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酒是务 焉知其余

     ——西晋名士,醉侯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县（今安徽宿县）人。西晋名士，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由于其在酒国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文章，被后人称为“醉侯”。中国历代文人学者咏刘的诗词曲赋如果不说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实不为过。当代作者岳文强与岳江欣能编出洋洋40万字的历代名贤咏刘伶的诗谱，足可说明一切。
    刘伶之嗜酒，是历史上最出名的，也是最典型的，以至于无论是酒联，还是酒诗，都要把他抬出来。《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斗，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颓然已醉矣”。刘伶的妻子劝他戒酒，为达到饮酒的目的，他竟然可编出敬神发誓的话来，蒙骗妻子。因古人以酒敬神灵是符合礼仪的，当妻子准备好一切时，刘伶已是烂醉如泥     刘伶不仅嗜酒如命，而且迭出怪招。最有名的就是他与阮籍一起，掀起一轮裸饮高潮。裸饮对于传统的礼教极具破坏性，但是就是因为这批名人的怪招式，直到后来发展到集体裸饮。《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基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  衣’”意思是说，刘伶经常饮酒放荡，还脱去衣服裸体在家中饮，有人见了，就骂他这种不符礼数的行为。刘伶便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进入我的裤子里干什么？这是一段极其经典的醉话，流传百世而不褪本色。宋代罗烨在《新编醉翁谈录·嘲戏绮语》载：“刘伶之妻，常为夫嗜酒所苦，与其妾谋害之。因酿一大缸，伶日索其酒，妻曰：‘待熟，吾请汝一醉。’及酒熟，乃招伶入，就饮，其妻与妾推而纳入酒中，以物蔽之，将巨木扼塞其上，意谓必溺死酒中。越三日，原缸中寂然，乃发缸视之，则见酒已尽矣，而伶大醉，坐于糟粕之上。良久，伶方能举头，谓其妻曰：‘汝几时许我一大醉？而今却教我在此闲坐作甚？’”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篡集的《广笑府》在卷五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冯梦龙将其“妻“换成“馆人”，将刘伶推入缸中，换成送来一大缸而已。
    刘伶虽然经常醉熏熏，可他并不糊涂，在应付一些人生大事如出仕为官、躲避政治迫害之类的事情上，是可以应付自如的。刘伶似醉非醉，他似乎在酒情狂态中保护着自我，追求着自由，同时也在躲避着世俗社会的纠缠。刘伶是一个颇有才华的文人，可惜他只顾纵酒自适，无意于写诗做文，他的作品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诗，一篇文。诗写得平淡无奇，文却是一篇妙文，就是他的《酒德颂》。
    刘伶的狂饮，具有文化解放的意义。这种意义表现为以饮酒之真，对抗礼制之伪。他的《酒德颂》，就借两种对立的势力来为酒德作颂：“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扁  ，八荒为庭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度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觞，动则挈       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  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乐而醒，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螺蠃之与螟蛉”。
    很明显，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代表着礼俗势力，大人先生是饮酒派代表，其实也就是刘伶的化身，他“惟酒为务”，醉起酒来便没有什么天地，万年等空间、时间概念，以日月作门窗，以八方作庭院，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因此，也就用不着衣裤来羁束自己了。
    可见，刘伶醉酒是对礼制的否定和背叛。这种行为归根到底也就是对当时司马氏政权的一种消极反抗。司马氏当政，以伪礼窃取天下，阮籍、刘伶的狂饮，多半是针对这一点来的，因为他们深知醉者才能全身。《晋书。刘伶传》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这种表现来自于《庄子。列御寇》：“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边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具岂不备耶？’弟子曰：‘我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而刘伶死前还要为无葬与棺椁，乌鸢与蝼蚁之间作计较，这便根本不能与庄子相提並论了。文中的大人先生是刘伶自我形象的艺术写照，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然来源于《庄子》中与天地同体，与自然合一，逍遥无为的真人、神人形象，不同的是庄子笔下的神人冰清玉洁，超然而玄虚，刘伶笔下的大人先生则是凡俗化了的酒仙，刘伶给庄子的神人灌注进了世俗的内容与自我的情感。这位大人先生傲视权贵，蔑视礼法，摒弃名利，超然于世俗之上。他“惟酒是务”，“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现出一副顶天立地，自由无羁的狂逸姿态。大人先生的塑造表现出刘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借着大人先生的形象抒发了自己对逍遥自由境界的神往。这说明刘伶的超逸心态，他是在酒中实现这种对自由境界的心理追求的，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刘伶为何会嗜酒如狂，迷醉于酒。
在司马氏政权时代刘伶醉酒，竟以寿终，乃饮酒韬略的作用是也。从而也就导致他避免了司马氏的迫害。这“竟以寿终”，在魏晋政治最为黑暗的时代是非常具有传神意义的。尽管他生前，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泰始初，盛言无为之化”，结果“独以无用罢”，更谈不上封侯之事，但他在酒国中的英名与地位，少有与之相抗的。在他去世后很久很久，还有士大夫为其请到一个醉侯的名份，在诗书文章中称其为醉侯。南宋陆游有“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的名句。酒，给了刘伶以真实的生命，刘伶在酒中追求着人生的自由。酒也给了魏晋士人一种生命的寄托，面对黑暗无力的现实，不如携一壶酒，放达于山林，那时醒又何妨，醉又何妨。在庸碌的现世，面对满是重负的生活，不得排解时，不若独自对月长饮。无论酒的滋味是甘是苦，无论明天是明是暗，一醉万事皆休！这是一种豁达？还是一种消沉？也许刘伶也这样想过，但他的醉死便埋，确是一种超越阮籍的放浪形骸的作为。想来一醉方休也没什么不好。
    《石林诗话》中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流传至嵇阮刘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醉者未必真醉也。”因为以酒全身，复以酒丧生，总比以言论试锋刃风流得多，潇洒得多，壮烈得多。看了阮籍与刘伶在当时的表现，让我们很容易知道其中的原因了。
    这真是“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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