杨万里的诗歌,被视为通俗白话诗,陆游、范成大也不免滑熟浅俗,辛弃疾又在“艳情”中自拔不能,唯有姜夔一人彻底“反俗为雅”,词心诗语无败笔,达到了对诗词“雅化”的高度,成为诗词雅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姜夔之所以能够风靡南宋后期词坛,主要是顺应了词体的雅化发展趋势,将北宋以来雅化成果发扬光大,使词的辞藻清醇典雅、技巧娴熟优雅、意境精美风雅、意象含蓄委婉、情调超凡脱俗,至其基本完成了词体的雅化过程,所以能说姜夔是词体雅化的完成者。

    词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样式,晏殊、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姜夔等,都是宋词的著名作家。他们或豪放,或婉约,用不同的风格表现了各自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从不同侧面映射出宋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宋词对意境的刻意追求,宋词语言的口语化特点,以及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都对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时期,文坛最具有意味的事是姜夔与辛弃疾两个人的唱酬发生,一是草民,一个是大将军;一是委婉派扛鼎之人,一是豪放派举旗之人。他们两人在南宋的后期碰撞,他们两人的唱酬事件被称为文坛“大事、幸事”,说他们唱得响亮,和得高雅,唱声镗鞳,和音锉锵,唱者豪放,和者委婉,和得无衣无缝,唱和相得益章,称得上唱和中的千古风流章句。不仅如此,姜夔与辛弃疾两个人的唱酬最大意义在:委婉与豪放本可以同在一个地平线上,共生共存,相互映照,共同发展。

     

    元、明、清三个朝代,基本是继承南宋姜夔所铺设的“雅化”路上,有说这六百年间是“姜夔的时期”,基本上是以“语贵含蓄”为标榜,强调“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无字处皆着意”“笔不周而意已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蕴藉的内在之美。这种“语贵含蓄”的“雅化”之路,就像一条红线或戒律,贯穿宋末到清末六百年时间,使这种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与意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色。清代郑板桥的“写意”说,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等,都也未能脱离这种艺术的审美观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利船钢炮打开中国大门开始,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遭掠夺珠宝、并将其焚毁。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
    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中国又一个附属国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1894甲午战争,此年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4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西方列强也便开始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敦促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127日,英、法、美、德、意等国联合照会清政府,再次要求取缔义和团。21日,山东高密群众围攻德国铁路公司,相持数日,并破毁铁路,至14日,德军扬言要以武力镇压。313日,帝国主义列强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显示要用武力干涉中国。4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528日,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

    侵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1900年,8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八国入侵让中国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战争需要金钱与文化支撑,金钱且不论,文化支撑是复杂而繁复的工程,一般是国家对民众的爱国教育与民众自我爱国思想的修养。潜移黙化地“文化标杆”教育与“自我道德”修养,都是平日里生活中所体验,而面临战争,立见功效的是“口号标语”式文化,基于此,国家“救亡”奋起形势需要,战争时期的主流审美观难以顾及“艺术性”,强调的是“号召力”与“凝聚力”。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洒热血”的抗争史。战争不断,抗敌前仆后继,中国以救亡为第一要务。为了更好地唤起民众奔赴前线,诸如沉淀几百年的“还我河山”“保家卫国”的“豪放、直白”语言口号,成了中国文化主流声音,是战争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这样一来,可以说《人间词话》的“隔”与“不隔”是中国文坛在战争中纠结后的“集体选择”,代表着当时一种无奈思潮,是外来侵略战争迫使之举。从后来这种观念被中国文坛众多学者接受来看,也能为此说得到佐证。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他的《人间词话》提出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命题,这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又以“真”赋于词的魂,要求“真感情”“忠实”真事件,用真心对待一草一木,达到“见真矣”“知者深”目标才能成为大家。这些理论无疑给审美观念插上了翅膀,给人们带来了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好方法。有人根据王国维提出的这些审美观念给予总结,说王国维的审美观念已成体系,受到追捧,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王国维的审美观念背离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不适用中国古典文学,所以王国维的审美观点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王国维把境界说做为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同时境界说又是文艺思想的总归宿,并把格调、气象、感情、韵味归于境界以内,以境界为本。也有人把王国维的文艺批评归纳为4个关系:①是自然与理想关系:一切合符自然,直书其事,强调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②是入与出关系:要求词人从宇宙间入,又出于其外,到生活中去提炼,提倡反映生活本质。③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主要提出三个境界,并以三个词人的词句说话,第一种境界要达到胸中无物,观物之微,写物之细,使读者产生共鸣。第二种境界是执着无悔,用心写物。第三种境界是诗人经过奋斗,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和愉悦。④隔与不隔的关系:要求生动的描绘景物,不加修饰,雕琢,忌用替代字,排斥“游”词。国学大师红学泰斗周汝昌曾说“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对于隔与不隔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是表现方法的自然与不自然的问题,不隔就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隔就是雕琢,有失自然本色。也有人认为: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中见出,使人见到意象便感觉到情趣,即为不隔,意象含糊或空洞,情趣浅溥,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明了深刻的印象便是隔。

    还有人认为:读者能否获得同样真切的感受作为隔与不隔的区别。有人提出王国维对姜夔词的评价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一个隔字,并指出原因,一是姜夔用典太多,不易理解。二是姜夔词雅的程度过高。“仙”韵过重,人情味相对,不易让读者直接感受到真境界。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包括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优美说等,主要是他热心追捧康德、叙本华和尼采诸西方学者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美学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未能将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审美观完美的融合,特别是阐述理论部份是很不足的,存在着不少缺陷。《人间词话》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转型期的美学专著,是明显存缺陷和不足,也就不足为怪。《人间词话》虽然对姜夔等词人的评价欠当和不公,甚至出现自相矛盾之处,也就不可过多指责,也不能因此否认《人间词话》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

    王国维的“隔”与“不隔”理论,无论当代学者从何种角度去圆说,其用“隔”与“不隔”做为衡量词的“真”、“善”“美”的尺度都是不妥当的,都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中国传统审美特点融合,这样就无法拿此标尺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美。文学作品中“隔”与“不隔”是中国古典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中两种不同表现方法。正是中国词坛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区别点,也是中西方语言表达的两种风格。隔就是含蓄、委婉,不隔就是直白、率真。至于真善美在文学作品中要达到的目标,不论隔与不隔都是能达到的,只不过是能否“观立能见”与有“思后而见”的差异。

    恩格斯曾给文艺有一段比较精彩的评语,他说作者“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导出来,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王国维的“隔”与“不隔”就和恩格斯的“越隐蔽”而“越好”的观点相左。作品艺术生命是在品味中延续,不能是口号流传。“思后得”是艺术作品所追求的效果,“看即得”是口号式的影响!

     

    王国维之后,紧接着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又把“不隔”之“白话”推向了巅峰,使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观念有了更广阔的舞台。“白话文运动”以胡适为代表,他创导:1.要有话说方才说话;2.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3.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4.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以及“喜笑怒骂皆文章”的模糊概念和“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又将“不隔”观的“种子”撒向广大人民群众中。在“白话文运动”和胡适等人这些个“革命理论”指导下,“八股文”式古旧体文被废止,“白话文”与“白话小说”得到提倡与推广,“新诗体”得以创建,还立有“新韵”,并活跃于舞台,扩大了文学创作队伍,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与影响,除却政治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创新与发展的功勋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由于“白话”推广的“度”没能把握好,在建功的过程中,也顺带把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主流方向偏移到“不隔”的轨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损害更加扩大化了。

    王国维在国家那种危难形势之下,引进西方文学审美观的贡献不可否定,“隔与不隔”审美观念适用战争期间文学审美,而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审美。王国维的“引进”没能与中国传统文学相结合的“缺陷”也不容忽视,“白话文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学改革功劳也不可抹杀,“白话文运动”中“顾此失彼”的问题也应该认清。正因为王国维的“引进”存在“缺陷”与“白话文运动”中有“顾此失彼”,使中国文学审美观主流方向偏移,有了“理论基础”与“接受平台”,崇尚“豪放”、贬低“婉约”成为风向,为后来弄潮者提供了一个“误导航向”的风向标。委婉与豪放两派本可以同在一个地平线上,共生共存,相互映照,共同发展。南宋时期姜夔与辛弃疾的合声协调地唱酬就是最好的明证。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疗战争疮伤、恢复生产为第一任务,同时战争与运动也仍不断发生,中国政坛以“筑国门”“强国势”“为民生存”为主政方向,中国文坛围绕政坛“主政方向”而提供文学形象支撑,对“隔与不隔”的审美观得以持续接受与推进,特别是当时文坛崇尚豪壮与霸气,对“豪放”派的推动起到了“气势”效应,对“含蓄”与“委婉”加以贬损,并作为“批判对象”胡乱指斥,好似这种现象是“顺势而生”。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冲击,中国文学艺术也将离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一贯所持的温柔敦厚”、蕴藉、含蓄、委婉审美观越来越远。

    新时代,是文化复兴、文化强国的时代,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觉,首先应该端正文学艺术为民、为社会创作态度,要求创作出更多更好地文学艺术作品,正确认识传统文学艺术审美观、文学艺术回归传统审美观道路上也就尤为显得重要。

    责任编辑:滕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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