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被阉之后跟任安说了啥？

    作者按：腐刑对于一个人精神的伤害远远大于肉体之痛。遭受此种打击却还能从“疾风怒雨”的心理阴影中走出的人，亘古少见。但欧洲中世纪的阿伯拉尔与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却做到了！二人同遭阉割，不仅没有倒下，反而“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爆发出更大的精神能量，写出了一部千古华章。这一切，恐怕是当初滥施暴力者所始料未及的！试想，如果他们的身躯未遭删刈，便不会有隽永深刻的《劫余录》，虽然司马迁仍然会著述《史记》，但其笔锋也会因少了几分世事磨洗而黯然无力！阉割之于他们，便如将其精神之剑投入冷水之中加以淬火。是的，对于杰出之士而言，肉体的毁坏，足以刺激其精进不休、升华蜕变；与此相反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一旦惨遭阉割，则其肉体再是健全，也无法掩饰其品格之残缺与灵魂之渺小。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绝于史！
　　
　　《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刑余之后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司马迁以沉郁的心情，陈述了自己因言获罪的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和远大的志向。篇中行文大量运用掌故，杂以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显得一气呵成、气势宏伟。鉴于其主旨宏大，端绪众多，笔者仅将太史公与少卿所述列为五点，以飨读者。
　　
　　一，答复对方：为何自己不能推贤进士？
　　
　　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被朝廷委以“中书令”。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宠光无限”的职位。因为担当此任者，既能与圣上形影不离，又有“拾遗补缺、劝谕讽谏”之大权。
　　
　　俗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眼见司马迁身为“天子近人”，却不能“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其挚友益州刺史任安不禁大惑不解，于是给他写信，让其效仿古之贤臣，为大汉举荐人才。
　　
　　对此，司马迁先是表示惶恐与无奈，“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而后发自肺腑的言明自己形格势禁的苦衷，写下了“士有四耻”论。
　　
　　所谓“四耻”，是与“智、仁、义、勇、行”这五德相对而生的，分别为：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意思是，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使人痛心，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没有什么行为比辱及先祖更加丑恶，没有什么羞辱比遭受宫刑更为可耻。
　　
　　这绝非是太史公的推诿之词，在他所处的时代，受了宫刑的人，往往被名流仕绅视为蝼蚁。这种价值观由来已久。
　　
　　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就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便舍卫就陈；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便为此嘘唏感叹；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的阉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二，道出因言获罪的始末和官场的世态炎凉。
　　
　　天汉二年，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战于浚稽山，由于兵力悬殊，力竭被俘。事后，朝野上下都骂他变节投敌。
　　
　　武帝以李陵之事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则直言鯁议道：“李陵服侍母亲孝顺，对士卒讲信义，常奋不顾身以赴国家危难。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国士之风。今天他一次战败，那些为保全身家性命的臣下便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提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搏杀数万之师，敌人被打死打伤无数而自救不暇，又召集能射箭的百姓来一起围攻。他转战千里，矢尽道穷，战士们赤手空拳，顶着敌人的箭雨仍殊死搏斗奋勇杀敌，得到部下以死效命，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身陷重围而战败，但他杀死杀伤敌人的战绩也足以传扬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或为诈降，是想留身以待，将来立功赎罪以报效朝廷。”
　　
　　起初，武帝派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只令李陵协助运输，后来李陵与单于主力战斗，李广利却少有战功。武帝恨意难平，便迁怒司马迁，认为他有意诬罔，是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说情，于是把他下狱，施以腐刑。
　　
　　如果说当权者的刚愎自用、急躁武断，已令“命世之才、高视千载”的司马迁内心蒙尘、苦不堪言，那么亲朋好友的冷漠麻木、明哲保身就更是让他万念俱恢、肝肠寸断！
　　
　　就在司马迁交付有司，即将定罪之刻，平时那些称兄道弟之人全都“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一分钱的“议罪银”也不给他交，以致于他“货赂不足以自赎”，只能坐而待辱！
　　
　　生活在寻常巷陌的市井小民，即使不敢妄言“羊左”情谊，也会有一二“鸡黍之交”。可怜可叹，身在官场的司马迁，竟无一挚友，只能独自体味人心的险诈与势利！
　　
　　三，明悟“形势比人强”的哲理箴言。
　　
　　一个文人墨客，在纷华喧嚣的乡野之间固然可以意气飞扬，把“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作为人生信条，一旦决意入仕并且身陷囹圄，就不敢再谈什么“人格尊严”与及“从道不从君”之类的理想了。
　　
　　因为形势比人强！这是司马迁在牢狱之中的沥血体验与真实感受。
　　
　　他在文章中的第五段这样描述自己由“自负才节”到“包羞忍辱”的心路历程：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榄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意思是，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如今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
　　
　　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被加罪于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是由于时势所造成；坚强或荏弱，也是环境所决定。
　　
　　四，痛述自己遭受阉割之后的心理状况与忍辱偷生的原因。
　　
　　在《报任安书》接近尾声的时候，司马迁发出了这样一番辛酸彻骨的感慨，可谓愁肠百结：
　　
　　“被冤枉和下狱的处境总是让人心绪不宁，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在家中心神不定，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
　　
　　虽然如此，太史公却不能一死了之，这其间实在有三个不得不说的原因：其一，汉庭的所作所为不值得让自己殉身全节；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意思是，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不相识的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
　　
　　那么，汉庭对待司马家族做到“君使臣以礼”了吗？
　　
　　《报任安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面对“大辟之刑”，司马迁没必要非得“谢主隆恩”，以全上意。
　　
　　其二，即令自寻短见，文武百官也不会拿自己与召忽、子推相比。
　　
　　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人绝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为什么呢？只因“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
　　
　　是故如果自己引颈就戮，士大夫们只会认为他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堪受辱，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哪里会留下什么善名呢？！
　　
　　其三，《史记》未成，宏愿未了。
　　
　　三皇（神农、女娲、伏羲）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强者之政、王者之政、霸者之政盛传于今，但对于这些治国理政的具体方略，谁又能知之甚详呢？假使后世的肉食者不能“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万里河山还是不免纷乱动荡。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史学家，司马迁深深懂得，自己必须“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才可令身居高位的人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知晓造成大治或大乱的形势根源，掌握各级官员任用和罢免的规矩。从而使得他们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也能毫不犹豫的断决。
　　
　　惟其如此，社稷才不会有累卵之危，百姓才能免于倒悬之急，自己也能洗刷耻辱，光裕大业，扬名显亲！
　　
　　五，以古之圣贤的坎坷境遇为针砭药石，不断自我激励。
　　
　　艰难苦恨，玉汝于成。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能在世上著称！
　　
　　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名重当时；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酝酿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情感压抑、郁结不解，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表现自己的才艺。
　　
　　因此，宫刑之创虽然终身无法消除，但却绝非自己自怨自艾、固步自封的借口！相反，这些苦痛要成为司马家族“上计轩辕，下至于兹，成一家之言”的利剑青锋！要成为扛鼎之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雄厚资本！
　　
　　司马迁做到了！一部《史记》，通篇鲜有浮夸盛赞之语，处处是忧怀时弊之字！细睹其文，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更为难得的是，它不为帝王树碑彰名，也不为将相歌功颂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信然！
　　
　　小结：在“私行胜，则少公功”的官场，一个人太过引义慷慨、正直耿介，难免会遭受有形的斧钺之害或无形的精神孤立，但是如果曲意阿世、圆滑自保、八面玲珑，则不免为虚伪的道学家和民间的仁人志士口诛笔伐、加以诟病。一般人既不想身陷囹圄，又不想背上恶谥，就只好“藏一半，露一半”，与世沉浮，无所作为，最终沦为庸碌之辈！真是叫人进退失据啊！《诗经》说“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意思是既要保全自身，又要光明正大，这也太难了啊！以太史公的博物洽闻和聪颖慧达，都尚且不能使自身完整，何况寻常之辈呢？！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