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根基是习性还是精神？

儒学复兴和重建，其根基在哪里？有学者提出在于习性，在于国民性。儒学经过两千年的传承，已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成为民族的习性，所以儒学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民族的，也最容易被我们这个民族接受的。说实话，我一直反对用什么民族心理、超稳定性来讲儒学在今天的适用性、合理性的。如果要讲，就应该讲idea，讲精神（黑格尔意义上的），这才是超越的，是恒常的，是靠得住的，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性、民族心理。idea、精神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儒家的经书之中，只要中国人存在，只要中国人还在阅读四书五经，这些idea、精神就会“活”起来，就会发生作用，并被不断地丰富、发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我们今天讲经学，讲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讲“根”和“魂”——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经学的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魂，就是这个意思。习性论则完全是搞反了。

当然，idea、精神有个落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讲民族心理，讲民族无意识，讲民族习性。因为民族心理、习性本来就是各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的综合产物，是气质之性，而非天理之性，是相对稳定，而非恒常不变的。只要历史条件变了，自然也就变化了。宋儒说得好，“气质之性，君子不谓性也”。对于民族心理、习性这些东西，我们也要拿出“君子不谓性”的态度，而不能像习性论者那样死死抱住不放。”

据刘禾等人的介绍，所谓国民性的问题，最早是德国纳粹学者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论证日耳曼人的优越性。但此说到民国时期又被鲁迅等人接过来，转变为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其实不论是日耳曼人的“优越性”还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都只能是一时一地的民族习性，是气质之性，而非天理之性，一旦将其绝对化，那就成了梦靥，成了宿命，就是荒诞不羁的了。为什么阿Q精神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哪有这样的道理？鲁迅时代的人们接受这样的说法，那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市场效应使然，今天的中国人还会接受这样的看法吗？以后李泽厚先生又用积淀来说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走得也是这个路子。但积淀只能是形而下的、经验的，用它来解释传统的某些积习、习惯也许是可以的，而一旦把idea、精神也还原到积淀上，那就出大问题了。李泽厚先生以后思想止步不前，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嘛。

前一段刘笑敢教授来信，讨论中国人“窝里斗”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其实也应该这样看。谈论中国人的“窝里斗”，一定不能撇开49年后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文化，比如中国人一向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但文革中夫妻、父子互相揭发的事件就特别多，这只能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找原因，而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喜欢互相揭发。当然如果往上推，还可以找到其他原因，比如中国比较早地形成了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权力高度集中，而在权力集中而又封闭的地方，一般权力斗争就比较激烈。但除了这些现象之外，没有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人比如汉代、唐代的中国人，比其他同时期的民族更喜欢窝里斗。如果你要坚持这一点，就必须要拿出证据来。我们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其实主要是建立在对二十世纪华人世界的观察之上，是将一个特殊的命题偷换为一个普遍的命题。但我们不要忘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列强入侵，国家贫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然后是国共两党相互厮杀，然后是共产党掌权，然后是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一直到文革，在这样不断的折腾中，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都是有问题的。精神有了问题，行为必然反常，喜欢窝里斗也就不奇怪。但我相信随着中国民主法制建设，随着资源的逐渐丰富，中国人的窝里斗问题会大大减弱的，至少不会比其他民族更突出。总归资源匮乏才会互相斗嘛。将窝里斗看作是中国人的宿命、国民性，是犯了和习性论者一样的错误。

习性论者接受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人是重视独立性，重视个体的，而中国人是重视人际关系的，重视亲情的。他们有一个例证：中国的子女往往与父母比较亲昵，喜欢与父母睡在一起；而西方父母较早就让孩子独自休息，成人后就鼓励其离开家庭自立。但不知是否想过，由于大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大陆的独生子女的孤独感普遍要强于西方同龄儿童——后者往往家庭中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当这些独生子女长大成人，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是否还重视亲情，重视人际关系，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没有孩子，可能体会不深，我则是深表怀疑。所以，所谓习性之类根本靠不住，拿它来为儒学立论，是找错了地方。我们以前还有一个说法，西方人在性问题上比较开放，中国人则比较保守。如果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样说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年轻人谈恋爱，如果婚前有性行为，那就是流氓，很快会被抓起来。大家记不记得有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新时期第一部为爱情正名的文学作品是《一封公开的情书》，讲的是某工厂青年在私下传抄一封情书，内容很“流氓”，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追查的结果，原来是伟大导师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书。在那样的环境下，中国人的性观念怎么能不保守？但时过境迁，今天只要你看看中文互联网上大量充斥的色情信息，以及肆无忌惮的表白，你还敢说，中国人的性观念比西方人保守吗？

习性论者说在西方文化心理学是一套成熟的学科，这没有问题。但不要忘了，所谓文化心理学只能是一门经验学科，而不是超验学科。只要有人群，就会有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方式，就会有对其进行研究的专门学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借用其研究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一定要限定适用的范围。学界一般将儒学分为理论化（超越化）的儒学、宰制化的儒学和生活化的儒学，如果是用文化心理学来分析、研究生活化的儒学，说明儒学对民众心理、行为方式的影响，不失为一个好的进路。但如果想以此发现某种恒常的文化心理，作为儒学的根基、立足点，那只能是跑进无尽的沙漠。因为你找到的是气质之性，而不是天理之性啊！今天谈论儒学，固然不可以忽视气质之性，但更不能脱离天理之性。“孔子以仁发明此道”，孔子的仁岂能用鲁国的文化心理习俗来解释说明——杨泽波教授就曾试图这样解释孔子的仁，但这只能是发生论的，岂能概括孔子仁的全部？！所以仁只能是idea，是精神，它虽然不脱离经验世界，但又超越于经验世界之上，成为引领中国人精神的永恒灯塔。

希望我们的学者能由习性、心理回到idea、精神，由文化心理学回到经学、哲学，由民族习性、习惯回到孔子用全部精神生命开创的仁学。我想提倡习性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应该不难，但迟迟不能觉醒，反让人感到奇怪，故草拟此文以作“棒喝”。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