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讲《论语》：如何理解“四海之内皆兄弟”？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两句都出自《论语》“颜渊”篇第5章的子夏之口。子夏对中国人际关系的认识，超越了血亲信任，走向了基于共同上天信仰的新型兄弟关系，这是中国精神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飞跃。

两句流行语

大家好，我是杨鹏，欢迎来到掌上国学院“《论语》共读课”。今天讲《论语》亲子共读第54课，内容是“颜渊”篇第5章。

我先读一遍。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这是《论语》中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这章有两句流行语，建议背诵下来。一句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另一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经典作品有个特点，就是创造不少经久不衰的流行语，进入了百姓生活。《论语》和《道德经》都创造了许多流行语。

司马牛是谁？

“司马牛忧曰”，意思是，司马牛忧伤的说。

司马牛名叫司马耕，字子牛，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在《论语》中出现过三次，一次是问仁，问什么是仁。一次是问君子，问什么是君子。还有就是本章中司马牛对自己无兄弟所表达的忧伤。

司马牛身世不明。司马迁《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司马牛，但没有讲身世。

学界关于司马牛的身世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这位司马牛就是《左传》记载的宋国司马桓魋的弟弟。桓魋举兵造反，被宋景公击败，全家出逃，弟弟司马牛避难到鲁国。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都叫司马牛，但不是一个人，同字不同人。研究这两种观点的证据基础，我认同第二种观点。

总之，因为司马牛身世有争议，我们不能从宋国司马桓魋造反失败、弟弟司马牛逃难的这个身世背景来分析本章内容。我们只把司马牛当成孔子的一位学生。

子夏的天命观

“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司马牛因为没有兄弟而忧伤，他说：“人皆有兄弟，唯独我没有。”“亡”即“无，没有”的意思。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子夏是字，名为“卜商”。子夏是孔子最有成就的两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曾子。孔子以后，曾子一派成为儒家正统，子夏一派形成魏国西河学派。遗憾的是，子夏没有著作留存下来，但我们从《论语》中，可看出子夏的思想路径。从本章看，子夏比曾子似乎更有超越性，我会在下面解释。

卜商（前507年—？）：字子夏，孔子学生。子夏精于文学，为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去世后，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成为魏文侯老师，影响了西河学派产生。遗憾的是，子夏没有著作流传下来。

子夏曰：“商闻之矣。”子夏说：“我听说。”

“商”是子夏的名。子夏时代，有身份的男性，都有名有字。自称的时候，称名。同辈称别人，称字。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生死，由天命安排。人的富贵，由上天所定。这表达的是对上天的信仰，对天命的顺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听天由命”即从这句演化而来，指听从上天，顺从天命。

人的生死富贵，都由上天决定，由天命安排。《论语》是信仰上天，敬畏天命，认定上天主宰命运，这是《论语》的基本思想。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请记住，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的前提，这两句不能分开来理解。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这句话的关键，是理解“敬”的对象。“敬而无失”，就是敬畏而不要迷失方向。“敬”什么？就是“敬天”。

前面讲得很清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上天在决定富贵，是天命在安排生死，所以人要敬畏天命，不能迷失天道。这与孔子所说的“畏天命”是一个意思，也与周王朝“敬天保民”的宗教-政治传统一致。

祭祀皇天上帝，配以祖先灵位，是中国历代国家祭祀特征。

“君子敬而无失”，意思就是君子敬畏上天，不敢迷失上天之道。上天之道是什么？《论语》中，就是孔子讲的“仁”，“仁者爱人”。

上天创生万物和生命，上天的力量和法则有益于生命。敬天行道，敬奉天命，就是要在人间坚守保民爱人的仁义之道。

“君子敬而无失”，讲的是纵向的天人关系。“与人恭而有礼”，讲的是横向的人际关系。

“与人恭而有礼”，对人要恭敬，要尊重人。要讲礼制，有礼节。

本章逻辑关系环环紧扣，非常清楚，我们梳理一下。

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要改善命运，就得对上天“敬而无失”，敬畏天命，不失天道；上天向善，天命爱人，所以要善待生命，有益生命，君子敬天行道，对人就要“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如果能做到对上天“敬而无失”，信仰上天，对人“恭而有礼”，爱人、服务天下人，那么东南西北四海之内的人，都是你兄弟。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

请大家注意这段话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个前提展开的。认定对上天要“敬而无失”，认为对人要“恭而有礼”，做到敬畏上天、信仰上天，尊重他人、重礼守义，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都是兄弟。

反过来看，如果不相信上天主宰一切，不相信天命决定一切，不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就不必对上天“敬而无失”，也就不必去对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也就不会是兄弟了。简化一点，不信上天，四海之内就不会是兄弟关系。

子夏的超越

这背后有一个理论问题。司马牛忧伤的，是因为自己没有血亲兄弟。司马牛认为兄弟之情，对生命非常重要，他渴求并信任兄弟之情。

父亲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种血亲情感和血亲信任，超越其他情感，超越其他信任，这是自然现象。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组织核心就是家庭和家族，家庭和家族是靠血亲纽带凝结在一起。春秋各国内部，多是大家族控制，多建立在大家族联盟之上。家族内部，非常依赖兄弟血亲情感来团结。推崇兄弟情，强调血亲信任，这是春秋时期主流价值观。

《诗经·小雅》中写道：

“兄弟阋（xì）于墙，外御其侮。”

意思就是，兄弟之间在自己家围墙内会有矛盾纠纷，但遇到外人来欺负，兄弟们会团结起来共同去抵抗。

兄弟是血亲共同体，内部虽有矛盾，对外容易团结抗敌。司马牛没有兄弟，感到孤独无助，为此忧伤，很正常。

但是，子夏超越了。子夏在精神上超越了这种血亲情感构建的信任，他的精神升华了，升向了一种基于共同信仰上天的信任，这是中国精神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飞跃。

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信仰出发，强调对上天“敬而无失”，对人“恭而有礼”，这就会建立起一种以上天信仰，以尊奉天命为核心的新型人际关系，一种基于上天信仰的兄弟关系。

子夏认为，如果能做到这样，敬畏上天而尊重他人，则四海之内皆为兄弟。这是种新型的兄弟关系，是超越了血亲之上的、一种基于共同信仰的兄弟关系。从共同血缘的关系升华为共同信仰的关系，这种信仰关系，拥有亲兄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救助的特征，但又超越了血亲边界的限制，可以在陌生人之间构建起信任与合作关系，这是一次很重要的精神突破。

血亲信任半径太窄

子夏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可惜后来儒家的发展中，以孝的伦理为代表的血亲关系，成为儒家核心基础。也就是说，司马牛这种渴求血亲兄弟的情感，追求血亲信任的立场，仍然占据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子夏这种的基于上天信仰和尊重他人的新型兄弟关系，基于信仰的信任关系，并没有能够在儒家思想中发展起来。

儒家是中国人伦理精神的重要塑造力量，由于没有跟上子夏的血亲超越，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信任半径就被局限在血亲家人范围，超不出血亲信任的边界，这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缺陷：只信家人，不信外人。华人在世界上，多数也只是能管理家族企业，建立不了世界级跨国企业。大组织，离不开大信任精神。

西方社会，在保有血亲信任的同时，因为基督教的发展，拥有一种基于信仰的普遍信任关系，所以西方社会大体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信任半径扩大了，合作半径就扩大了。

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神道教，都超越了血亲信任边界，建立了基于信仰的信任关系，拥有多重信任力量。

信任半径就是合作半径。合作半径小的人，在世界上是缺少合作能力的人。

中国人散沙一盘，相比起来缺少合作能力，这与缺少基于共同信仰的信任关系有关。人与人之间，要建立多层信任关系，不能只有血亲信任关系，血亲信任很重要，但层面很低、很原始，支撑不住大型组织。

子夏提到的天命信仰下的新型兄弟关系，属于信仰层面的信任关系，可惜没有发展起来。

子夏的精神升华、共同信仰的精神升华，建立信仰兄弟关系的精神升华，中国历史上缺少后续的跟进，子夏的信仰精神之光闪了一下，没有能照亮中国的心灵，就渐渐黯淡了下来。中国精神的遗憾：中国没有建成一个以信仰为中心的社会，更多只有基于血亲的信任关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到一个重要原因。

原因：上天祭拜被垄断

这个重要原因就是，周王朝的政治宗教文化中，有一个对中华民族精神发展来说非常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天子垄断上天祭祀权，垄断了上帝祭拜，以后历朝历代，皇家天子们都保持了祭祀上天、上帝的垄断权力。这个观点，我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中有系统分析。

天坛祈年殿，正中供奉“皇天上帝”神位。

北京天坛，是明清两朝修建起来的，祈年殿祭祀的对象就是“皇天上帝”。但天坛祭祀，是皇家天子垄断的，官吏和民众不能去祭拜。民众不能祭拜上天，就意味着皇家禁止了民众去直接信仰上天和敬拜上帝，是不是？结果上天、上帝信仰就没有发展成民众信仰，民众也没办法基于共同的上天上帝信仰而建立起新型的以信仰为纽带的兄弟之情，是不是？

朝廷允许民众祭祀自己的祖先，民众只能保有家族血亲关系的凝聚力和组织力，这种凝聚力-组织力是有家族边界限制的，是不可能扩展到陌生人世界的。以孝治国，以家族祭拜为中心的信任链，到了陌生人就会断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自然就实现不了。只信自己的亲人，不信外人，怎么能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呢？

家族祭祖，有助于家族内部凝聚力的形成，但无助于家族之间的信任构建。家族内部的信任关系，无法扩展成社会公共关系。

历史发展中，曾子一派成了儒家正统。曾子写《孝经》，更加强化了“孝”的地位，将儒家思想固定在血亲信任基础上。后世儒家讲“忠孝悌”，对君主之忠、对父母之孝、对长兄之悌（顺从长兄），忠、孝、悌都是纵向服从关系，是下对上的义务关系，不是横向的陌生人之间兄弟般的信任关系。子夏一派的思想没有成为社会主流，这是中国精神的遗憾。

从本章看，子夏一派应是以上天信仰为中心的，是以信仰的兄弟关系为中心的，一种横向的、平等的信任关系，但可惜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文献留下来，是不是曾被有意识地毁灭了？ 我们祈祷上天，能够有新的考古发现，出土子夏的著作。如果真有这样的考古发现，这一定是中国精神史上的大事。

扩展信任半径的精神维新

历史上皇家天子对上天、对上帝祭拜的自私的垄断，造成了民众只能祭祖只能信自己家人的精神状态。只有血亲家族信任的心灵状态，是家族之间相互隔断的心灵状态，意味着对家族外的人的不信任，意味着难以扩展家族之外的合作。

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国家治理，不是基于信任，而是基于不信任，建立在防备和惩罚基础上。《商君书》就是基于不信任建立的管理模式（见杨鹏《商君书》四课），其中一个内容，就是通过鼓励告密、制造不信任来实现君主的集权控制。

社会上人与人愈是相互不信任，就愈需要大朝廷来维持秩序，愈有助于朝廷集权，这样的社会治理成本极高，而且社会关系紧张。

美国华人近五百万人，但华人经济的特点就是家族企业，做不大，这是因为内心里只信亲人，不信任他人，没有发展出血亲之外的信任精神和相应的组织能力。

这么分析下来，我们可以说，子夏很伟大，很了不起，他知道要在血亲信任之上，寻找到更高的信任关系，基于上天信仰的信任关系。但是，历朝历代天子对上天，对上帝崇拜的垄断，破坏了子夏梦想实现的可能，也造成中国人信任精神的萎缩，缺少血亲关系以外的信任能力。信任半径越小，社会合作能力就越弱。

信任半径决定合作半径

全球治理，建立在普世信仰-信任的心理和精神的基础上，走向全球化的中国，需要一次扩展信任半径的精神维新。

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再出发

总结一下本章：

1、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除了血亲信任，还得有其他信任机制。共同的信仰，是信任扩展机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中国人缺少的。建设新型的人际关系，提升中国人的信任与合作能力，我们还得回到子夏，从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再出发。

2、要提升中国人的合作能力，就要提升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合作能力，就要对上天“敬而无失”，要发展信仰精神，保护信仰空间，以信仰来引导人与人之间的“恭而有礼”，形成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新型人际关系，发展保有血亲信任但超越血亲信任的新精神，在继承传统兼容世界的基础上，塑造新的信仰-信任-合作的文化心理。

我们再读一遍，复习体会一下了不起的子夏精神。上天有好生之德，人间当有相爱之心，敬天爱人。中国之内，皆兄弟也，平等互信友爱互助。我们也希望，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平等互信互助共进。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