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7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系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离开我们45周年的忌日。此时此刻，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曹聚仁，1900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浦江（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含恨病逝。20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岁准确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成为复旦、暨南等校名教授；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抗战爆发，脱下长衫，持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年他又只身赴港写作，之后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秘密邀其“畅谈”；是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是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同为知契的朋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著述百余种，达4000万言，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不朽丰碑！

曹聚仁先生也曾赋诗一首：“书生有笔曰如刀，海水悠悠难化酒。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曹聚仁先生抗战时期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书生报国之志，充满字里行间。 如今天下仍不太平，国家危机四伏，社会腐败不堪，道德滑坡严重，两岸尚未统一，四周险象丛生，令人忧心忡忡！四海兄弟，天下一家，同志仍需努力；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中华志在必得！先贤熊希龄、曹聚仁先生，“铁肩担道义，辣笔著文章”，他们用毕生的心血，凝聚成不朽的丰碑，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曹聚仁先生以毕生心血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至今两岸关系，仍阴晴难定，成为所有炎黄子孙永远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先贤虽然离去，但其精神不朽！国父孙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今天，仍有时效。在此，作为曹聚仁先生的追随者，深切缅怀他！

（作者系学者，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曹聚仁的风雨人生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1900-1972），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海外首次报道“第三次国共合作”，影响深远，并投身其中，贡献卓著。他病逝后，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爱国人士”。

谜样人物曹聚仁，一生扑朔迷离，颇富传奇色彩！但也备受争议，由于特殊原因，迟迟无法盖棺论定！曹聚仁逝世后，周恩来总理评价他为“爱国人士”！但这一盖棺论定，却延迟了近三十年，由于我的一次独家采访，才被公之于众！

1999年7月5日，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先生，在其北京家中，热情接待了我！我就曹聚仁研究相关事宜，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之后，整理成文，以《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为题，发表在1999年7月28日的《中华读书报》上。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极其关注！周总理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在港澳成立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

周恩来总理，当时曾盖棺论定地评价曹聚仁为“爱国人士”，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安排曹聚仁亲属，赴港悼念与料理后事！其骨灰得以带回大陆安葬，让他叶落归根！

罗青长应我之邀，亲笔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有时声誉雀噪，有时沉沦坎坷！先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为抗战，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统一。他的爱国精神，备受国共两党政要所推崇！

曹聚仁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方汉奇先生，曾如此评价业师：“曹聚仁在近代文坛和报坛上，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复杂，很不寻常，当过教授，当过记者，当过作家，当过各类报刊的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坛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都有过密切来往。”

初出茅庐  崭露头角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笔名有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1900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

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就读。3岁始读《大学》，字字会写，句句会讲；4岁进私塾，读《中庸》，倒背如流；5岁读完《论语》、《孟子》；6岁动笔，能写四五百字的短文；7岁那年，能背诵《诗经》。亲朋好友，无不称其为“神童”！

1915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丏尊、刘大白等一大批名师。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时，杭州“一师”，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著名的“一师风潮”，便是由他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的。后来他又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显示了他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

1921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100多万字。依靠《民国日报》这个圈子，他结识了许多师友，如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庵、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戴季陶等。特别是吴稚晖，对他以后写文章，影响很大。

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他的国学功底深厚，记录得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40版次，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曹聚仁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

1923年，他开始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等大学任教，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先后在复旦大学、大夏、路矿学院、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

敢于直言  针砭时弊

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曹聚仁自比“乌鸦”，提倡“乌鸦主义”。既要报喜，也要报忧！他“赤膊上阵，拼死拼活”的办报精神，得到了鲁迅的赞赏与投稿支持！

1927年12月21日，曹聚仁与鲁迅首次见面。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当时为暨南大学教授，前往听讲并作了笔录，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在《新闻报•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中。曹聚仁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时期，还是他主编《涛声》、《芒种》及与人合编《太白》时期。

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了《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的《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以待秋收之意。《芒种》与《太白》，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据曹聚仁回忆，当时《芒种》所写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

《芒种》针砭时弊，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刊物。

抗日救国  持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换上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

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都写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后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 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曹聚仁率先报道，成为首发者！消息见报，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4月9日，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

1939年，曹聚仁到了赣州，应蒋经国的邀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

抗战八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位名军旅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 　　  　　                

漂泊港澳  呐喊统一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未去台湾。1950年 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羁留港澳就是 22年！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请回内地采访。

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的次数就更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将军等，先与曹聚仁会谈。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

曹聚仁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

曹聚仁一生与笔墨为伍，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他的侄女曹景滇回忆道：“伯父当年却能在最吵闹的环境里写作。伯父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几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喧哗声中写成的。”

曹聚仁生前友好、曾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的马树礼先生，曾写信告诉我说到：“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

他的一生主要著作有：《酒店》、《笔端》、《文笔散策》、《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文学概要》、《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国学十二讲》、《现代中国通鉴》、《秦淮感旧录》、《酒店》等近百部，计 4000余万言。

由于各种原因，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曹聚仁及其作品，几乎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最近三十年，内地已有20余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四五十种曹聚仁著作，其中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影响更是深远。目前研究曹聚仁的专著已有5种，有关论文与介绍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谜样人物”曹聚仁，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化大师，更是一位毕生报国的爱国人士！

书痴曹聚仁

柳哲

 

立秋之日，重读曹聚仁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不禁想起著名作家曹聚仁如何痴迷于读书的往事。相传曹聚仁少年时，过年也不忘读书。除夕夜，外面鞭炮声声，他却独守阁楼，通宵读书守岁！

曹聚仁，就其一生，戴在他头上的桂冠，有作家、学者、记者、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等等，达数十个之多。但他在世时，却更喜欢以乡下佬、教书匠、读书人、旁观者、乌鸦、史人等自居。

对于“书痴”曹聚仁，知夫者莫如妻。她的妻子邓珂云回忆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但却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曹聚仁有一个怪癖，不爱借书看。只要新书一出版，认为有必要，就不惜重金购买。有一次，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毒瘾复发时不能自控。以后的数月中，他告诫自己，发誓要远离“商务”、“中华”这些“害人精”，但一到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恋恋不舍，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看书，喜欢反复看。好书不厌百回读，遇到好书，无不反复阅读，不到心领神会决不罢休。他晚年回忆说：“真正引起我兴趣、百读不厌的，倒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一本正经地总共读了一百多遍。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只读了七十多遍。《水浒传》呢，我只是看了二十多遍。《三国演义》，我只看了两三遍。”

曹聚仁读书，喜欢先睹为快。在上海时，有一次，他买了一本杂志，就在南京路上，边走边看，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差点被汽车撞了个正着，司机大骂他：“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有一回，他在上海真如车站等车时，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了书才蒙头大睡。

曹聚仁如此说过：“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

他如此爱书，很快书多为患。家里塞满了书，可谓“汗牛充栋”。书厨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他涉猎极广，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买。他的书库，用妻子邓珂云的话说：“既是百宝箱，也是垃圾堆。”

曹聚仁在旅行时，总爱带上几本书。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一刻都不离身。

曹聚仁藏书，经历过几次劫难。“一·二八”，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要死。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把许多珍本，装了三十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结果也没逃过可恨的日军，最后被焚毁一空。两次书劫后，他发誓再也不买书。但积习难改，书又在信誓旦旦的誓言中溜了回来。从旅居江西赣南到抗战胜利后，住在上海的五年间，又积了不少的书。解放后，来不及带上心爱的书，只身去了香港，以写作谋生存。想不到，一去就是22年、客死他乡，留下一屋子书。

曹聚仁在香港，晚年穷困潦倒，租不起宽敞舒适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二十余年积存的图书无处安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曹聚仁在此一住就是9年，临要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以为要来偷书，他大喜过望，心想，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哪知用手电筒一照，才知此人衣着潦草，面有菜色，原来是个“破烂王”。曹聚仁给了他300元港币，将其打发走，并声言：“这不是论斤卖两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曹聚仁。见他屋里屋外“书似青山常乱叠”，试着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聚仁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示意他看看侧贴在书房内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青年人看后，心知肚明，不敢再提借书之事。曹聚仁对书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昂贵的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不啻是“卖儿卖女”，其心痛之情，可想而知。他在信中说：“弟的书，分三部分，转让我兄。在医院每月，要二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持我五百港元，拜托。”

曹聚仁病逝后，他的亲属赴港整理遗物，除了书外，别无他物。只有一份份报，一本本书，还有一捆捆手稿。

有道是以书传家，胜过良田美产。曹聚仁的书报与手稿，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曹聚仁遗恨澳门

——纪念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1900-1972），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并未梦想成真，带着深深的遗憾，在澳门镜湖医院撒手人寰，转眼已经45周年。令人欣慰的是，曹聚仁著作在内地接二连三出版，纪念设施也相继建立，纪念活动频频举行，两岸往来密切，高层互访频繁，和平曙光再现！

虽然自从台湾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阴晴难定，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但两岸和平统一仍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无法动摇与改变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的坚定决心！

1999年7月5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我采访时，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这一迟到的盖棺论定，揭开了曹聚仁“两岸密使”的神秘面纱，对他终于有了一个客观而公正地正确评价！

为了研究曹聚仁在香港去世前后的情形，我又一次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曹聚仁逝世时的港澳旧报。泛黄的报纸上，记载了曹聚仁病逝前后的相关情形。我手自笔录，抄出相关报道，让我们深切缅怀毕生爱国的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的第二天，7月24日《澳门日报》以《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在澳逝世》为题，及时做了报道：

“ 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年来长期患病，昨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享年七十二岁。曹聚仁早年在上海复旦、暨南等校教授文史，抗日战争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在港致力写作。

 

 

 

 

 

因年老多病，数月前在香港友好照料下，由港转来澳门镜湖医院就医，因病情沉重，虽经多方治疗，终告不治。其家属月前，已由沪来澳，照料一切。”

1972年7月27日，《澳门日报》再一次以《曹聚仁昨午举殡，百余人参加公祭》为题，以《费彝民致悼词，并向遗瞩慰问》为副题，进行了报道。报道全文摘录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昨日中午十二时，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

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港澳新闻、文教、出版、工商等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公祭。并向曹聚仁先生家属慰问。

公祭时，首先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费彝民、张思健、王家祯等致送花圈，继由费彝民致悼词。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聚仁先生，浙江省金华县（今兰溪，原属浦江）。早岁离乡赴沪，从事文化工作，曾在暨南大学等校教书，并创办刊物，著作颇多。在解放以后，曹先生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晚年留居香港，继续著述工作。’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先生近年多病，当以为是风湿症。在港经过多方治疗，最近转来澳门就医，始发现患癌疾，经镜湖医院医务人员悉心救治，以年老体衰，终告无效，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同人等及曹先生的海内外友好，闻讯同感悼惜。’

在曹先生患病期间，其夫人邓珂云已由上海抵澳照料一切，曹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女曹雷、曹景行，也从上海赶抵澳门奔丧。 在公祭后，曹聚仁先生的女儿代表家属致了谢词。 ”

《文汇报》1972年7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刊登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经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二岁。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一旦逝世，同人等深致悼惜。兹定于七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正，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谨告曹先生之海内外亲友。只领花圈。”

《文汇报》1972年7月26日，发表了《曹聚仁今日出殡，在澳门举行公祭》的消息：

“在澳门镜湖医院殡仪馆礼堂举行公祭，随即出殡火葬。 曹聚仁家属已先后到达澳门。夫人邓珂云月前已自沪到澳照料。曹逝世后，其女曹雷、其子曹景行，也于前日奔丧到澳。

治丧委员会由费彝民（主任）、张思健、王家祯（副主任）、周宏明、李子诵、陈霞子、郭增恺、陈君葆、叶灵凤、车载青、李侠文、陈凡、张学孔、罗孚、严庆澍等组成。

曹聚仁一生，教书著书，并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曾致力于爱国事业。一旦逝世，友好深为悼惜。”

在“文革”时期，曹聚仁逝世后，港澳同仁出面举行公祭，凝聚了中共高层的关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拟墓碑碑文，对他盖棺论定，评价他为“爱国人士”。在报道中，也可以窥见一斑。香港爱国人士费彝民等人出面，成立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高度评价曹聚仁曾“致力于爱国事业”、“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这充分肯定了曹聚仁的爱国义举，令人欣慰不已！

曹聚仁的三不朽——纪念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之际，一位人格伟岸，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毕生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不禁跃于我的脑际。曹聚仁批评刘大杰时，曾写过一篇《标点三不朽》的杂文，借此话题来说说曹聚仁的“三不朽”，以示缅怀！

曹聚仁，一生扑朔迷离，富于传奇，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师与爱国人士。1900年6月26日，他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含恨病逝。曹聚仁的“三不朽”：书生报国抗外侮、心系两岸吁统一、思想独立自由魂。这“三不朽”，成就了他不朽而辉煌的人生。

书生报国抗外侮

 

 

 

 

曹聚仁有诗云：“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曹聚仁1915年至1921年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1925年他在上海标点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本质的政论著作《帝国主义》。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到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抗战第一线。他于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亲身经历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正义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宣告胜利、日本侵略者失败而结束。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1947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心系两岸吁统一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境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就是羁留港澳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曹聚仁在上世纪50年代末曾向中央政府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秘闻的是已故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徐淡庐先生。徐淡庐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等职，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由他亲自陪同。他认为，应该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我是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家书中披露了许多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事实：“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兹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致王春翠）

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所表白心迹，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坚守阵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为他盖棺论定，这是知者之言。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思想独立自由魂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也许这句话对曹聚仁是比较好的写照。

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内地整理出版时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一直想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五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以殁。他在治史道路上始终寻求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拾人牙慧。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譬如他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写道：“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早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在书中，曹聚仁直率地写道：“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

周作人非常赞许这部传记，写信给曹聚仁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曹聚仁的传记作品，以平常心去叙述传记对象，包括他自己，力求客观真实，不盲目崇拜，不随意捧高或贬低。

一个学者，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容易。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

亲友回忆曹聚仁 ——纪念文化大师、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

北京·柳哲

曹聚仁先生晚年在香港书房中

今年7月23日是现代著名作家、战地记者、“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纪念日。笔者研究曹聚仁先生20余年，服膺于曹聚仁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爱国精神，心甘情愿自费从事曹聚仁研究与纪念事业。在这特殊时期，将我多年搜集整理的部分曹聚仁亲友回忆文字，整理成文，以示缅怀！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诞生于浙江浦江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镜湖医院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

这位曾经在20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岁便准确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成为复旦、暨南等校名教授；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抗战爆发，脱下长衫，持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年他又只身赴港写作，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是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是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与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同为知契的朋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留下百余种种著作，4000万言的文字，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不朽丰碑！

曹聚仁在澳门病逝前在病床上悬腕写作

“谜样人物”曹聚仁，经过岁月老人拂去其神秘的面纱，从历史的后台，一步步逐渐向我们走来。 曹聚仁，在他的亲友心目中，其实并不神秘，虽然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已经45周年，但他们记忆中的曹聚仁，仍是那么鲜活，可亲可敬……

曹聚仁故乡通洲桥

曹聚仁受蒋介石父子委托拍摄的奉化溪口全景

章克标：“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

笔者在1999年曾收到一封寄自浙江海宁的百岁老人、著名老作家章克标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承惠赐尊编《曹聚仁研究》试刊第5期及第4期，谢谢！足下对曹聚仁先生如此热心，甚为钦佩，认为事有必要，此举极好。因为他的一生与中国现代的变化发展各方面都有关系，也是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也。我绝对拥护赞成先生的工作，特此表示敬意。”

章先生并随信附来《忆故人》之三《曹聚仁和回力球》一文，深情回忆了他与曹聚仁的交往趣事。

“说起回力球，我不禁想起曹聚仁先生。大约是1932年前后，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回力球迷，几乎每晚都要去转落一下，常常输去十来块钱。……几乎每晚都碰到曹聚仁，好像他也是个‘球迷’。他那时大约在暨南等几所大学教课，身穿一件蓝布大褂，有点乡下先生样子，却是气度从容，怡然自得，大方落落。有一次他问我赌运如何？我讲了我的办法，有时也赢几十块，大多总输，不过我有限度。他说：‘能冷静就好，最忌发热发昏。’我说：‘我主要还是来看打球，够刺激的。打球，白看也不好意思，应当送几块钱作为看费。’他嘻嘻地笑了，不置可否。他说，他有个赌回力球的必胜法，可以传授给我，免得经济损失。我自以为我是学数学的，这种赌博的道理还懂一点，必胜法是不可能的，他不过瞎吹就是了，也就没进一步向他请教，也不相信他这种讲法。”

“他旧学很有根底，有一次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学院邀请，开讲国故学，他去听讲，并自己作了笔记，经过整理后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栏上发表了。此文得到大家赞许。章太炎看了也满意，特邀他会面谈话，并且称赞鼓励了他。一般人就承认他是国学大师的关门弟子，他也自认为是太炎先生的门人了。这份讲演记录，后来单行出版，被各大专院校采用来做中国文史的教材，普通的国学入门书。因为他在好几个高校里担任这门课程的教授，讲师，是别人没法同他竞争的专业生意。”

“曹聚仁还办了一个刊物——《涛声》周刊，他自称‘乌鸦’，标榜乌鸦主义。什么意思，不大清楚，大约是指乌鸦与喜鹊对立，不报喜，专说忧患话。鲁迅先生很赞赏他的乌鸦主义，曾寄稿《涛声》以鼓励支持他。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脱下蓝布大褂，改穿了短装军装，作为一个战地新闻记者上前线了。他写文章激励抗战，宣扬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受蒋经国招聘，在赣州跟他工作过一阵，主持报刊的笔政，也为他的施政做点帮助，很受到倚重。他在国民党要人中，有不少熟人。但当蒋介石一败涂地时，他并不跟了去台湾，仍在国内看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程思远：“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

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

笔者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原来并不相识。1998年4月11日给程老写了一封问询信，程老很快于4月16日亲笔回信，并为筹建中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程老在回信中说：“接到4月11日来信，知道你在参与筹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此一历史创举，具有重大意义，弟亦乐观其成。六十年代，曹先生担任《正午报》总主笔，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嘱为这一中心题词，自当遵办，题词随函奉上。”

程老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1998年6月4日，程老再次来信对即将成立的中心表示祝贺，“承示今年7月，为曹聚仁先生诞辰98周年，届时聚仁先生研究资料中心，将正式宣告成立，此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谨表示由衷的祝贺。”

从程老的来信及题词中，不难看出程老对故友的深深怀念和对今人研究、纪念曹聚仁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从曹聚仁先生的遗著中也证实了程思远与曹聚仁先生确实有过亲切的交往。1998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聚仁著《听涛室人物谭》一书中，专门写程思远的就有《程思远别来无恙》、《“程思远何许人也”》等文。曹聚仁在文中说：“对于程思远兄，我倒不是谬托知己了。本报（《正午报》，笔者注）创刊时，他曾替我们写过人物谈；而我呢，也算和他做挡档。用‘心园’的笔名的是他；我呢，则用‘沁园’来补白。这个‘沁’字，倒不和‘心’字同音。可是外间不知道，有人以为‘心园’是我，也有人以为‘沁园’是他，闹了许多有趣的笑话。我曾接了一些骂我的信，其实是程兄的事，和我不相干的。还有一场毁谤官司，几乎打到我的身上来。林兄（《正午报》前身《循环日报》社长，笔者注）谢世，我曾写一封很感伤的信给程兄，诚如曹家子恒所说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我们也是轮着待尽了。佛说：‘为一大事出世。’程兄奔走国事，也可说是了却一场心愿了！”

黄源：“同时都和鲁迅先生亲切来往”

笔者曾于1999年5月15日下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灵隐深处的浙江医院拜访了德高望重的94岁高龄的著名老作家黄源先生。记得当时黄老身体欠安，但知道我从北京远道来杭采访他，就欣然接受采访，并将他1938年由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战地通讯集《随军生活》中一篇专访曹聚仁的文章《以笔从军者晤谈记》，郑重赠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弥足珍贵。并跟我谈起了他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往事。

1998年6月26日，93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从杭州给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发来贺信说：“三十年代曹聚仁先生和我同住在上海金神父路花园坊，同时都和鲁迅先生亲切来往，抗战初期又在杭州相聚，现在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特此祝贺。”

黄老在《以笔从军者晤谈记》中写道：

“十二月一日下午。我从乍浦前线随军到杭州，在江边小住，正坐在茅屋外阳光中写《在东战场》的战地通讯，……看到小张的东南日报上刊载着“中央社战地特派员曹仁聚”的文章，这位‘曹仁聚’谅必就是‘曹聚仁’？文中有今日重到杭州之语，我好像找到老朋友似的，立刻搁下笔去找他了。遇到一个以前同在上海干文化工作的熟人，这情形普遍是很难设想的，因此我一在报上发现了曹聚仁的名字，立刻放下笔来，打电话去问报馆是否知道他的住处。……我于是随着一位营长送我的铁杖，渡江去湖滨探访。”

“茫茫大城，不知何处去找他。但事有凑巧，我走过第一家旅馆，问了第一声便问到了。只是他已外出，我便也在那家旅馆住下来。不到数分钟，半身戎装的聚仁，走进我房里来了。我们坐下来，我倒了两杯开水，便倾谈着敌军占领上海附近以后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上海熟人的行业，以及各人经历的战地生活，战线情况等等。‘我（曹聚仁，笔者注）也这样想最后的胜利必是我们的。’说到这里，他便回屋去把地图拿来，作种种的说明。同时他又带一碟小查糕来，我们边吃边谈。”

“我们又坐着谈了好久，车子竟不来，后来到了几节车，是无蓬的货车，上面已装满了东西，聚仁就挤了上去，坐在铁条上。看到这位大学教授（曹聚仁，笔者注）坐在铁条上，心里好像很难受。但坐在这铁条上，又等了一二个钟头。有卖年糕油豆腐的，他（曹聚仁）也吃了一碗权作晚餐。‘我们生活虽苦，但精神上比他们困住在上海的，不知好多少倍了。’他（曹聚仁）自慰的说。”

季羡林：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北大学界泰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于1998年6月28日，欣然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季羡林先生题词

张岱年先生题词

正如季老所言“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冰心、夏衍、柯灵、张岱年、蔡尚思、贾植芳、冯英子等名学者、名作家、名记者，先后以题词或撰文的方式，怀念故友曹聚仁。

柯灵先生题词

1994年6月1日，冰心就为曹聚仁家乡梅江文化研究中心（下设有曹聚仁研究会）题词“祝梅江文化研究中心越办越好”。1998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冰心老人仍不顾年迈体弱，给予了最亲切的关怀和支持，以示对故交曹聚仁的深深怀念。

曹聚仁生前知交、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在1992年1月曾撰写了《怀曹聚仁》一文，深情追忆曹聚仁：“曹聚仁和我同年，也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他的确在海外侨报上说了许多新中国的好话。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

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与祖国和平统一。一次周总理对我说：“曹聚仁真是书生，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易帜’，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他是书生，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我曾在《懒寻旧梦寻》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他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他1972年病逝于澳门。岁月匆匆，今年是他的二十周年祭。写下这些， ……也算是对这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一点纪念吧”。在这里需要提上一笔的是，夏老于病逝前的95年1月8日，曾应笔者之邀为曹聚仁家乡浙江浦江建立的曹聚仁资料馆亲笔题写了馆名，是夏老留给家乡浙江的最后墨宝，也是他与曹聚仁数十年不渝友谊的纪念。

1994年11月3日，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曹聚仁先生对中国进步文化贡献甚多，值得后人纪念研究。”并为纪念曹聚仁先生亲笔题词：“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

学界泰斗、北大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也十分推重曹聚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1998年4月23日，张先生曾写信给笔者说：“曹聚仁先生是值得纪念的。遵嘱写了两句题辞，今寄上。”张先生为纪念曹聚仁先生的题词为：“博学贯通古今，直言垂范；坚持爱国之志，晚节可风。”

 

 

1998年7月底，笔者曾专程到上海复旦大学拜访了两位心仪已久的著名学者蔡尚思教授和贾植芳教授。蔡教授当时虽已94岁高龄，却很是热情，一谈起故旧曹聚仁先生显然有些兴奋。他说：“大约1930年我到复旦大学教书，当时也常常见到曹聚仁，穿长布衫的。蓝布大褂这一形象宛然在目。”“我对曹聚仁的了解，始自大夏中学，也有不少内容从我的学生口中得知。”“曹先生不高不矮，蓝布大褂，很是朴素。像曹聚仁这样一生写下三、四千万字作品的文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是屈指可数。”蔡教授欣然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捷才多产而有晚节的文化名人。”

贾植芳教授在寓所与笔者谈起曹聚仁：“我与曹聚仁先生见过面，并在其主编的《前线日报》写过稿。曹聚仁解放后跑香港是跑对了。周作人晚年与曹聚仁关系密切，周作人晚年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贾教授也谈起了曹聚仁与周作人曾为出版李大钊《守常文集》出过不少力。贾教授的嫂嫂李星华为李大钊的女儿，曾得到周作人的保护，贾教授对周作人、曹聚仁的学问、人品也特别看重。蔡教授知曹聚仁为乌鸦学者、自由主义者。那天，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曹聚仁，贾教授是敬仰的，他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读书不忘救国，堪称士林楷模；博古又能通今，足资风范后人。”

 

著名老报人冯英子先生与曹聚仁先生在香港时曾经有过多次笔战，也有过很深的误会。但近年来，冯英子先生对曹聚仁先生的过去有了更多的理解，也十分支持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为纪念曹聚仁先生欣然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表达了他对曹聚仁先生的深切怀念。

童小鹏：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从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童小鹏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及1997年5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知道，童小鹏曾参与了曹聚仁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会谈的接待工作，是当今屈指可数的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的见证人之一。童小鹏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

笔者曾于1998年为筹办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曾写信给定居福建漳州的童老请教，他于98年6月13日回信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

童老于1998年9月28日写信给笔者：“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笔者注）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童老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马树礼：在上海，我们可以说是事业上的最好朋友

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的马树礼先生是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1998年7月份，笔者曾主动写信向他请教。马老于1998年8月17日亲笔给笔者回复了长信，深情回忆了故友曹聚仁，并介绍台湾逸仙文教基金会向筹办中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捐款1000美金，以示支持和对故友的怀念。之后，笔者又先后收到马老多封来信，对故友充满怀念之情。

“谢谢你七月四日的来信，知道你发起成立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非常敬佩。曹先生著作等身，我们应该重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心能得到程思远先生等鼓励支持，前途发展，当可乐观。那时聚仁兄是中央社的第三战区特派员，我的报纸出版不到一个月，他就从福建到屯溪来看我，从此我们在第三战区就常在一起，一次在福州的大轰炸中，我们两人同住一个旅馆，同躲在旅馆底层，险遭不测。后来蒋经国先生在赣州办《正气日报》，曾请聚仁兄负责，我从上饶去重庆，经赣州时还和他和经国先生相聚。抗战胜利后同到上海，更是朝夕相处，过从甚密，正如大函所说，我曾为他全家买好船票，但他临时决定不和我们同来台湾。""并请聚仁兄接任总编辑，以藉他在上海文化界的崇高地位，打开上海的销路。聚仁兄就任后建树良多。……聚仁兄因为要专心写作，不愿意多管理行政工作……我们虽然同意聚仁兄辞去总编辑……还是请聚仁兄担任前进中学的校长，所以在上海，我们可以说是事业上的最好朋友。”

“聚仁兄对台湾并不陌生，上海各报应邀组团来台考察参访，就是由聚仁兄代表《前线日报》参加，回沪后还在《前线日报》写了好多文章介绍台湾，聚仁兄写的《蒋经国论》，也就是在《前线日报》连载。”

“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的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记得一个除夕夜，我们两人还在舞场消磨好几小时。”

“此后，我从印尼回台湾经过香港时，都和他联络见面，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九五七年初。到台湾后曾接到他的来函，我的一位亲戚在香港颇受他的关照。可是此后好几年一直没接到他的来信，而且也没有告诉我他去过大陆的事，也许当时双方环境都有不便。记不得是那一年，好像那时他已到澳门住了，我忽然接到聚仁兄一信，信里隐约的含蓄的谈到国家前途问题，但并无一字提到经国先生，我把原信送给经国先生看，后来经国先生在见面时口头告诉我，信是看到了，他要我不必回信，他也没有把信退还给我，可能是毁了，不然倒是今日最好的纪念品。”

马老于2000年元月19日给笔者的长信中，又一次谈到“据光汉兄函告，聚仁兄办好前进中学，的确费了不少心力，每周主持学校演讲会，谈吐风趣，深受学生敬重。聚仁兄担任前进中学校长期间，不受学校分文酬劳，此种清廉耿介情操，尤为令人钦佩。”

黄玠然、江天蔚、张纪恩、姚士彦：白首更念故人情

记得10多年前，拜会年逾百岁的黄玠然老先生，曾与深情回忆他与曹聚仁先生的情谊。黄玠然，比曹聚仁小一岁，既是浦江同乡，又在金华一中（原省立七中）曾是同桌读书，情谊甚笃。黄老于二十年代就已是陈独秀的秘书，并与邓小平是同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采访的两位"革命老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及全国政协委员。黄老曾告诉笔者，五十年代中后期曹聚仁先生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来京采访之便，曾与曹聚仁欢聚畅谈，回香港后，曹聚仁也将他的著作寄赠给他。他十分怀念老朋友、老同学曹聚仁。黄老除了欣然同意担任在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之外，还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题词：“人民之星”和“文人抗敌志，赤子爱国心”，足见曹聚仁先生在他老人家心目中的地位。

江天蔚，30年代曹聚仁办《涛声》时的老朋友，居住杭州。1997年5月，我借南行参加杭高百年校庆之便，曾在浙江人民医院拜望了他。记得当年，江老已经年届99岁高龄。江老一谈到老朋友曹聚仁，很是兴奋，他说在《涛声》、《芒种》等曹聚仁主编的杂志上写过不少稿。还讲到曹聚仁在暨南等大学兼课，没有时间批改作文，就让他帮忙批改。江先生还对曹聚仁先生原配夫人王春翠女士的文笔赞不绝口。那次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等身体康复后，他要写篇回忆曹先生的文章寄给中心，作为纪念。

张纪恩先生，与曹聚仁先生也是同乡和朋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采访的两位“革命老人”之一。1999年5月，笔者陪同曹艺先生参加杭高百年校庆，张老当时已年逾九旬。张老与曹老是杭高百年庆典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的唯一的两位“革命老人”。张老向笔者谈起他与曹先生及夫人邓珂云交往的情况，并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文坛英才，爱国楷模”，以示对故友的怀念。

1999年5月中旬，笔者在杭州拜访了曹聚仁的另一位生前友好姚士彦先生。姚老年近九旬，曾任《前线日报》总编辑，现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正重病卧床，见到笔者为研究曹聚仁去访问他，很感欣慰。姚老满怀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于1938年在江西吉安与曹聚仁先生结识，1945-1949年又在江西、上海《前线日报》共事，我始终把曹先生尊为师辈，十分敬重。但曹先生平易近人，从不以师长自恃。他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讲过课，都是我硬拉他来助任的。台湾马树礼先生，与曹聚仁先生也相交甚厚，但也认为曹是一个‘思想复杂’的谜样人物。上海解放前夕，马曾设想将《前线日报》从上海迁台北或香港出版，安排曹与我在那里任总编辑及总经理，由‘军统理论家’胡秋原、钱纳水等人组成‘评论委员会’。曹与我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马树礼的设想未能实现。”

童小鹏先生向笔者推荐的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先生，1999年7月5日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与曹聚仁有过多次接触，对曹聚仁的为人和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精神十分敬佩，并约定近期与笔者当面谈谈，对故友充满怀念之情。

记得二十年来，笔者为筹办曹聚仁资料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认识了不少曹聚仁生前友好或学生，不少都已白发满头的古稀老人了，但他们对曹聚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很是敬重和怀念。如周作人先生的儿媳张菼芳女士，张恨水先生之子张伍先生，美国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周策纵先生，北京《团结报》原副总编辑祝修林先生，台湾著名画家倪汝霖先生，台湾曾任蒋介石秘书的蒋良顺先生，育才学校老教师倪扬禄先生、毛一帆先生，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女士的堂弟王琛先生，曹聚仁表弟、浙江省政协委员陈志力先生，杭州市政协委员方耀先生等等，都对曹聚仁先生充满敬仰和怀念之情。

曹艺：为民族利益而尽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

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2000年8月21日，以92岁高龄在南京逝世，三十年代曾为鲁迅赞许的“青年作家”。为了重振家父曹梦岐先生于1902年创办的育才学校和弘扬胞兄曹聚仁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爱国精神，他仍在孜孜努力。笔者与这位“曹氏家长”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将近十年，他可说是最了解曹聚仁先生的亲人。不用说多年来他对家乡曹聚仁资料馆、曹聚仁陈列室、聚仁学校、育才小学、曹聚仁故居，包括1998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都凝含着他无私的鼎力支持，就是在近二十年中，他所写的关于回忆曹聚仁及其生平的回忆文字，也有近百万了。这些文字，是今人研究曹聚仁和曹艺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曹艺先生曾写过《现代东方一但丁--追记先兄曹聚仁南行往事》的长文，他是唯一陪同曹聚仁南行赴港的亲人，该文给世人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1999年5月，笔者有幸陪同曹艺先生返乡参加杭州高级中学百年校庆，曹老一谈起家乡蒋畈、家兄曹聚仁，便有说不完的话。他认为“曹聚仁生而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富强、发展，甘心情愿在海外孤苦地作为一个‘灯台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特出的真正书生。”

曹艺对侄女曹雷所写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也有不同的看法：

“曹雷那篇《父亲原来是密使》的题目和内容主题思想，我是有看法的。我认为曹聚仁以一个海外孤臣‘灯台守’的心情，奔走海峡两岸，呼吁祖国统一，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之子孙，自甘情愿，为民族利益而尽一个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并非台北的特使，也非北京的密使。曹雷以她自己的名利观念来衡量亲生父亲的光明磊落心情，是太低看父亲的适然史观创建人了。曹聚仁在香港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两度专访他，以十万、二十万美金诱胁他，要他去美讲学而被他婉拒，北京关心他的安危，为他在香港租下了三处房子，在澳门租了两处房子，真个成了狡兔三窟。”

曹艺先生曾告诉笔者：“曹聚仁初次到北京，无意中和周总理谈起了李光耀在香港有意在竞选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前，想来北京参观学习的意愿。周总理很欢迎李光耀来华，让曹聚仁立即回港去陪他同来。又一星期，哥哥便和李光耀在新侨饭店出现了，促成了李光耀的首次访华。”

1999年，曹艺先生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捐赠了222封曹聚仁致曹艺、王春翠的书信手稿，这些家书中有不少是谈及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鲜为人知的内容，弥足珍贵。曹艺在《脞话曹聚仁故居》一文中，针对个别人反对修复曹聚仁故居，诋毁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时表示：“有的人怕别人沾光而把曹聚仁垄断起来，为时太早一些吧！”“曹聚仁这个出自穷乡僻壤的一介书生，已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纪人物了，让他的出生成长的故居，供景仰的人，作为景点，访问参观一下。”“曹聚仁虽著作等身，只流入各国大图书馆去收藏，祖国的大陆和台湾，某一时期，两岸都进不了口，至今多少著作都绝版了，如果经有心人加以研究选择，推动广泛流行，使经过半个世纪的筛选，不再是一个谜样的人，于中华民族的发扬广大，又有什么害处呢？作为曹氏子孙，我无颜高喊反对修复故居。”

曹艺先生曾任南京市政协终身委员和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生前他又向中心捐赠了40余种大陆罕见的香港版曹聚仁著作，并真诚希望曹聚仁亲友和有关部门能尽早编辑出版《曹聚仁文集》和《曹聚仁全集》。认为这将是对曹聚仁先生的最好纪念。

郑子瑜：为人多于为己，而不营私，这是曹聚仁先生的人格高尚之处

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郑子瑜先生于1999年岁首曾给笔者写了一封《我和曹聚仁的交往》的长信，之后郑先生又多次来信，提供了曹聚仁先生三封书信手迹及曹聚仁遗作《知堂老人的晚年》等，这些都是研究曹聚仁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郑先生非常支持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并欣然同意担任中心名誉主任，以示对故友的怀念。

“曹聚仁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学者。……我只有20岁出头，便很喜欢拜读曹聚仁先生的杂感文，觉得篇篇隽永有味。我和曹聚仁先生，不约而同，不谋而合，一个为重订《国文略读指导》，一个为改订《国文精读指导》，可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曾谋面，因为曹先生在香港，我则在新加坡。”

“回来途经香港，小住数日，意外地得到我景仰已数十年的几位文坛前辈名家的邀宴，曹聚仁之外，还有创造社最年轻的作家叶灵凤……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但是对晚辈区区者的关怀与爱护之至情，真是使人感浃肺腑！有一位先生甚至带来了我那本不成样的选集，要我签名于书上。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对我的鼓励。”

“曹聚仁先生为人诚挚，待人勤恳，交友不分辈分，所以凡是和他有交往的人，都很喜欢他。周氏兄弟失和，但鲁迅、周作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曹聚仁和周作人，更是深交，晚年劝周作人写回忆录。经过了数年的经营，《知堂回想录》写成了，但出版的事颇费周章，幸得曹聚仁先生为之奔走接洽，终得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然后交给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凡是“校对抄稿，还有印稿校样”，都得由曹先生代劳，这里可见曹聚仁先生为人的勤恳。

自从1962年在香港和曹聚仁先生一别之后，彼此都忙于自己的事，不多通信，但这回为了《周作人年谱简编》的日译，却劳曹先生频频来信催问，这时候（64-65年）曹先生已在病中，提到自己的病情，只是聊聊数语，但关怀《周作人年谱简编》的日译，却占书信的绝大部分篇幅，为人多于为己，而不营私，这是曹聚仁先生的人格高尚之处，所以他晚年患病，经济情况也不很好，这是我们晚学所万万比不上的。

我建议您们可以写信给刘以鬯先生和曾敏之先生，刘先生是香港作家联会现任会长，曾先生是创会会长，又都与曹聚仁先生有交情，让他两位来筹备举行纪念活动，是最好不过的。刘以鬯先生又是香港文学杂志社的总编辑。……届时可让刘氏主编的《香港文学》来个‘纪念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特辑'，广邀各地文友撰稿，尤有意义。”

另外在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的曹聚仁生前友好曾敏之、卜少夫、刘子政、鲍耀明、周颖南等来信或以别的形式纪念曹聚仁和支持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曾敏之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于今年1月30日来信说：“曾在广州与他（曹聚仁）聚会过，那是五十年代初期，他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赴京道经广州，我曾为他迎饯”。“嘱应聘名誉主任的事，如对在海外有需我尽力之处，自当勉力有以报命。”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周颖南先生来信说：“曹聚仁先生是我熟识的作家，早年我在《前线日报》读过他不少作品，后来又读了他的《北行小语》等，我为他的文风所倾倒。所以建立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意义重大。”

罗孚：“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这是周恩来对他的评语

罗孚是香港的知名老报人，曾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也是曹聚仁的生前友好，曹聚仁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罗孚也是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委员。罗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长文《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全面回忆了曹聚仁在香港政治、文化活动的情况，使大陆研究曹聚仁的学人有“升堂入室，大饱眼福”的感受。

“第一次见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的1942年的事。在桂林东郊星子岩边的《大公报》编辑部里，那一天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军人模样的客人，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听别人说，这就是曹聚仁。因此就不免刮目相看了，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一个作家兼教授的名字。”

“再见到他却是十三四年以后的香港了 ……却经常有一个布袋在手，是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布袋，塞满了报纸和书刊，有点他自己所说的‘土老儿'的味道。""这期间，他和徐  、朱省斋以及后来到了新加坡当起那个国家外交官的李微尘一起，办了创垦出版社。出丛书，还出了一个杂文、散文的小型刊物《热风》。”

“‘他爱国，宣传祖国新气象’，这是周恩来对他的评语。作为记者，他有过一次独家新闻。1958年炮轰金门，开始了好些年的海峡炮战，这是一件大事。他较早得到这一独家消息，把电讯发到《南洋商报》，报纸显著刊出这一独家的消息之后几小时，预定的炮弹才在大陆上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射向金门。”

“他虽然还是标榜‘中立’的自由主义者，时时要发些和我们不同的议论，但他的文章早已告诉我们，实在不能称他为‘反动文人’了。我们成了朋友。就年龄，特别是就时间来说，他实在是我的前辈。”

“曹聚仁就向北京的苦雨斋主人催生了那部《知堂回想录》。作为一个在国门之外的自由主义者，曹聚仁并不怎么顾忌‘四人帮’。在‘文革’初期，他所编著的一本大型的《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仿佛和江青他们力捧的样板戏大唱对台戏。”

“他留下的著作在四千万字以上。作为学者、史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他的一生真是辛勤的一生！”

“在为和平统一事业的努力上，但明白内情的当局却并没有对他作出严重的否定。……60年代前，他的夫人邓珂云得到批准，从上海到香港探亲；70年代之初，他卧病澳门，邓珂云又到澳门看护，直到他去世。这些当时一般人不大容易办到的事，也可以使人思过半矣。他死后，也是左派为他公开治丧的。”

“闲谈中他这金华人总爱谈他们家乡的名产火腿， ……他另外又爱谈自己做咸菜的技术。他晚年的住所，是香港岛上胡文虎花园旁边一座四层楼天台上搭的临时住室--陋室，三间相连的小房，是客厅、睡房、厨房，也全都是书房，处处都堆满了书，他人在书中，一个人度过了一个个春秋。”

曹景辉：继父曹聚仁供给我上完初中

曹聚仁继子曹景辉先生是曹家第二代中年岁最大的，他不幸于今年3月1日在深圳逝世，享年95岁。他与叔叔曹艺先生一样，十分关注祖父曹梦岐先生开创的教育事业。由于他还是曹聚仁、王春翠的继子，对于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及曹聚仁故居的修复也特别热心支持。我与曹景辉先生交情深厚。他曾来信谈到他与养父母曹聚仁、王春翠的有关情况：

“30年代，我12-15岁时，曹聚仁供给我上完初中，与他俩（指曹聚仁、王春翠，笔者注）生活了三年多，抗日战争漫延，沪、杭相继沦陷，我辍学回到家乡，这时王春翠也回乡经办育才小学，我参与办学以谋生计，后经祖母为她二儿（指曹聚仁，笔者注）一家在乡中存在，把我过继，叔父婶正式成为我的养父母。家乡沦陷日寇到胜利恢复蒋畈村，我是原经手人，解放前我已不能在乡中觅业，投靠上海去，养父曹聚仁去港前，商定由我小叔父曹艺安排我去北京就业，这样我在北京参加了建筑业 ……87年初到浙江萧山市璨女（指曹璨，曹聚仁孙女，曾任萧山市政协常委，她也十分支持修复曹聚仁故居和育才学校，笔者注）家。养母王春翠这时已在璨女家养病，87年5月1日晨病逝，我总算侍侯她最后年月，尽了点责任。在那年代，我是不可能知道曹聚仁在香港的情景的。他病逝澳门前，国家仅安排邓珂云去澳门，香港遗物由曹雷去国务院领回上海。……去年回江浙之行，是我小叔父曹艺九十寿辰，我去探望他，过上海原想去养父墓前扫墓，后知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支持下，骨灰将安放上海公墓中，也使我有所安慰。回乡去，原也仅是去扫墓，在南京曹艺嘱我联系村镇领导，解决墓园事；便中去育才学校看了一下，实在使我心酸，向校长提出目前应该添置的教具，于1998年8月捐款一万八千元，以示对育才小学的支持。”

曹聚仁故居一屋是我们蒋畈曹家最古老的屋。他还谈到“蒋畈西南角四间楼房是曹聚仁独资，王春翠和我经手于一九四九初落成入居的，土改时留给我两间，总之原蒋畈村除唐姓两间屋外，即是曹家住房又是育才学园。”曹景辉先生对于我所创办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也很支持。曹景辉先生及他的全家，都深深怀念曹聚仁先生，并希望家乡政府保护好曹聚仁故居，并使育才学校发扬光大。曹景辉先生及其一家，为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以及家乡教育事业，贡献颇多。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曹景辉在晚年，曾回忆他与嗣父曹聚仁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往事，仍不无自豪。他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爆发，嗣父曹聚仁辞别亲人，投笔从戎，脱下蓝布大褂，改穿了短装、军装，奔赴抗战前线做起了‘战地记者’。他最早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时期的著名记者。由于上海战事吃紧，嗣母王春翠回到了浙江蒋畈家中。我完成学业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为一名学生兵，经三个月训练、半年的实习，被任命为通讯排排长。驻守富春江，抗击日军。后部队撤入金华休整，我也回到了蒋畈家中，与嗣母王春翠，一起参与育才学园的校务工作，直至学校停办。抗战期间，坚持办学，宣传抗战，为国家输送了不少有志报国的有用人才。”

遗憾的是，曹景辉先生没有等到举国庆祝伟大胜利的这一天。曹景辉先生，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外侵内乱、民族存亡之秋，勇敢参军，保家卫国，投入抗战，不惧牺牲的爱国精神，将永垂不朽；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乡村教育，扎根农村，呕心沥血，培育英才，无私奉献，为改变一穷二白的穷乡僻壤，矢志不移，他这种教育救国的“孔夫子精神”，将永放光芒；退休后，他与叔父曹艺先生一道，为宣传曹聚仁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爱国精神，建墓园，修故居，建学校，搞纪念，整资料，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的高风亮节，将永驻人间！

洪汛涛：“育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室，实是曹聚仁的私人藏书所捐赠”

洪汛涛先生是当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神笔马良》的作者，也算是笔者的家乡前辈。我们因曹聚仁研究而通信多年。洪先生作古已经多年，但他生前万分支持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

洪先生曾为曹聚仁资料馆捐赠了一幅精心创作的“神笔马良”的画作，1998年7月，北京成立了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他又寄来贺信表示祝贺，1999年4月，洪先生闻知家乡将修复曹聚仁故居和育才学校，来信建议成立“育才校友会”，万分赞成修复曹聚仁故居。

洪汛涛先生与曹聚仁和育才有着一段不解之缘。正如他于1991年在《曹聚仁和育才学校》一文中写到：

“我家与蒋畈曹家向为世谊，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是清末秀才，一位教育家，捐资在家乡办起了一座育才学堂，桃李满天下。解放前，曹老先生早已过世，曹聚仁一代继承父亲的遗业，要将已改名为育才小学的育才学堂，办成一个有小学、中学、大学部的‘育才学园’。当时的育才小学是他夫人王春翠女士主持。起手筹备中学部时，我正因车祸受伤，在浦江家乡休养，学校找到了我，要我参加筹备，并担任教师。我在育才任教职时，育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室，实是曹聚仁的私人藏书所捐赠的，其中主要是文学书籍。有许多当时文坛驰名作家送给他的签名本，包括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另外，还有海内外的一些文学报刊。我在育才执教一年，课余时间，几乎大都在这规模不大的图书室里读书。在这里，我曾和学生们办过一个校刊，刊名是曹聚仁所题。蒋畈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校舍是新建的，教师大多是外聘名家。金华八县负笈来此求学的人很多。

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目前在海内外有不少人已有很出色的成就。前几年，蒋畈曹家曹梦岐老先生重新立墓，因原马公愚先生的书法失存，嘱我缮写，曹老先生我素所敬仰，便遵命写了寄去。后闻在东山脚下的原墓地上，墓已恢复旧貌。曹聚仁先生四弟曹艺先生，原也是作家，鲁迅先生十分赞赏他的作品，现在南京政协。他曾来舍间，谈及他父亲的墓地，虽经政府帮助恢复，但曹老先生的事业--育才学校，迄今未列入恢复计划（现已恢复了育才小学，创办了聚仁学校，笔者注），我颇有同感。我想，浦江、兰溪两县市，对纪念曹聚仁先生甚为热心，何不共襄盛举，将育才学校恢复起来呢！”

洪汛涛先生后又来信补充说：“1946年曹聚仁在蒋畈原育才小学的基础上，筹备成立育才学园，新建楼房多幢，是年先办育才中学，我参加筹备、招生，并教国文，兼班主任。育才学园四大字，是曹聚仁请马公愚先生所题，育才中学校徽系我设计（三角银底蓝字），计划是由初一起，一年一年升上去，办高中，直到大学毕业，是一种新型教育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倒赞成恢复育才小学、育才中学。第一步可发起成立校友会，编印校友录，以校友会向政府提出申请。此事，恐须请在兰溪老家的曹景辉出面。此一建议，供你们参考。”

作为育才毕业的校友，都念念不忘曹梦岐、曹聚仁、王春翠、曹艺等捐家办起的育才学校能重振昔日雄风。如中国美院教授、著名雕塑家叶庆文，北京儿童文学作家段萍，曹聚仁亲戚、浙江物资学高级讲师、作家汪涛，工人日报主任记者陈宗舜等等，都与洪汛涛先生一样，关注着曹聚仁故居的修复和育才学校的发扬光大，叶庆文先生还表示，愿为母校、曹聚仁故居义务创作一幅曹聚仁全身铜像，以示纪念和支持。

方汉奇：“我作卡片，就是在他指导下开始的”

我国当代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是曹聚仁先生的弟子。笔者得闻方教授大名始自他为李勇著《曹聚仁研究》（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作序。方汉奇教授应笔者之邀，于近日写了一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文章，深情追忆了在曹聚仁先生门下授学的情况。

“1947年我在国立社教育学院新闻系念二年级，这一年的下学期，系主任马荫良先生宣布将聘请曹聚仁先生为我们讲新闻采访课，大家早知道曹先生是名作家兼名记者，听说请他来给我们上课，都很高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院址在苏州，曹先生当时的住家在上海。这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每次上课，曹先生都是头天晚上到校，在校内的教师宿舍下榻，第二天上完课就回去。”

“曹先生第一次上课时，先向同学们作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拿出讲稿来开讲。我打量了一下这位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教授，给我的印象是，他中等身材，但是头很大，显得很有智慧。身上总是穿着一套修饰得非常整洁的中山装，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擦得很干净的皮鞋，手上总是拿着一个那一时代比较流行的公事皮包。讲稿和参考书都十分有序地装在皮包里，根据讲课的需要随时取出取进。他讲课时，带较浓重的江南一带的口音。”

“曹先生讲的新闻采访课，……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一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很多他和鲁迅等文坛巨擘的交往，和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作家们的情况。他的口才并不十分出色，但是讲课的时候很投入，很有激情，而且旁征博引，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二是他向我们传授了如何作卡片和如何利用卡片来积累资料的经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的卡片，给我们示范。后一点使我终身受用，我作卡片就是在他指导下开始的。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作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直到现在还在作。不但自己作，而且教我的学生作。追宗溯源，应该万分感谢曹先生的教诲。”

朱仲玉 、李成俊："我们是师兄弟"

笔者于1998年上半年曾去拜访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仲玉先生。那次谈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先生与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的结识。曹聚仁先生自1950年赴香港后，大陆的媒介便绝少提及他了。曹聚仁一度被大陆视为“反动文人”。直到1981年初，中国新闻社的有关同志找到朱仲玉先生，告诉他曹聚仁先生已被政府有关部门肯定，并让他写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文章。朱仲玉先生对恩师的怀念与敬仰之情，经过了30余年的压抑，终于有一天可以倾吐了，很是快慰。朱先生很快写成《在澳门逝世的曹聚仁》，经过中国新闻社推荐，在《澳门日报》（1981年5月20日、21日）分上、下两篇刊登。不久，即收到《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的来信，说“我们是师兄弟”，在澳门，曹聚仁先生是新闻界前辈，我也经常向他请教办报、写作等方面的问题。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其丧事也是由澳门日报社同仁出面操办的。从此，这对同以曹聚仁先生为师的“师兄弟”，近三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98年6月底我给李成俊先生寄去文稿，他很快安排在《澳门日报》（1998年7月5日）“新园地”刊出拙稿《曹聚仁树立治学楷模》，并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寄赠了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孰忍一水隔天涯--澳门日报台湾问题评论选》、《澳门日报三十年》等书，充分表达了对恩师曹聚仁先生的深深怀念。

朱仲玉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我第一次见到聚仁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赣州，他任赣州《正气日报》总编辑的时候。当时我在国立第十九中学念书，……有一次，我去报社，正好聚仁先生在那里，编辑给我作了介绍。聚仁先生热情地问我在哪所学校读书？几年级？多大年岁？当他知道我曾在上海电器行做过学徒，是从那里逃出来到赣州去念书的，就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这次谈话对我以后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朱仲玉又在曹聚仁主编的《前线日报》写稿。有一次主动去向曹先生求教，曹先生也很欢迎。总的意见是我的知识面不宽，原因是书看得太少。他建议我要多看书，磨刀不误砍柴工。书看得多了，知识面一宽，写文章就得心应手了。聚仁先生还告诉我，结合看书可以写读书笔记、书评。我就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他家弄堂口有副长期停在那里的馄饨担，他最喜欢吃馄饨和花生米。我每次去他就叫来两碗馄饨，拿出一盘花生米，和我边吃边谈。”

“一九四八年，他介绍我去缅甸中华商报工作，我们在上海外滩分别了。聚仁先生比我大二十六岁，他对我这样的青年人谈话，从来不用教训的口气。他对任何一位青年朋友，都表现得那么谦虚和平易近人。聚仁先生那种尊师和爱护文学青年的美德，将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陈浩泉：“真正的做学问往往必须穷毕生的精力”

著名作家陈浩泉先生，现定居加拿大，曾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副会长等职。由于他在三十年前，曾亲聆过曹聚仁先生的教诲，在曹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我所认识的曹聚仁》的怀念长文。他在该文中，这样写到：

“余生虽晚，但因曾在报社任职，故于1968年至1972年这三四年间，几乎每天都见到曹聚仁先生。那时候，他天天到报社来交稿，然后又在清样上校阅自己的两篇文章，有时也在编辑部写稿。报社同仁尊称他为‘曹老师’，但曹聚仁却自称为‘土老头’。平时，他衣着朴实，手里总是挽着一个放稿子、报纸的小袋子，加上他个子不高，口操带浓重江浙口音的国语，的确有点土里土气。……大家对他也是极尊敬的。我们年轻一辈的小伙子，有幸与曹老师份属同事，因而有机会亲炙这30年代成名而至今为数不多的硕果仅存的名作家、学者和报人，当然不会轻易错过了。”

“曹老师喜欢和报社的同事聊天，对年轻人也一样，完全没有架子。当年，我们向曹老师请教的也大多是文史和新闻学方面的问题。曹老师对我们的两点教诲，我至今仍然铭记于心：第一，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学点修辞，打下写好文章的基础。他说：‘我不敢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但起码少错。好的文章首先就是要避免出错。所以，修辞对写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他认为年轻人应该早立做学问的志愿。他说：‘你们现在还年轻，但可以先定下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题目，开始搜集资料，慢慢地做。真正的做学问往往必须究毕生的精力。’”

“曹老师也常常把他的新作馈赠报社的同事，我曾接受他的四种赠书。我曾和当时报社的同事刘德塔兄（印象中还有潘耀明兄）一起到上址造访曹老师。进入曹老师那‘听涛室’之前，必须经过天台的露天部分，那里有散置废弃的盆栽杂物，也有晒衫绳，颇为凌乱。那天，曹老师特地拿出他花数年心血编成的《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巨型画册给我们看，已经准备好两部，将在适当时候寄给毛泽东。这部大八开的巨型画册，共八百多页，九公斤重，精装，足有两三寸厚。……曹聚仁反其道而行之，自资出版巨书，肯定中国传统戏曲与影剧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存在价值，可说对‘文革’的反动，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种表现。”

“因为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陈毅的座上宾，并曾于50年代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而引起世人瞩目，加上他在赣南与蒋经国曾有过从，故曹聚仁一直认为自己会是国共第三次和谈的中间人。老先生相信，蒋经国总有一天会派人到大坑道来找他，他一直等着这一天。”

“邀请曹聚仁先生主讲的讲座，就是由我与曹老联络的。曹老师在澳门留医期间，曾有报社同事去探望他，并拍下几张照片 ……至今，我仍然保存着曹老师当年在医院的一张照片和他一篇文章的原稿手迹。无论如何，公道自在人心，相信历史对曹聚仁会有一个公正恰当的评价。”

曹雷、曹景行：父亲最后的日子

曹雷、曹景行为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所生的一对儿女。曹雷是导演、演员，现居上海；曹景行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编、《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现执教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笔者因研究曹聚仁，有幸与曹雷女士结识。1994年底和98年7月底，曾两次专程到上海南京西路曹雷家中拜访她，都得到曹雷女士的热情接持。

1999年，笔者应报社之邀写一篇《亲友回忆曹聚仁》的长文，特地去信请曹雷提供有关回忆文字。曹雷来信告知1998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父亲最后的日子》，可代表她和弟弟曹景行对父亲曹聚仁的怀念文字。

曹雷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了她和弟弟曹景行在澳门送别父亲的一些情况：

“1972年7月20日前后，我在上海接到母亲电报，说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我速召回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的弟弟，与我一起去澳门。一切都尽可能地赶紧。23日，那是一个周日，去广州的机票已满，不得已，我们上了火车 ……弟弟从农场出来走得匆忙，脚上只穿了一双解放军跑鞋，当24日傍晚我们到达广州时，第一件事就是在商店打烊之前抢着给他买了双皮凉鞋。 ……第二天清晨，澳门方面有朋友来接我们，他带来了噩耗：父亲已于7月23日上午去世了。……我已经十二年多没有见到他，缘悭一面，十二年前的分手竟成永别，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们在澳门镜湖殡仪馆见到了母亲和原来就在澳门定居的姑母，他们正在《澳门日报》同仁们帮助下布置准备第二天（26日）的公祭出殡仪式。 ……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由香港《大众报》社社长费彝民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公祭于26日中午12时举行。来参加公祭的150多位各界人士和父亲生前友好中，大半都是由香港专程赶到澳门的。公祭仪式上，费彝民先生致的悼词和我作为家属代表作的答谢词，事先写好后都曾由周总理亲自过目。悼词中突出了父亲在全国解放以后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治丧委员会刊登在港澳各大报的启事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公祭仪式上，看到已经合上双眼的父亲显得那么瘦小苍老，几乎都让我认不出来。 ……周总理希望我父亲的遗骨能叶落归根，回到大陆；他认为我父亲一生为爱国事业作出努力，死后也应有个盖棺定论，当得上‘爱国人士'四个字。这些，周总理当时都有了招待。""几经变迁，终于在父亲逝世26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福寿园选了墓址，准备在7月23日他的忌日，将他的骨灰迁回上海与1991年逝世的母亲一起安葬，真正让他叶落归根了。”

曹景行先生曾在1998年8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文丛之一的《曹聚仁卷》一书《前记》中，如此追忆自己的父亲：

“我依稀记得四岁那年夏天的事情：爸爸急急赶到上海的北火车站，匆匆穿过检票的门口，消失在月台的人群中。……岂料，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二重病转赴澳门就医，不久即去世，也是在夏天。我从皖南山区的农场赶出来，和姐姐用了三天多时间到达拱北关口，来接我们的亲友臂上已带上了黑纱。 ……自那年爸爸来到香港，五十年代后期他曾四、五次回大陆，但和我们孩子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而现在，我每次经过广华医院门口，心中就会有一种冲动：去看看爸爸睡过的病房，探访他在《浮过了生命海》一书中讲到的医生和护士小姐，尽管那已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笔者曾查阅港澳各大报在曹聚仁逝世后的有关报道，发现一则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及曹聚仁先生亲属刊登的《谢启》（刊《文汇报》1972年7月27日第4版），照录下来，作为对曹聚仁先生的纪念。《谢启》全文如下：

“曹聚仁先生公祭仪式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廿六日正午十二时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遗体火葬。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致送花圈、花牌、唁信，并亲临致祭，隆情厚谊，谨此致谢。曹聚仁先生家属邓珂云、曹雷、曹景行附此申谢。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一九七二年七月廿七日。”

江南：为了纪念他，我主张应编一文集，这样，其意义更深远流长

美国著名作家江南先生生前曾写过一篇回忆曹聚仁的文章《念聚公》。此文于1980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旧金山。江南对曹聚仁先生的推重，对于今人重视研究纪念曹聚仁很有启示。

“新闻界两位最令我钦迟的人物，一为聚公，一为萧老（乾）。……聚公的名字，首先出现在香港销台的一本新闻杂志上，纯从政治立场，对聚公挞伐。偶然，也听‘中央社'的朋友谈到，只此而已。岛内以他为毒蛇猛兽，看不到他一些煌煌巨著。""印尼华侨郭君，帮我找到了聚公的《采访新记》，那晚，我在旅馆里，通宵把它念完。”

“那本《采访新记》我在再三考虑下，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风险冒得不能说不大。后来，辗转向朋友借到《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那份读禁书的紧张恐惧味儿，迄今犹心有余悸。可见管制再严，高压再剧，总有隙缝，让文化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渗透。一九六七年四月抵美定居，真正生存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先读台湾认为的禁书再说。向香港邮购聚公各种著作，阅读之外，并作收藏。拙作《蒋经国传》，正是源出于聚公的那本小册子《蒋经国论》、《大江南线》，以及其他关于赣南记述的第一手资料。”

“拙作《印尼华人的命运》（刊《明报月刊》）在港面世，聚公读后，曾来信赞许，那时候，我一边做事，一边念书，老人的奖掖，对在异乡求学的我，自有无限的鼓舞。”

“据朋友告诉我，经济方面，并不宽裕，尽管著作等身。易地相处，如果有他那样的好文名，在美国，在日本，早跻身百万富翁之列。而黑心肠的书商，那改名换姓，盗印他的《中国抗战画史》，华盛顿那个‘中国资料中心’，亦拷贝他某些著作，经销图利，经手承办人正是台湾新闻局现任局长宋楚瑜。我建议聚公循法律途径，告资料中心一状，他来信表示同意，且委托我为他的全权代表。”

“随着形势转变，华盛顿和北京间，春风初拂，国务院计划从香港邀请三位作家来美作短期访问，聚公是被邀来美之一。 ……不料，胎死腹中，错过和老人最后一次会晤的机会。”

“聚公的著作，不下四十种，有传记，有随笔，有纪事，有小说。他的笔锋之健，文字之尖锐，情感之丰富，条理之清晰，揆诸今人，无出其右。”“做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的条件，聚公样样具备，文笔好，知识丰富，头脑清楚，观察敏锐。”“我比较喜欢他的随笔，文章风趣隽永，寓意深刻引人。”“聚公虽去世，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我们的至宝。为了纪念他，我主张应编一文集，这样，其意义更深远流长。听说，美国已有人以聚公的思想著作，作为博士论文。”

读毕江南先生这些感人至深的回忆文字，笔者不禁感慨万千。江南先生“主张应编一文集”，至今已40余年，但是我们的社会和学人，仍未编纂一部权威的《曹聚仁文集》或《曹聚仁全集》面世，实在有些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在曹聚仁亲友与学人推动下，曹聚仁先生的大量著作，已经在两岸十余家出版社重版，足可告慰曹聚仁先生的在天之灵！对于不幸英年早逝的江南先生，如他泉下有知，也是聊可告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