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商纣王帝辛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郑州一次谈话中指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进而指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举的例子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纣王经营东南，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淮河、长江流域，对推动历史的进步起了一定作用。

　　【帝辛小传】

　　帝乙的长子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出身低贱，所以启不能继承王位。帝乙的小儿子名辛，辛的母亲是帝乙的正后，所以辛得以继承王位。帝乙死，子辛即位，就是帝辛，天下人称他为纣。

　　商纣王的各种资质超人，力气巨大，能赤手空拳同猛兽搏斗。商纣王刚愎自用，不能纳谏，爱搞家长制的“一言堂”，觉得天下人皆不如己。商纣王的好酒贪色，在各种史书中也多有记载，荒淫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同“裸”——引者注）相逐其间”的无耻程度。

　　商纣王的好酒贪色传到民间，百姓们怨声四起。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商纣王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残酷刑法，例如：“炮烙之法”。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烈火中烧红铁器，然后加于人体的一种刑法。纣王还常常以杀人取乐，处死九侯、比干、梅柏等人，囚禁周文王，搞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

　　纣王愈加荒淫无度。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他见时机成熟，就率军伐纣。

　　纣王发兵在牧野进行抵抗。甲子这天，殷军溃败，纣王败逃入朝歌城，爬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跳进火中自焚而死。武王于是把纣王的头割下，悬挂在太白旗竿上示众，殷民大悦。

　　《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故天下百姓才称他为“纣”。由此可见，“纣王”是商代百姓对他的一种遣责式的称谓。当然，这一称谓一直是大快人心的，所以各种史书也就沿用下来。

　　【毛泽东评点】

　　商品生产从古

　　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页。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

　　纣王那个时期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引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史文献》1995年第4期。

　　“殷鉴不远”，就在去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驳斥国民党中宣部声明，所谓和平方案全系欺骗》，《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62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29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荀子·非相篇》中，对于纣王，有这么一段文字：“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群，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中也有“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记载。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全面客观，不搞以管窥豹，要看主流，要看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上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在中国史书里，商纣王被描绘成一个残暴无比的暴君，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究其罪恶，不外以下数端：第一，好色贪淫，荒淫无度。如宠幸妲己，作长夜之饮，使男女裸而相逐等；第二，穷奢极欲，酗酒迷声。如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同上）。第三，野蛮残暴，灭绝人性。如把活人烧死，将孕妇剖腹以观胎动，作炮格（烙）之刑等等。第四，狂妄主观，信谗用奸。如驱逐忠良商容，对王叔比干剖腹取心，任用奸邪小人费仲、恶来等。这些罪名，使商纣王成为一个残暴无比的暴君，一个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商纣王的形象成了历代帝王以德治天下的一个反面典型，因而具有一定的鉴戒作用。194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就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声明加以驳斥，称所谓和平方案全是欺骗。陆定一的文稿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审阅修改后，由新华社播发。文稿最后一段说：“如果连我们提最低限度的两条都不要他实行，把过去的罪恶一概不算，‘就地停战’下来，让他得到休整时间，巩固侵占地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取得美国政府五万万或更多的借款和军火援助，有了再来大举进攻的力量，那时蒋介石还必定要更加无法无天。”在此之后，毛泽东修改时，加了8个字，即“‘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殷鉴不远”见于《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二句意谓，殷商借鉴不用远求，近在夏桀这代昏王。这是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要以夏桀、商纣的暴虐无道而断送周王朝的天下。在这里，毛泽东是以夏桀、商纣王比拟蒋介石，用的就是商纣王这个反面典型的例证。

　　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样评价商纣王是不全面的。郭沫若1959年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其实，早在1937年7月他所写的《驳说儒》一文便替商纣王翻案，认为商纣王对于我们民族发展倒是功不可没的。并认为纣王“经营东南”这件事，“比起周人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史论，收入《青铜时代》的这篇史论毛泽东应该是读过的。1958年10月，毛泽东在郑州一次谈话中指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进而指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举的例子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纣王经营东南，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淮河、长江流域，对推动历史的进步起了一定作用。

　　这个历史功绩，是纣王能文能武才干的主要表现之一。纣王的才干表现之二是，他对他的反对派毫不手软。纣王准确地看出了他的两位王叔，即比干、箕子和哥哥微子都是他的反对派，因而果断地杀了比干并监禁了箕子；其才干表现之三，纣王那时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都很拥护他”；其才干表现之四，纣王战败自焚而死，决不投降。从这些方面来看，纣王与后代例如“阿斗”之类的亡国之君有很大不同，应该给他一定的历史地位。纣王的诸多恶行虽然不免有所夸大，但毕竟事出有因，不能一笔勾销。因为写《商本纪》的司马迁是汉朝人，距商朝已有近800年，得到的材料是经周人传下来的，不足以全信，比较客观公正。

　　除了纣王的恶行恶德不容否定之外，他之所以国亡身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他忠奸不辨，重用坏人费仲、恶来，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他对他的反对派比干、箕子进行制裁，但对更为隐蔽、狡猾的微子“里通周朝”没有察觉；他对徐夷用兵攻灭，但却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教训，对他最危险的敌人姬周缺乏应有的警惕。种种积弊，致使他在牧野之战中一败而身丧国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事实上，纣王当政后，亲自率领大军，向东征战夷人，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一举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商纣王也尚武重文，保卫和发展了东南的经济，并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说，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郭沫若也认为商朝有了商品生产），它标志着商朝开始有了商品交易。

　　综上所述，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绝不人云亦云，也不被“浓雾”所迷，而是要拔开“浓雾”见“青山”。毛泽东评人论事的这种客观唯物观和方法论，对于读者的启迪意义和榜样力量，是自不必说的。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