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变怪百出”话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官至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毁誉参半的德操品行

韩愈为人，毁誉参半。韩愈向以儒家正统自居，其实他的思想却很驳杂，行举也往往前后矛盾。他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也反对神权迷信，但又信鬼神尊天命；他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宗孔氏，贵王道，而又崇管仲、事商鞅；他立场比较保守，指斥革新派是“群小用事”，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重大问题上，又旗帜鲜明。诚如苏轼批评他“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韩愈的品行，基本上是属于优秀的，或者说，韩愈有许多的优秀品德，譬如，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等，但是，也有比较突出的问题。他品性中的这些低劣方面，我们从他贬连州阳山令、“二王八司马”事件等几桩历史公案，便可很清晰地看出。

舒芜先生在为《韩愈诗选》所作的序中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褊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褊狭的表现……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次骨，永世不忘。”

他接着说：“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他在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

因此，“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舒芜先生之语真有点不留情面的尖刻，似乎也不是场合，却也字字有根。孙昌武先生对韩愈在“永贞革新”的态度颇为不满，他说：“由于人事的、性格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原因，韩愈却站到了革新派的反面。按他的缓进的、比较保守的立场，革新派是‘群小用事’，窃夺国柄。他因此被革新派排斥并被流贬岭南。在以后的诗文中他对革新派一再大张挞伐。这成了他一生活动中的阴影。”关于韩愈“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多甚，毋庸赘言。我们以为，韩愈被贬潮州前后的表现，也是很能够看其思想品格的。

“谏迎佛骨”事件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掀起信佛狂潮，韩愈毅然上书《谏佛骨表》云：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措辞激烈，出言无忌，极言辟佛之由，以历朝佞佛皇帝“运祚不长”来推论，结论寓于其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宪宗得表，龙颜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韩愈你也太过分了，奉侍佛教的皇帝都是短命的，你是说我也是短命的了。作为人臣，狂妄之极！” 宪宗要处韩愈以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竭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往潮州的途上，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诗中表现出坚强的斗争意志：“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然对照其贬官潮州后，遽惴惴恐道死而乞灵湘江女鬼等行举，则判若两人。

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反反复复申言的几层意思：其一，臣冒犯天威，“万死犹轻”；“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其二，臣“忧惶惭悸，死亡无日”，万望“陛下哀而念之”，如果陛下不可怜我就没有人可怜我了。其三，陛下“巍巍之治功”，诚当“纪泰山之封”，而臣则是最佳的作颂之人，“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胡适博士在《白话文学史》里分析韩愈谏佛骨前后过程而探索其患得患失的心理时指出：“当他谏佛骨时，气概勇往，令人敬爱。遭了挫折之后，他的勇气销磨了，变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他在潮州时，上表谢恩，自述能作歌颂皇帝功德的文章，‘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并劝皇帝定乐章，告神明，封禅泰山，奏功皇天！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内，还造出作文祭鳄鱼，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话，这更可鄙了。”细观韩愈此表，再联系他上表前后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看，就更加会发现，韩愈的《谏佛骨表》似乎有一种故作惊世骇俗语的嫌疑，其上表谏迎也就并非那么的高尚了。也可能真是被他的悔改之意所感动，陛下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将贬官只有八个月的韩愈召回京城而予以重用也。

“谀墓”问题

韩愈写了大量的墓志，人道是“谀墓文”。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不无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李泽厚更是在此问题上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认为他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

除记功碑《平淮西碑》和庙碑《处州孔子庙碑》《黄陵庙碑》《南海神庙碑》《衢州徐偃王庙碑》外，韩愈计有碑志七十五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重金来求韩愈写墓志，连那个给杜甫写墓志而让杜甫立时爆得大名的高官元稹，其妻子韦丛的墓志也请韩愈来写？这也足证，韩愈在当时文坛乃至整个社会上的影响非同一般。不少学者认为，韩愈大量写作墓志，是为窘迫经济所迫。他自己就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包括侄子韩老成一家，据说已经“家累三十口”。据说韩愈有个账本，日常收支皆有账目，其中有两个收费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收王用男人“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而在韩弘处得“绢五百匹”。马和腰带是什么价钱现在无法计算，但一匹绢当时“直钱八百”。韩愈为国子博士时的月薪约二十五贯。那么五百匹绢就是四百贯钱，等于他月俸的十六倍。中唐时期，一斤盐的价钱是四十文，一斗米是五十文，按照当时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约七石二斗计，这四百贯钱大约够一百人一年的口粮。只要写一个碑铭，就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财富。韩愈多写墓志，为了生计，情有可原。

我们则不这样看，“谀墓”非原则问题，未必构成韩愈的道德品质上的缺陷。

其一，撰写墓志而收费非始于韩愈，也非韩愈一人所为，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其他文誉卓著的高官中，为人写墓志而收取钱财的多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它的撰写，有润笔费可收，为什么撰写墓志就不能收费？完全可撇开韩愈的家境不谈，如果他极富有，收费也不为过。以我们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来看，谁都会觉得韩愈收费情理之中。

其二，从墓志的文体看，称善而隐恶也没有错。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也就是说，除了要叙述往者的生平事迹乃至籍贯世系外，还要陪上歌功颂德的铭文。曾巩认为，铭志只书善不书恶，但是，书善要做到“公与是”。何为“谀墓”？《辞海》的解释是，“为人作墓志称誉不实”。如果在墓志中，做“不实”性的评判或称颂，是为“谀墓”。只要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不是颠倒黑白的瞎编，不是指鹿为马的胡诌，而适度渲染、合理加工、精心构思、精巧措辞地拔高，称善而不显恶，说点适度“好话”，似乎不能叫做“谀”。也不是为韩愈开脱，以韩愈的人品考，应该不存在主观上的谀墓动机的。

韩愈志在做一个“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答李翊书》）的正人君子。应该说，在唐代文人中，韩愈确实算得上综合素质、道德水准很高的。苏轼说他内外兼修、文武俱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也是很实事求是的评价而非“谀墓”之言也。而其“利禄情深，恩仇念重”（舒芜语），则是引发其弊行病举的性格缺陷和思想根源。

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韩愈自命不凡，具有过高的以拯时救弊为己任的期待，自比儒家道统最合适之传人。他性格狷介强梗，争奇好胜，不安凡庸，极具挑战性。韩愈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躁急褊狭，特别热衷利禄。韩愈诗极富争议，乃诗中之别调，以文法而摧破诗法，将以功力为诗的写法推向极致，刻意奇崛，终成自己面貌，成为审美异化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代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韩愈诗风险怪，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姿态横生，变怪百出，赋予诗歌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即便这种诗歌因追求新奇过甚，产生了怪诞晦涩的负面影响，而韩愈的独创精神，新变自觉，以及这种精神所生成的不俗的表现，则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王志清先生著作

王志清先生

【作者介绍】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等，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关于王维研究的文章40多篇，代表作有《纵横论王维》《王维诗选》《王维诗传》《唐诗十家精讲》《盛唐诗学》等。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