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红楼梦》：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

　《红楼梦》问世后，以其深进的思想意蕴与精湛的艺术魅力，震撼着一代代读者的心灵，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巨大的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学”。在经历了二百多年风风雨雨之后，“红学”不但没有衰微，反而更为兴盛，这足以说明《红楼梦》所具备的艺术价值。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倒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不用阶级观点，就讲不通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以贾、史、王、薛四大家的衰败，展现了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红楼梦》以豪门贵族贾家为中心，一家连三家，形成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他们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毛泽东明确指出：“《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并强调说：“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来讲，就讲不通。”他并且提出来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全书的总纲”。其中的“护官符”讲四大家族，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毛泽东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红楼梦》的总纲，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宝，封建统治阶级就是利用这一法宝来剥削、压迫平民百姓、来剥夺和占有奴隶们用汗水和血肉创造的财富。这个“纲”最能体现作品的主题并能引导读者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阶级斗争”，就是抓住了作品的主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整个作品的钥匙。

　　“1954年3月10日上午，主席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说今天要去登北高峰。……主席一面登山，一面和我们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他问我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们回答说看过。主席又问都看了几遍？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说看了两遍。主席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了几遍，老大夫说看了两遍。主席问他看过后有何感想？老大夫想了一下，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发现贾府里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次饭前都要洗手。’他的话音刚落，主席就大笑起来，我们也笑了。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大家更加笑了。停了一会，主席对大家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时，我们对主席讲《红楼梦》的话并不理解，实际上主席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献。不久，在这年十月十六日，他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接着发动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伟大斗争”。（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毛泽东还指出，“《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因为书中的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应该这样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才能真正通过看《红楼梦》来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他还说过，“《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红楼梦》中有两派，统治者一派，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和被统治者结成的统一战线为另一派。两派斗争激烈，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对妻子贺子珍说：“《红楼梦》也是写斗争的。《红楼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114～115页，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也很激烈，正如冷子兴所说贾府是“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在贾府，贾母是最高权威，但“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贾珍、贾琏、贾蓉醉生梦死、吃喝玩乐，一代不如一代，而王熙凤作为荣府的管家奶奶，“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面对着这分崩离析的局面，即使有探春“兴利除弊”的改革整修这个行将倾覆的家族大厦，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蓑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就成了封建社会兴衰变化的形象写照。

　　贾府是怎样衰败下来的呢？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

　　1954年读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时，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特意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似乎是觉得这样来理解封建家族的经济基础的衰败有些简单。

　　关于贾府的衰败，毛泽东的理解是：首先是人的衰败，即统治者阶层自身的腐朽所致。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面对一代又一代的膏粱纨绔，一二个像探春那样有为的谋划者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无疑是徒劳。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家国一体，家庭既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胞，又是社会的政治统治的基本途径。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形成环环相扣的宗法家长制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第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借用《红楼梦》里这样一段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决定封建社会关系兴衰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自然就无可挽回。就贾府而言，惟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族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这并不说9月曹雪芹主观上就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在1964年8月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庭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着，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是日理万机，一闲对百忙。他阅读《红楼梦》，很少是单纯的文学欣赏，总是随时结合书中的人或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说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据簿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198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萧克将军回忆说，早在井冈山斗争前期，毛泽东就说过，“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它的枪，抓到俘虏，才挖掉它的命根子。”（肖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6页，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教导大家消灭敌人，挖掉国民党的命根子。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当时在中央纵队当秘书长的刘英说，《红楼梦》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林黛玉说的，还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刘英：《在历史的潮流中——刘英回忆录》，第68～6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1938年5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说到《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以及大观园里的贾宝玉、林黛玉，指出“你们的鲁艺是个小观园”，“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鼓励学员们奔赴抗日前线。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批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软弱性，好像林黛玉“洗涤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告诫要警惕这种“软弱香”，“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1949年全国胜利前夕，他在《评战犯求和》中指出：“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1951年他接见来北京的湖南教育界的几位人士时指出，“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育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1952年，毛泽东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高岗反党集团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借以说明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195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讲话时说到：“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红楼梦》的林黛玉说的。（董学文等：《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第17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957年，他又多次拿林黛玉这两句名言，来说明国际形势的特点：“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他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来说明大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1963年，他又用“大有大的难处”和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这两句话来说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及其正在走向没落的趋势。他对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名言特别感兴趣，在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和与国内外反动派作英勇斗争的时候，曾多次引用这句话。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还用丫头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援引“陋室空堂”这支《好了歌注》曲子的前六句来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为减轻学生负担作出批示，其中指出：“不要像《红楼梦》中林黛玉、贾宝玉那样多愁善感，脆弱多病，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1967年12月12日接见许世友将军时提出“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嘱咐他去读《红楼梦》。1975年秋，毛泽东还称赞“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有战略头脑”，并风趣地举例说，“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哟”，还说“她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至死不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毛泽东：《谈＜红楼梦＞》，《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8￣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尽管清代江苏巡抚丁日昌曾两次把《红楼梦》列入淫词小说，要求严行查禁，但自《红楼梦》问世以后的100多年，《红楼梦》却愈禁影响愈大，愈禁流传愈广。据乾嘉间经学家郝懿行记述，那时，北京已“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晒书堂笔录》）。京都竹枝词也有“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咏。到光绪年间，李慈铭说，《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年，风流不绝。裙屐少年以不知者为不韵。”一方面是官方查禁，一方面是读者需要。

　　在毛泽东少年时，社会上对《红楼梦》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伪道学斥之为淫书，甚至编出种种故事，说《红楼梦》的作者死后堕入拔舌地狱之类，肆意谩骂；而一些有见地有眼光的人，则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废者”。（黄遵宪语）

　　对《红楼梦》这部书，尽管喜欢的人甚众，但各人所得不同。鲁迅说过，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作者的作品中，掺入了欣赏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见《易》、见淫、见缠绵、见排满、见宫闱秘事，均因此而出。

　　毛泽东读《红楼梦》，另是一路。如果说，少年时当作有趣的故事读，那么，后来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小说不是单纯当作文学来读，而是首先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书来读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剖考察。这个观点，他反复申明，从不讳言。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他要人们不要以为《红楼梦》写的只是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1965年又同王海容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评论来说，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要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就是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满意封建制度。”说得较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不少论述。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族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在1961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又说：《红楼梦》与谴责小说及《金瓶梅》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说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民主性”。一般说来，民主性以及人民性，是毛泽东评论封建社会文化中好的一面常用的概念。

　　第二，对《红楼梦》的历史内含，毛泽东谈得较多的是，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把小说当作历史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特点。恩格斯早在1884年4月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就谈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可见，恩格斯是把《人间喜剧》当作历史读的。列宁也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也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毛泽东强调把《红梦楼》当作历史读，希望从《红楼梦》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恩格斯、列宁的论点一脉相承，可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红楼梦》展现了封建社会形象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而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主要表现在小说对封建制度摧残人才的不满，对被污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1961年毛泽东指出《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指出它“写得有点希望么”，1964年又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这些都说明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要求。如果当时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民主性”的意向也难以萌生。因此，认真阅读《红楼梦》这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既能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又能悟出《红楼梦》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页。

　　任何人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关键是如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人际交往中，关心他人进步，善于分析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看到消极因素中蕴含的积极方面，又看到消极因素向积极方面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掌控全局的情况下，做好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见《红楼梦》第一百十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王凤姐力诎失人心》：“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却不取替他说话，只自叹道：‘俗语说的，‘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太太们不亏了凤丫头，那些人还帮着吗？’”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他就在谈及高饶问题上犯错误同志时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第一，对于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第二，对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实行教育改造的政策。通过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劳动改造，参观新中国的成就等办法，使他们认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性，自己罪行的严重性，自觉地认罪服法，逐步地由反动立场转变为人民的立场，将功赎罪。第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们不反革命了，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实践证明：对这些人，只要我们关心他们的进步，给他们生活的出路，并发挥他们的专长，就一定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他曾追随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了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略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犯被捕入狱。毛泽东注重溥仪的改造，关心他的转变和点滴的进步，更关心他的生活。1956年2月，当他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监押的时候，毛泽东就让载涛携家属前往探视。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谈统战问题时特别提到溥仪，他说：“对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溥仪被特赦出狱后，毛泽东还接见了这位“帝王”。

　　1962年1月31日，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几人收到请柬，是毛泽东约他们到家中小酌。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乡，又都是清末以来的革命家或社会贤达。章士钊等四人陆续被接到颐年堂前。“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毛泽东雍容大度，出语诙谐。客人是谁呢？章士钊颇觉莫名其妙。“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毛泽东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章士钊等人正在猜测这位“顶头上司”到底是谁，一位高个头清瘦男子已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毛泽东微笑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方知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坐在眼前。

　　席间，气氛很和谐，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你还没有结婚吧？”毛泽东知道溥仪在抚顺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遂改换成这个话题，关心他的个人生活。并说：“你的婚姻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毛泽东一直关心末代皇帝的生活。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对宣统要好好地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说到这里，他转向在场的章士钊先生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这件事令溥仪非常感动。

　　由于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爱护，溥仪不仅被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还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后来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写出了《我的前半生》一书，由一个中国最大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研究文史资料的积极因素。

　　而载涛是末代皇帝的皇叔，曾任宣统朝禁卫军的训练大臣，辅佐小皇帝执掌军旅。该人不仅爱马，精于骑术，而且深谙相马之术和养马之道。1950年6月，经李济深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特邀载涛参加不久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其间，他拟定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得到毛泽东赞赏。毛泽东指示筹建马政局。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签发委任令，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马政局顾问，定为行政13级。从此，一位清朝的王爷成为新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1954年9月19日，经全民普选，67岁的载涛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2月21日，他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同样对载涛的生活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关心。当得知他因经济拮据修不起塌了的房子时，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一部分让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里，作为修房之用。载涛感动得流下热泪。

　　国民党的战争罪犯，原来都是与人民为敌的消极因素，经过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进行帮助教育，逐步地改恶从善，由同人民敌对的立场转到人民方面，如杜聿明，在特赦释放后，为和平统一祖国和改善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因素。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大特务，过去犯有许多危害革命，危害人民的罪行，是个很大的消极因素，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下，他投向了人民，成为帮助政府肃清国民党特务和研究文史资料的积极因素。

　　总之，作为领导者，毛泽东平等待人，通过关心其政治待遇，关心其家庭和个人生活等方式来凝聚人心，激发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发挥其特有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使消极力量转化为对新中国建设有利的积极力量。

　　百脚之虫，死而不僵

　　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

　　——《两个中间地带》（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3页。

　　又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自三国时期魏国曹元首的《六代论》一文。原文是：“故语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扶之者众也。”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回：“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百足之虫”指的是一种叫马陆的虫子，据说这种虫子由中间断开，首尾仍可各自行走。也有说即是蜈蚣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常用来指虽处垂死状态，但尚可苟延残喘之意。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围绕着我国同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发生的急剧变化，我国处于一个两面受敌的“最冷的冷战”时期。这促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格局和对外战略进行一番新的判断和努力。

　　进入60年代以来，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便呈现出日趋紧张之势。1960年6月，赫鲁晓夫借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晤”之机，对中共内政外交政策突然横加指责和攻击，并向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兄弟党散发中共的《通知书》，从而揭开了中苏两党正面冲突的帷幕。紧接着，苏联政府在7月间突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与此同时，中苏边境不断发生由苏方挑起的冲突事件。1963年，美英苏签署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试图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排斥在核大国之外。这表明，中苏关系无可挽回地朝着最终破裂一步步走下去。

　　在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事态。6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依然固守其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中国是“最好战”的；“从长期来看，中国是最主要的敌人”。1962年，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试图趁中国大陆发生经济困难之机，要挟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而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为，以蒋的力量去反攻大陆，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可笑的。因此美国通过华沙谈判告诉中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是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的。但这个事件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部长武元甲时说：过去几年，对帝国主义进攻的问题，我们想得不多，现在得想一想。

　　可见，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处在“美帝”与“苏修”的两面夹击之中。中国的对外战略，需要在两极之外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的理论，是毛泽东早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的。不过那时毛泽东所说的“中间地带”，是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一块“极其辽阔的地带”，它包括亚非拉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957年，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中间地带”时说：帝国主义“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这个“中间地带”论，基本是着眼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着眼于两个阵营的对抗。

　　到了60年代，毛泽东关于“两个地带”的阐释，有了明显的变化。

　　就如同在《两个中间地带》一文中阐述的，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主义体系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把利益矛盾放在了观察国际力量组合的首位，而明显淡化了国际矛盾的阶级性质。

　　基于这样的划分，毛泽东在《两个中间地带》这篇文章中，十分明确地将美苏两个大国同“两个中间地带”的国家区分开来，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形容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的大国，强调它们与“两个中间地带”的广大国家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个区分，对当时的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寻找新的战略空间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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