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禅师论禅,是要排斥法执、我执,以便自悟本性。执,即束缚。就如“吃茶去”,如拘泥于此三字,死钻牛角尖有可能成为人们理解上即“悟道”的束缚。因此禅宗是要人们做到“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也就是说要达到“内外不住,来去自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坛经》)的精神境界。禅茶的深厚基础,缘真实体验的深刻性。
正是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点。所谓“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都与茶及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茶事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平常而自然的境界,然而真正要有高深的境界又必须是工夫不断,“悟头始出。”
虽然“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但此体验本身即得来不易,必工夫不断,方可有悟。进而言之,悟虽可得,亦随时可失,所以说“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这就全然是一个保持境界的事了。禅宗的茶事活动之所以日益讲究,甚至将其化为一个艺术境界,奥妙全在于此。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早已从具体实际生活上升到超脱物我的一种“悟”,从而具备了一种崭新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茶的醒脑提神的药用功能,对禅宗的坐禅修持的证道法,倒有解释的用场,但对慧能以后禅宗那种“见性成佛”,不靠禅定的那种顺乎自然的境界,则很难解释得通。说到底“吃茶去”,是和“德山棒,临济喝”一样的破除执着的特殊方法,是要去除人们的执着,一任自心。
为了使人“妄心不起”,就执着坐禅,这岂不是将人作为死物一般。须知“道须通流”,心若住而不动就是心被束缚。在禅宗看来,悟道成佛完全不须故意做作,要在极为平常的生活中自然见道。长庆慧禅师,二十余年坐破七个蒲团,仍未见性,直到一天偶一卷帘,才忽然大悟,即作颂口:“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人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头打。”一旦豁然贯通靠的却是解去坐禅的束缚。因而真正深通禅机者,往往一切听之自然,自在无碍。“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
慧能所以强调“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外再无什么“道心”。就这点而言禅宗的确表现了“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世俗精神。而茶正好应合了这种世俗精神,体现了这种世俗精神,它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却又是世俗生活中不可少之物。有了它,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茶之为物,在禅宗看来,真可悟道见性,因它是物又超越物,如“吃茶去”,就是悟道方式的机锋;又因它有法而又超越法,自在无碍,不须强索。正如临济义玄所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尊宿语录》卷十一)这正是禅宗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无不体现在禅宗的茶文化中。
江西的黄龙慧南禅师,即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宗的开山祖师,他就曾以“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了?”“我手何似佛手了?”“我脚何似驴脚了?”这三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提问,标榜为“黄龙三关”,而且“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借以“接引”僧众。这位黄龙宗的开山祖师,在郑重地总结“三关”的“自颂诗”中,特别地突出了“赵州茶”。
据《五灯会元》载:“师自颂曰:‘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其实自赵州从谂禅师发明“吃茶法”这一偈语后,“赵州茶”也成为禅门径直使用的典故。从谂是南泉愿禅师的弟子,江西马祖道一禅师的徒孙,当时即名扬天下,人称“赵州眼光,爆破四天下”(《五灯会元?浮杯和尚条》)其时,“赵州茶”与“吃茶去”早已成为人们热知的“赵州关”。
黄龙慧南禅师的“三关”当不会与“赵州关无关吧。前者与后者都是以茶连接的。其实从谂禅师曾留下许多着名禅案。如“大道透长安”、“无”、“庭前柏树子”等等。然至今仍传颂入口的不就是“吃茶去”吗。可见它是渗透了“茶禅一味”的文化意义,才穿透历史时空而被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所接受的。
责任编辑:王海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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