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世婉约(上)
一、五代前后词人的咏叹
在婉约词中,所有的有关身世感怀或家国兴亡之叹,莫过于亡国之君的感叹,在历代的亡国之君的感叹声中,又莫过于南唐李煜的悲戚与惨切。在李煜被俘幽囚在汴京时所作的亡国之词中,有三首词基调最为低沉,情感最为悲伤,歌声最为凄凉,那就是《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三首词历来被后世之人认作是李煜的代表作。
王国维十分欣赏李煜这三首词,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见李煜《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见李煜《浪淘沙》),《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也?(前者为温庭筠词集名,后者为韦庄词集名,不过温之《金荃集》和《握兰集》均已散佚,温词皆存《花间集》、《金奁集》,后王国维辑定《金荃词》一卷。)第一首词表达了词人故国一别,恰如人间天上永难相见的悲哀,第二首词借春花之凋谢,而引发出词人的身世之叹和亡国之恨。尤其是第三首词被前人誉为“词中之帝”,在该词中他写尽了亡国后的所有悲情和感受,发出的一己之悲恰如一江春水不舍昼夜而长流不断。据《乐府纪闻》载,后主写就《虞美人》后,歌伎演之,声闻于外,宋太宗闻之大怒,遂命人赐牵机药,将他毒杀,故该词为李煜之绝命词。当然,在李煜降宋后,还有许多表现亡国题材的词作,也都写得十分优美而沉痛,尤其是对人生的洞悉和观察,以及蕴含其中的巨大的悲伤,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后辈词人难以望其项背之作,如《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望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清平乐·别来春半》、《望江梅·闲梦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以及《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总之,李煜最优秀的词作,尽是亡国之痛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帝王,在亡国之后,他对于人生的感悟和生命的认知才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之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与李煜前后的婉约词人中,所作伤世感怀的作品虽不如李煜的感慨之深,但也是十分难得的作品,如刘长卿的《谪仙怨》,其词中就有“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的词句,因刘长卿任鄂岳观察使期间,遭权臣诬奏,被贬往潘州,遂感世道艰难,有感而发,作去国怀乡之思。尤其是歇拍二句“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表现出他怀才不遇和远离京都的悲哀。五代欧阳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是词中写怀古题材最早的一首词,凡怀古之作都是围绕现实之状而有感而发的。他把金陵的眼前之景与往日的繁华相比较而发出的感叹:“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始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他不愧是在花间中继温、韦后的一个大家,该词情景交融,真切动人,极具感染力。
二、两宋词人的咏叹
谈到怀古诗,北宋张昇《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也是悲世感怀的佳作,在赏玩江南美景中而抒发怀古之情,尤其是结句:“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该词以其冷艳而极致苍凉之。这首词对后人影响极巨,秦观《满庭芳·晓色云开》词中之结句“凭栏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所表达的正是张昇当时的心境。其孤寂的心境与张词是相通的。无独有偶,明代大词人杨慎所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也是《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词,该词中就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句,此怀古之情与张昇亦毫无二致。
当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当异族的铁蹄踏上了临安街头,婉约派的词人们不再吟风弄月。在他们艳丽多姿的词作中,伤时感世的愁怀,故国黍离之悲成了主旋律。首先烘托出这一主旋律的应是辛派词人中的婉约之作。辛弃疾是豪放派大帅,其词笔力雄健,慷慨悲壮,沉郁苍凉,盖一世之雄也。但在他的婉约作品里,其伤时感世的情怀,也是让人一读泪潸然,如他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丑奴儿·少年不知愁滋味》,他把冲天豪气都化作了绕指柔情。辛派词人中的刘过所写的《唐多令·芦叶满汀洲》,更是一首感伤国事而不堪回首的抒怀佳作,刚一问世就风传一时。刘克庄的《昭君怨·曾看洛阳旧谱》,借咏牡丹而抒忧国之情,名为惜花,实惜中州沦陷。尤其是刘辰翁的《兰陵王·丙子送春》,以春喻国,借送春、惜春、怀春,来表达对故国的无限哀思,正如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言:“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他的《宝鼎现·春月》把昔日北宋元宵节的繁华与今日惨淡萧条的现状对比写来,抒发出胸中深沉的亡国之痛。该词是刘辰翁晚年的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尤其是《永遇乐·璧月初晴》,该词有序云: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他每读李词,便触动自己的亡国之恨,该词也是用对比手法,写出他悲世的感怀。
谈及用对比的手法来描述中州故国的景象,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算是一例。同时她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和《声声慢·寻寻觅觅》也写尽了她难以排遣的身世之悲和饱经忧患的飘零之痛。她是以女性的眼光和感受来抒发悲世情怀的。说到女性在乱世之中的感怀,两宋期间倒是有几位女词人的血泪之作值得一提。让人们不容忘记的无名氏淮上女所作《减字木兰花·淮山隐隐》、王清惠的《满江红·太液芙蓉》和徐君宝妻的《满庭芳·汉上繁华》以及蒋兴祖女的《减字木兰花·朝云横度》都是难得一读的佳作。这些可怜的女词人们以自身惨痛的经历,所表达的悲世之感,其情之悲,其悲之状,让人不忍卒读。这些作品就是再过一千年,也还是最优秀的作品,对后人的教育和醒世,都将是无可替代的。
在亡国惨痛的作品中,南宋汪元量应是无可争议的代表,无论是他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还是《水龙吟·鼓鼙惊破霓裳》以及《一剪梅·怀旧》,都把家国之恨写得淋漓尽致。汪在宋度宗时,以善琴而为宫廷琴师,宋亡,随幼主及太后等被元军带到燕京。第一首词是借金陵六朝兴废来表达自己的亡国之恨,第二首是汪在北掳途中所闻所见皇室所遭受的惨状,而第三首词则是在燕京后对故乡的思念。词苦情惨,读后令人慨然生悲。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一剪梅·怀旧》:
十年愁眼泪巴巴,今日思家,明日思家。一团燕月照窗纱,楼上胡笳,塞上胡笳。 玉人劝我酌流霞,急捻琵琶,缓捻琵琶。一从别后各天涯。欲寄梅花,莫寄梅花。
在一派悲世感怀的低吟声中,南宋末年的几位婉约大家的词作更是令人难以忘怀。首先是姜夔唱出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在序中词人说得明白:“……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这是词人二十三岁时路过扬州所作。扬州在唐代非常繁华,宋王朝南迁后,屡被金兵侵扰,“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斯时百业萧条,一片荒寒,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尤其是下片中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抒发了词人身逢乱世的悲怀,所以宋翔风在《乐府余论》评价说:“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
吴文英的《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应是吴词中悲世词作的代表,因吴文英词多写个人的身世之感,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但这首词借吴王盛衰而抒发对国事的感慨却是十分动人。词人凭吊吴宫旧迹,斥责夫差因色亡国,其实是暗指北宋亡国之痛以及南宋偏安之危势,既抒发了对世事的感叹情怀,同时还抒发自己生逢乱世、白发无成的悲凉。在《金缕曲·乔木生云气》词中,写出了他在中兴名将韩世忠所建的沧浪亭上的感慨,黄天荡大捷已远矣,廉颇亦老矣,现中州故土却万难恢复了。词人慨然生悲,并借枝头清泪表达了对中兴英雄的悼念。
周密的《一萼红·步深幽》词,在南宋的词作中应是悲世感怀的名篇。虽然周密的词作和吴文英一样,其内容较少反映社会现实,但他后期作品有很大的转变,尤其他作为文人,其气节可嘉,入元后拒仕。王行在《题周草窗画像卷》中说他,以“无所责守而志节不屈著称”:同时他在《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一词中,还对陈的变节多有指谪。在元军占领临安南宋灭亡的冬季,他写出的《一萼红·步深幽》词,其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凄楚哀绝,被后人推为周密的压卷之作。词人登高赋词,既抒发了千古兴亡之感,又表露出他对故国的深切眷念之情。请读词之下阙:“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怜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
南宋的王沂孙最善咏物,清周济对王词尤为欣赏,在《四家词选序论》中说:“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穿,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所以王沂孙的亡国之悲是通过咏物的手段,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使事用典,极尽曲折,深婉之妙,其作多为上品。如他的《眉妩·新月》,由一弯新月预示人间团圆,而在团圆中寓寄重整山河之意,那就是要故国复兴。由此可见,王沂孙是在吟风弄月中表达他的家国之恨。所以清张惠言在《词选》中指出:“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此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他在另一首《齐天乐·蝉》中,则以拟人法写蝉鸣秋树,深诉离愁,亦蝉亦人。在写到铜仙铅泪时,则暗示亡国之恨了。故清周济说本词有“家国之恨”,而端木埰则说:“详味词意,殆亦黍离之悲。”
在南宋词人中,不能不提张炎,他和周密一样,以咏物词见称于世,刻画新警而有所寄托。早年以一首《南浦·春水》著称词坛,人称张春水。在张炎的词作中,反映出悲凉凄楚的亡国哀音和身世之感的代表作应是《高阳台·西湖春感》,当然他整个作品的代表作应是《南浦·春水》。在《高阳台》中,他借咏西湖来抒写亡国的哀愁,情调极为沉哀凄怨。尤其是下片,写昔年湖中佳胜现已苔深草暗,无复旧时景象,鸥鸟尚且生愁,何况人臣乎。于是,那故国之悲则油然而出。故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而近人唐圭璋则在《唐宋词简释》中说:“此首西湖春感,沉意沁心。”另外,他的《解连环·孤雁》和《甘州·记玉关》等词也和前词一样,前者通过描写离群孤雁,抒发漂泊之感,蕴含国破家亡的哀思,后者以北游归来的失意,曲折表达对家国沦丧的无限隐恨。
悲世婉约(下)
一、金元词人的咏叹
在金元两代的词人中,吴激的《人月圆·南朝千古伤心事》词,率先唱出悲世感怀的词章,他先以金陵六朝古都的变迁,再以秦淮商女和王谢旧燕来形容沦为金人歌伎的南宋宫人,凄婉沉痛,不胜故国沧桑之感。词人本为宋臣,在奉命使金期间,因名重才高被强滞于金,至宋亡都未能返回南朝,因此,在他的词章里故国之思则显尤为动人。在另一首《春从天上来·海角飘零》与《人月圆》题旨相同。他被迫留金时,在一次宴席上遇见昔时北宋梨园乐工,遂作此词。该词以“海角飘零”的哀怨领起,既伤怀于老姬,又自叹身世之悲,让人直接感受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
无独有偶,元代的倪瓒也以同调同旨写下了《人月圆·伤心莫问前朝事》一词,其情怀的表达是与吴激一样的,只不过他是独吟在越王台,面对青山孤城,倍感人间繁华易失,世事盛衰相寻,只有春草春花一年一度地竞自开放,哪里知道人世间的辛酸。这首词使对元词极为尖酸的清代陈廷焯赏析有加,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赞曰:“风流悲壮,南宋诸钜手为之,亦无以为过,词岂以时代限也?”
元代诗词大家元好问,也是金代后期文坛宗主,他写出过许多悲世感怀的词作。他的词多取法苏、辛豪放之风,是豪放派词人,然不废婉约风格,如《木兰花慢·流年春梦过》就写得十分悲苦。金朝在蒙古的铁蹄下国势渐衰,人民流离失所,就连词人一家也被迫从河东迁至河南,以避战祸。故尔在词中有“兴亡事,天也老,尽消沉,不尽古今愁”的词句,尤其是结句“只问寒沙过雁,几番王粲登楼”,这其中不仅有对当年长安汉唐风貌的追忆,还有对旧日友人的问候,更主要的是寄寓深沉的身世家国之感。同样,他在《玉漏迟·淅江归路杳》词里,依然流露出对故国山川有可望而不可再的悲叹。在元好问的婉约词中这类题材的代表作还应是《木兰花慢·游三台》,这是对汉末邺都的感怀之作,在其怀古之情中表现了很深的身世之感。当年繁华的帝京,如今只是一片断壁残垣,当年曹孟德横槊而赋的豪壮悲歌到哪里去了,为何耳边只有荒草丛中秋虫的悲鸣?词人抚今思昔,其悲世情怀愈加苍凉悲凄。
在同代人中,段克己是一位不可或忘的词人,他与弟段成己早年以文章擅名,在金末时举进士,但入元拒仕而隐居乡间。他的《望月婆罗门引·暮云收尽》词,有李清照《永遇乐·暮云合璧》词的余韵,也是以忆昔日京都元夜时的繁华而悲眼前之景,尤其是结片:“繁华梦断,醉几度春风双鬓斑,回首处,不见长安。”这种故国之思的感怀是极深的。在另一首词《渔家傲·诗句一春浑漫与》则是以惜春之情,来寄寓无限的故国之思。其结句曰:“唯有闭愁将不去,依旧住,伴人直到黄昏雨。”把这种悲世的情怀写得极为含蓄蕴藉。
当然,在金元两代的词人中,尤其是写悲世题材的词人,萨都剌是不可不提的作者,他文笔雄健有宋苏轼之风,应是豪放派词人。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百字令·登石头城》和《木兰花慢·彭城怀古》都写得十分优美,他把历史的兴亡感和人生的空漠感表述得十分深刻和沉重,并把这种悲世感伤之情铺展得十分廓大和永久。只可惜难以把这三首词尤其是前二首词划为婉约之词。虽然该词语句凄清、情感悲伤,但该词的气势和阔大非豪放莫属也。然而他的《水阑干·去年人在凤凰池》则写得语境清丽,反映出词人婉约清丽的一面。该词也是以今昔对比,抒发内心深处的身世感怀。尤其是结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独自倚阑时。”不但含蓄有致,且极其耐人寻味,让人遐思。
二、明清时代的咏叹
明清时代的婉约词中有关悲世感怀的题材,依然是感伤国事的较多,而感伤国事的作品又大都在该朝的末期。因在该时期社会矛盾及民族矛盾尤为激烈,词也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与政治斗争有密切的联系。如明末“云间词派”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因为清兵窥测中原已久,而中原早已大乱,明王朝风雨飘摇。尤其是清兵南下后,亡国之恨、黍离之悲,使他们的词风为之大变,一改往昔词坛萎靡颓风,把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写进词里,有慷慨悲歌的燕赵之风。而陈子龙作为抗清义士和云间词派的领军人物,其大量优秀的词作证明,清词的中兴是与云间词派的文风相关相连,故尔,可以说,是陈子龙首先开启清词的繁荣中兴之路。所以龙榆生编著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把陈子龙排名第一,并且在陈子龙词后的注释中还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
《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是陈子龙词中最早具有忧患意识的词作,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宗室或降或逃,惟有唐王和鲁王仍率部抵抗,陈子龙投奔之,并希图恢复明室。然而正如词中所言:“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可是风雨如磐,明朝江山大势已去,词人空有一腔热血,只能是泪满双腮,因此在该词中寄托了词人深沉的民族感情。而在《山花子·春恨》中,词人则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表达出对故国沦丧的悲愤。尤其是结拍两句“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既对那些变节降清的新贵予以讽刺,又反衬出词人所怀的无限亡国之痛。该词语悲词怆,充分表达了词人的黍离之悲,所以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不仅全文引读该词,而且对其赞赏有加:“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在一部《湘真集》中,能表达陈子龙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的词作有许多,如《柳梢表·春望》、《踏莎行·春寒闺恨》、《天仙子·春恨》、《江城子·病起春尽》等。
然而最能代表陈子龙词中表现国破家亡之痛和忧国情怀的还应是《念奴娇·春雪咏兰》,清军南下后,美丽的江南便有了“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之惨祸,面对大好河山遭清军铁蹄蹂躏,词人痛心疾首,大有屈原呼壁问天,仰天悲呼之态。同时,他以兰自喻,以雪代指险恶的环境,但词人九死不悔,矢志抗清,因此在该词中寄托了词人深沉的爱国情愫。该词以“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领起,先问天,再问人,后又对鲁王旧部寄予厚望。他把该词写得意深情远,婉丽苍凉,一直被后人称为明词的压卷之作。
与此同时的还有抗清志士张煌言所作《柳梢青·锦样山河》,词中荡响着一种雄浑的悲愤,张煌言追随鲁王在江浙海上与敌周旋,后又率领十三家农民义军与清军大战,终因不敌,战败被俘,与陈子龙一样(陈被俘后投水而死)不屈而死。请读张词:
锦样江山,何人坏了,雨嶂烟峦。故苑莺花,旧家燕子,一例阑珊! 此身付与天顽,休更问、秦关汉关。白发镜中,青萍匣里,和泪相看!
这真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郑成功会师后,曾连克南京二十余县,威震江南。尤其是被俘后,清廷曾许以兵部尚书一职来劝降,被张严词拒绝,他写出绝笔诗以明志,诗曰:“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誓与于谦、岳飞一样,埋骨西湖,而不愿多苟生一日。他另有《满江红·屈指兴亡》词是步和岳飞原韵的,写得同样慷慨激昂。
在明末的抗清志士中不能不提夏允彝和夏完淳父子。在清兵南下时,夏允彝即弃笔从戎,与清军交战,在清军攻破南京后,他投水自杀,他的词作《千秋岁引·泽国微茫》就是登临之怀、寓兴亡之慨的作品,他把登临之景的形、色、声、情融于词中,写尽了国势倾危的悲情。而他的儿子夏完淳十五岁从军,十七岁殉国。是一位英勇壮烈、气盖一世的少年英雄。他的《细林夜哭》和《士室余论》更是难得一见的英雄主义篇章。他年纪虽轻,但他的词作异常清丽优雅。最主要的是他将儿女之情寓于家国之恨当中。如他的《鱼游春水·离愁心上住》就是把少年夫妻两地相思之情溶于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的大环境之中,和对家国沦亡、盛时难再的时代悲哀里,则更显凄美,更觉悲情。
在《一剪梅·无限伤心夕阳中》则写出了亡国的哀痛和对南明王朝昏庸误国的愤慨。在他的词作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烛影摇红·寓怨》,他借托写男女之情,则实写故国沦亡之怨。尤其是下阙,他先写出南京昔日之胜状,再写金陵之现实的变故,倾吐出亡国之恨,写尽了山河变色、江山易主的悲愤,那真是极为动人。
在谈到明清文人对古金陵的感慨,清代的朱彝尊的《卖花声·雨花台》则是他登临雨花台时凭吊故国之作。他从南京的萧条景象,反映出清兵对六朝古都的破坏。其主题则也是通过亡国的景象来反映自己的兴亡之感,词中多次化用古人诗句,更显该词厚重的故国之悲。所以谭献在《箧中词》称其“声可裂帛”。
清代优秀的悲世题材的词作大都在该朝末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内忧外患,国势渐衰,一些有识之士无不忧时忧国。邓廷桢是抵抗外国侵略的志士,他的《双砚斋词》则是反映了抵抗外侮的豪情壮志和对国家的担忧。如他的《酷相思·寄怀少穆》词,是写给林则徐的,当年林任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而邓则为两广总督,二人相互支持,取得禁烟之大胜。而今邓调任闽浙总督,禁烟之事则将何如也,词人心中是悬挂的,于是词中便流露出一种轸念国忧之情:“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侬去也,心应碎!君住也,心应碎。”这种对国家的担忧和感伤,问古今词人谁能比也?
龚自珍《定庵词》中也有大量的悲世伤事的婉约之作。蒋春霖的《水云楼词》更是有许多描写人们因战乱而流离失所和对清朝国运衰微的感叹,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王国维都有许多悲世感怀的佳作。尤其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流亡期间对国事的关怀更是让人动容。在此之后,他写了不少有关悲世感怀的词,如《浣溪沙·台湾归舟晚望》中有“费泪山河和梦远,凋年风雨挟愁来”句。甲午战败后,台湾被日本强占,面对山河破碎,词人一腔热血化作了滂沱泪雨。在《贺新郎·昨夜东风里》有“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句。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王朝丧权辱国,毫无作为,一任列强逞凶,词人心急如焚,悲世伤时之情溢于词里。在当时还有秋瑾的《昭君怨·恨煞回天无力》,女词人吕碧城《鹧鸪天·沉醉天吁不闻》,傅尃的《踏莎行·好月难圆》都是表达对清王朝腐败的愤慨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而这些都是足传后世的佳作。
词者,诗之余。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千三百年以来,其盛衰之故类能言之,其详则博考而得之。
———刘毓盘《词史》
【作者简介】耿汉东,安徽省淮北市人,诗人,文学评论家,地方文化学者。先后供职于中共淮北市委宣部和淮北日报社。喜欢读书,敬畏文字,己创作出版17部作品,主编8部诗集。现为安徽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淮北市诗词学会主席。
责任编辑:孙克攀 |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