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春节习俗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负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情感聚合。

　　春节俗称“过年”，在我国古代叫做“元旦”。“元”即为开始的意思，“旦”即指的是早晨。“元旦”就是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早晨。“元旦”作为新年的名称始于汉代。在汉武帝创制的《太阳历》中，就已确定农历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而正月初一即为新年。从此，“元旦”作为新年的称谓在我国沿用了2000多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我国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同时还保留了传统的农历纪年的方法。为便于把这两种方法区别开来，特将公历元月一日定为“元旦”，而将农历的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各地的春节习俗不尽相同。不过，有些习俗却是天南地北的中国人都信奉遵循的。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不管生活条件多么艰苦，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拜年等春节习俗还是一直沿袭下来。中国人对“家”的观念十分重视，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逢年过节要回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惯例。春节是中华民族的团圆之节、喜庆之节，不管春节习俗怎么变迁，在春节期间家人团圆共享天伦之乐这一点是无论如何改变不了的。毛泽东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忘不了这节日。从革命战争年代到解放以后，春节期间，他除了团拜以外，还深入基层，和革命战士、普通群众一起欢度春节，留下了许多佳话。

　　“割尾巴，贺新年”

　　1929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与国民党敌军的战斗中度过的。大年初一（2月10日）早晨，毛泽东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大柏地。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第三营不走了，营士兵委员会到处联络，坚决表示不能再让敌人赶着跑了，决心在狭谷之中拼一死战，打垮尾追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后续部队无法行进。见此情景，三营党代表罗荣桓、营长陈明迅速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毛泽东立即召集前委会研究，认为：自下井冈山20多天来，连续行军近2000华里，沿途不断遭到敌军的袭击，始终未能摆脱敌军尾追的被动局面。从刚抓获的俘虏兵中得知，尾追的敌军，正是5个月前在遂川被打败的刘士毅旅，他们想报一箭之仇。前委会研究决定，在大柏地打埋伏，歼灭追敌。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说：“今天是大年初一，群众在家里过年，可是敌军在后面穷追。这股敌军就是我们在遂川打败过的刘士毅旅，现在缩编为江西独立第十五旅。我们在大柏地以南麻子坳一带设伏，坚决割掉尾追的刘士毅这条尾巴。”干部们回去一传达，全军指战员都兴高采烈，呼喊：“割尾巴，贺新年！”

　　再说敌军方面，也在制定南北夹攻消灭红军的计划。他们的口号是：“消灭朱毛共军，领取重赏过年！”到底是“割尾巴贺新年”还是“领取重赏过年”呢？让我们来看一看1929年9月1日，陈毅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至2月中旬（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旅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3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是役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红军用战斗的胜利欢度新年。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正确的航向，全党全军喜气洋洋。当年的2月4日就是春节，后勤部门想多弄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贵州等地太穷，一时间难以筹到足够的食物，毛泽东也分到一碗红烧肉、几只辣椒。但他舍不得吃，因为他想到在不久之前攻占黎平、中渡乌江、进攻遵义的激战中，留下了不少伤病员，他们更需要关心。大年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去看望伤病员，向他们拜年，并捐出自己的伙食尾子（即节省下来的伙食费），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异常感动。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就住在延安，生活比长征时期相对安定了一些。每逢春节，中央机关都要开展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比如团拜、年会、演戏、扭秧歌。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晚戏，附近许多乡亲也应邀前来观看。有一天晚上，毛泽东走进礼堂，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老乡们则坐在后面，最前面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两排空位。毛泽东当场对干部和战士们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也跟着毛泽东到后面。老乡们很受感动，一再谦让，还是被毛泽东劝到最前面。几十年来，这件事一直成为延安人们的美谈。

　　毛泽东一到春节，首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司机等。哪怕自己再忙，他都要亲自去慰问他们，同他们握手，向他们拜年。毛泽东总是和蔼地说：“你们长年累月为我们服务，连春节也很少休息，你们辛苦了！”接着一个个问寒问暖：家里情况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还请他们转达对他们家属的节日问候和祝贺。

　　毛泽东请“老高头”过年

　　1941年腊月三十，街上不时传来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副官处的“小鬼”们，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室内外收拾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迎接新春佳节。

　　这年，招待处食堂炊事班有一位年过六十的老同志，姓高，大家都称他“老高头”，也有人亲切地管他叫“老班长”。他为人忠厚，全家六口都参加了革命，又是这里有名的劳动模范。因此，大伙对他像对长辈一样敬重。年三十上午，老高头正为大家忙着过年吃喝的东西，毛泽东的秘书来找他。“主席请他干什么去？”大家都在猜想，一直到晚回，张永清走进老高头的宿舍，只见他正坐在炕沿上喝开水，看他乐呵呵的样子，真像遇到了什么大喜事。老高头平时少言寡语，只知默不作声地干活，可这回却打开了话匣子：“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毛主席的秘书何培元同志对我说‘老高头，主席请你一起过年。’我当时非常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主席这么忙，我不能去打扰他！’何秘书说：‘毛主席请你一定要去。’我实在推脱不过，就随何秘书一起去了。到主席住处一看，有给主席送水的老头，有给李作荣处长看孩子的老头，还有杨家岭的几位老人，总共十一二人，都是六十多岁的。我们在毛主席的小食堂里坐着，不一会儿，主席来了。大家都站了起来，这时，毛主席高兴地和我们每个人打着招呼，并一一握手，然后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我们这里的老年人了，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为抗日救国，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你们要保重身体，不要累坏了，我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个年，祝你们长寿……’”

　　“接着，毛主席邀请我们吃他为大家准备好的面。我们品尝着，一片欢声笑语。我们祝毛主席新年好，身体好。这个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高头说到这里，话题转到了他从小给地主放猪，几十年当牛马，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有时，一病几天不能吃东西，狠心的地主老财连看也不看一眼。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这样关心我们普通战士、老百姓。”说着老高头的眼睛湿润了，他用衣服袖子拭了一下眼泪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我们都要好好干革命啊！”

　　“今天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吧”

　　1943年大年初二的下午，枣园的乡亲们身着节日盛装，端着年糕，提着米酒，高举绣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喜气洋洋地来到“延园”，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拜年。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满面春风地站在小礼堂门前迎接客人。

　　小礼堂的正中，并排放着两排桌子，上面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床单布。花生、糖果、香烟、红枣摆了一桌。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同几位老年人亲热地坐在中间的桌子旁，笑着问大家：“年过得好啊！”大家乐呵呵地应答：“好！好！”

　　接着，枣园区的区长把乡亲们一一向毛泽东做了介绍，当介绍到枣园乡长杨成福时，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杨成福的手，亲热地说：“你是枣园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会也要叫我呀！”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回过头来面对老乡们说：“咱们是老邻居了，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希望不要客气，吃好，喝好……”

　　饭菜端上来以后，毛泽东又不断到各桌去敬酒。乡亲们也不断地举杯，向毛泽东敬酒。整个小礼堂洋溢着欢声笑语。

　　1945年的大年初一，枣园的村村户户、男女老少，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之地。人们高高兴兴喜庆大生产运动带来的一个丰收年，欢欢乐乐度新春。

　　这天，毛泽东一大早就找到周恩来，说：“今天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吧！”周恩来很赞同地说：“是要去早些，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毛泽东很快吃完饭，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一块，带着年礼，说说笑笑来到枣园乡政府。毛泽东先向在乡政府值班的两位同志问好，这两个同志高兴极了，一个留下陪着毛泽东，一个飞快地去找乡长。

　　杨成福乡长得知毛泽东和好多中央领导来了，高兴得老远就打招呼。毛泽东迎上去握住地那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问：“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好，好。主席和首长们好！”杨乡长忙着招呼毛泽东进屋，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忙个不停。

　　周恩来笑着说：“老杨，我看你不要忙了，主席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走吧。”

　　杨乡长一听有点作难，他想：枣园村20多户人家，山上山下，居住分散，坡高路滑，主席和中央首长工作那么忙，怎么能让他们到各家去跑呢？于是连忙说：“主席工作很忙，不用去了，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毛泽东笑着说：“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坚持要与群众见面，这可怎么办呢？杨乡长想了又想，突然有了好主意，便对毛泽东说：“现在去，群众不一定都在家，我看把各家的家长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都见上了，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问道：“怎么样？”

　　周恩来笑着说：“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一个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听说毛泽东来了，枣园的乡亲们可高兴了，乡亲们扶老携幼，热热闹闹地向乡政府赶来。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见乡亲们都来了，立刻迎出来，向乡亲们祝贺新年好。毛泽东握住几个老年人的手，请他们坐下，又是递烟，又是让茶，还不时地给孩子们抓瓜子、花生、糖果。一时，乡政府的小院里，充满了欢乐。

　　1947年春节后，胡宗南调动了23万人马，分五路进攻延安。彭德怀获悉情报之后，忙派兵守卫延安机场，并且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回答了两句话：“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

　　一天黄昏，毛泽东同王震谈话，东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吴家枣园。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周恩来也劝：“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毛泽东稳稳坐在椅子上，问：“机关和群众都撤完了吗？”“早撤光了。”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嗯。”毛泽东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让我看看胡宗南的兵。”

　　彭老总回答：“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

　　1953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度过的，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了其中的一段情形：1953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带着口罩，到人们群众中。那时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毛泽东肖像。

　　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竟然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

　　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卫士们在里面围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大家保护毛泽东登船。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政治局做了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

　　1963年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传话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八十一岁在杭州过春节

　　1975年2月初，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从南昌打的保密电话：毛主席将在2月8日乘专列来杭，请浙江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并负责保证浙江境内铁路沿线安全。谭接完电话，立即吩咐秘书将电话记录送省委另一负责人铁瑛传阅。

　　两位省委领导接此“通知”后，不禁又喜又忧，但“忧”更大于“喜”。

　　当时，浙江各地派性严重，武斗频繁，尤其是毛泽东专列必经的金华地区，更是“是非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浙江省境内后的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可是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事情。经过考虑，谭启龙把有关情况向汪东兴作了汇报，特别是提到省委对毛泽东沿途安全问题的担心。汪东兴听后答复道：“这样吧，毛主席路上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警卫部队负责。”并安慰谭启龙说：“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安定。”

　　按预定计划，毛泽东将准时于2月8日到杭。本来，南昌到杭州只有六百多公里行程，一般只需半天即可到达，但由于沿途不安定等因素，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三天！

　　这天清晨，春寒料峭，凉风习习。一大早，浙江省委谭启龙、铁瑛等主要领导就来到艮山门车站，在站台上等候毛泽东专列的到来。终于，载着毛泽东的专列冲破晨雾，远远驶来了。

　　列车停稳后，谭启龙、铁瑛两人一起进入车厢，同毛泽东见面。然而，车厢内映入眼帘的情景却使两位领导不免苦痛、心酸：只见坐在沙发中的毛泽东一脸凝重的表情，容颜十分苍老、疲惫，动作也显得迟缓、无力，就连说话也含混不清了。

　　见谭、铁两人进来，毛泽东用力从沙发中站起身，边握手边询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听到毛泽东的问话，谭、铁不由心头一热：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

　　原来，从1月底开始，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那个曾流窜到金华地区煽动武斗的造反派头目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搅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铁瑛两人绑架，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两位领导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在这场“争夺”战中，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于是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感动之余，谭、铁两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委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汇报完毕，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下列车，由谭、铁两人陪同前往西湖南岸的汪庄下榻。

　　从2月8日到4月13日止，毛泽东在杭州共计留住两个月零五天。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继续检查、诊断眼疾。此时，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要好多少，除双目白内障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厉害，行走更加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长时间的阅读和工作，都将对身体恢复不利，为此，医生建议毛泽东应少看书，多活动，不便外出行走，就在室内做一些活动。

　　为治疗毛泽东的眼病，从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来杭的六七位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组成医疗小组，精心会诊，反复研究，并借来一批外文医学杂志和书籍，提出各种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毛泽东的白内障的发展。为配合治疗，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毛泽东不能再看书和批阅文件，但无奈毛泽东固执己见，只同意先治右眼，而留出病症较轻的左眼继续工作。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祝贺春节。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大家的礼物，这是八十一岁的毛主席在杭州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光。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她，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夜饭是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工作人员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着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后，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大家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了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爆竹是他为工作人员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他们去除旧迎新。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