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物理学原理 第二十六章 熵增定律

   

以上表述文字不同，实质都是一样，概念也是很明确的。比如，夏天我们在一个房间开空调，另一个房间很快会凉起来，这就是热传递。注意这是热房间空气向冷房间传递，而不是我们直观感觉到的冷气传向热房间里。科学的规律总是藏在直观经验的背后，也就是真理常常被假象所遮蔽住。这里作为开空调的房间，关上门就是个孤立的系统，打开门就可以与另一个房间进行热传递，从而减少或克服熵增。这就是封闭和开放的根本区别，也是明清以来闭关锁国让中国积贫积弱从而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见，脱离国际社会搞封闭的内循环是没出路的，这是物理学熵增定律在人类社会中的表达，谁也改变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

在社会运动中，也总是高能量区自动向低能量区进行能量传递，具体表现为：

1. 文明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

2. 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流向落后国家；

3. 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

4. 人才跳槽总是从落后的组织体系或国家跳到先进的社会组织体系或国家；

5. 富人总要做慈善救济穷人

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有兴趣者可以延伸下去。

日常生活中，夏天室外温度高于室内，打开窗户，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并很快使房间里也热起来。冬天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打开窗户，室内很快会冷起来，直到室内外温度趋同，温度不再变化。这就是在自然无外力作用下，热量向冷处传递。由此可见打开国门，又不让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进来，这压根就不懂熵增定律。马列主义能够传入中国，也是因为民国时期国门开放，尽管是无奈的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开放，但最终也还是要开放。

我们在夏天打开冰箱，就会感到一股冷气往外冒，这表明室温高于冰箱体里的温度，由此会认为是冰箱里的冷气往外传，千万记住这是认知错误！所以不要把人才流失看成是人的不仁不义，不爱国往外跑，而是社会热能量传递现象。也不要把国人使用洋货视为崇洋媚外，这也是热能量传递之表现。这些都可以说是熵增定律在社会中的自然表达。当我们拔掉电源，冰箱过段时间就会解冻，这说明室温与冰箱里的温度趋同。冰块变成冰水，是水分子由有序到无序状态的转变。如果再把这水加热，水分子就会更加趋向于无序状态，当水加热到沸点，即变为蒸汽向空中（相对冷处传递）。看来熵增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二是无外力作用下。冷库就是人类建立的一个封闭系统，并用制冷设备对其施加外力作用，从而让冷库里的温度保持在零度以下，实现冷库内熵减以克服熵增。制冷设备做功，就是用外力作用使冷库熵减，封闭起来就是让自然的热空气不进入冷库。

食物冷藏是让食物的分子结构保持原来的有序状态，而化冻后的食物就会因为熵增原理使食物的分子结构变得无序。无序就是解体，分子解体之后就是食物的腐烂发臭，分子以另一种存在形式存在或参与其他物质组合。这也就像社会中的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组织结构解体如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解体一样，也是熵增定律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表达。所谓的解体，实质就是分子由有序状态到无序状态的转变过程。组织结构解体仅仅是分子的离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或参与其他物质组合，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仅仅是政府的解体和重组，作为分子的人民换一种方式而存在。

同样的道理，一个社会组织（譬如企业、政党、社会管理组织等）如果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中，又无外力作用，熵增必然逐渐积累增大，于是社会组织就出现机构臃肿，内耗增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以及权力寻租、官场腐败等等诸多问题。这是自然规律在社会运动中的表达。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与改朝换代无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一个新组织、新社会、新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社会上表现为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奉公，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于是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段时间过后，社会逐渐黑暗，出现天怒人怨，社会危机四伏。面对这种情况，总会有改革者肩担道义，倡导改革，并提出一些改革措施，这就是对既定社会施加外力作用增加负熵，以图中兴崛起。然而，其结果往往也是徒劳，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中，秩序早已确立，并且这个系统对一部分上层权贵更有利。或者说权贵就是这个系统的既得利益者和极力维护者。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秩序和结构，打破固有的平衡来克服熵增。结果必然为权贵所抵制，由此造成改革阻力重重，到头来总是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这时候，社会就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积贫积弱，得过且过，苟延残喘，等待死亡。于是历史完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正、反、合的物质运动规律，同时也就是物理学上的周期运动起——承——转——合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表面上依然平静平稳，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社会微循环系统早已经处于无序状态，表现为各自为政，尾大不调，欺上瞒下，乱象环生，社会在一片繁荣的假象之中而危存。这种微观社会中的无序随熵增逐渐增大，到了临界点就是组织解体或体制灭亡。

这种现象被先哲们称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仅从社会科学很难解释这样的历史周期律，但是用物理学的熵增定律来分析便豁然开朗，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它是一个社会自然现象，用这个熵增定律去分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政府腐败现象，便觉得一切皆在情理之中，一点也不奇怪。直至组织解体，体制灭亡，政府垮台，这一切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乎理性的”现象。

在熵增的同时就是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微观中的分子趋向于更加无序运动。于是这种无序运动便与原有秩序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具体表现为民众造反（反抗可以是和平方式，也可以是暴力方式）与维护秩序者的镇压（镇压同样既可以是和平方式，也可以是暴力方式）。这样的社会调和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维护原有的秩序稳定，但是绝不可能长久，一切的社会维稳总是越维越不稳。即便镇压了民众反抗，也挡不住异族侵入。历史上大宋王朝镇压了多次农民起义，但是败于辽、金、蒙的铁骑；大清朝可以武力镇压太平天国，但是挡不住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结果不断的割地赔款，直至辛亥革命。无论维护原有秩序的暴力机构多么强大，民众又是如何的愚昧和麻木，但是在社会熵增规律支配下，原有社会秩序最终必然解体。所以一个人想万寿无疆是可笑的，一个王朝想江山永固也是痴心妄想。

一个企业的建立、发展、灭亡过程也是熵增定律决定的，企业创建初期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组织成员也是同心同德，尽心尽力，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努力工作。一段时间过后，领导层之间慢慢就产生分歧和利益纠缠，员工也开始懈怠，内部摩擦力增大，由此产生巨大的内耗，这内耗就是熵增的具体表现。这时企业因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反而显得很稳定，老板也会被暂时的好日子所迷惑，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由此整个组织系统便会慢慢退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与活力。系统内的无效能量不断增加，以至于积重难返，再想变革或者开发新产品从而增加负熵让企业活起来，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错过了变革的好时机。这方面，柯达公司的破产倒闭可谓典型。作为一个世界一流企业，又处在美国那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法制条件下，尚且不能战胜熵增定律带来的灭顶之灾，而一些暂时领先的某些行业老大，其命运更是难料。正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唱不尽后庭遗曲”，这唱的正是社会运动中的熵增定律。谁想活下去就必须不断增加负熵，以克服熵增现象。

作为人的生命运动，也是在不断克服熵增条件下而保持生命活力的。人都会老死，就是熵增定律最终不可克服。下面就来看看人的个体生命运动的熵增定律：

薛定谔认为：自然万物趋向于从有序到无序的熵增。生命需要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保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熵值水平上。生命的负熵为生存状态，我们从生到死要不停地进行能量代换，摄取自然界中的空气、水、阳光以及在我们的食物链中获取可以吃的食物，经过体内消化吸收其精华，剔除糟粕。在这个能量代换的生命运动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始终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与外部进行能量交换，也可以说是热量交换。我们输入的营养作为能量释放，用于工作、学习和运动。这里输入与输出之间当然还会产生一些损耗，这部分作为废物排泄掉。由此看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合力做功的能量大于所消耗的能量基础上，这就是社会积累。

如果将我们人身的摄入系统或排泄系统封闭起来，立即就会因熵增加大而死亡。比如卡脖子会窒息，不吃饭会饿死，不喝水会渴死，不拉撒会憋死。人死之后如果不立即冷藏，熵增会让人体的细胞分子无序活跃而分解，于是尸体腐烂发臭。可见系统封闭是多么可怕！而开放系统就必定要不断推陈出新。作为人类社会，个人一旦上了台就不会自动下来，一旦成为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谁还会甘心情愿的去推陈出新，从而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怎么办呢？只有用制度约束，于是才有了总统任期制和竞选制。

从以上所述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总会生病，所谓的生病，不过就是身体的一部分组织或器官处于封闭状态，导致该组织或器官不能与外界进行新陈代谢的能量转换。中医理论有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身体的哪一部分被阻塞都不能进行正常的输入和输出，不循环必然熵增，熵增到一定值就是肌体的局部坏死。而一部分肌体坏死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从而造成整个系统的坏死。一个系统坏死再引起其他系统坏死，这就是医学上的并发症和综合症。一旦出现了系统并发症和综合症，就相当于扁鹊最后见蔡桓公说的“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将无药可救。如果把社会比作人的生命体，则是十分相像的。人体大约由40-60万亿个细胞组成（这细胞相当于社会中的家庭，细胞由分子组成这相当于个人），细胞构成组织（这相当于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基层组织）；组织构成器官（这相当于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器官构成系统（这相当于社会中的经济组织系统、政治组织系统、文化组织系统等等）。由此可见，人所有的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和细胞构成的微观组织病；所有的社会病也都是社会底层民众之病和社会基层组织之病。良好的身体状态，不在于看上去多么身强体壮，而在于微循环是否良好；良好的社会运行状态，也不在于上层多么轰轰烈烈和表面的繁荣昌盛，歌舞升平，而在于基层组织和民众是否安定与有序，在于他们是否过得幸福安稳并处于良好的生存状态。所以说要维持人体生命活力，必须克服生命运动过程中的熵增；要维持社会生命运动，必须使社会开放，让社会成员充分流动，这流动就包括下层人的阶级跃迁以及国际流动，以便克服熵增。

现在一些常见病如高血压——血液循环紊乱；糖尿病——胰岛素紊乱；痛风——代谢功能紊乱。这些无一不是身体内的局部闭塞造成的生理紊乱，紊乱就是熵增，紊乱的程度就是熵增值大小。小病变大病，就是熵增持续增高的结果，死亡是熵增值达到了人体生命的可调临界点，衰老是熵增造成的身体机能衰变。老人没有年轻人能吃能干，根本是输入与输出的能量减少，但人只要活着总是个开放的系统，总是要与外界作能量代换。如果失去外部施加能量，内耗很快用尽储存能量，就会立即死亡。

社会运动与人体生命运动一样，个人是分子，家庭是细胞，工作单位是组织，所属行业是系统，多系统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这与人体的生物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是同样的道理。任何系统的封闭都会造成系统紊乱或坏死，比如新闻媒体系统如果封闭起来，禁止言论自由，这个系统就阻塞并紊乱，于是听不到真话，到处都是虚假信息。这个系统的损坏又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系统。如果多个系统阻塞、紊乱、坏死，那也就是整个社会熵增达到了死亡的临界点。这就是周厉王弭谤的结果！

中医学的养生就是不断增加生命运动中的负熵以抵抗熵增，但无论怎么，人总要死，这就是熵增终不可战胜的自然规律表达。社会改革也同样是增加社会生命的负熵，从而抵制社会运动的熵增，但是最终熵增还是不可战胜，于是社会结构破解，原来的组织体系解散，新制度新体制诞生。

熵增表达的是一个系统的无序和混乱程度，比如整理好的房间不几天就乱了，于是必须不断整理。负熵代表有序和稳定，所以整理房间就是个增加负熵的活动。因此，要使系统稳定有序，就要不断整理以增加负熵抵制熵增。这样就要求系统开放，并且能够不断从系统外部获得能量。改革开放使国力逐渐增强，就是因为开放了系统并由此从外部获得了能量。清政府闭关锁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都在国内一个封闭系统里循环，从而使熵增不断加剧，结果只有死路一条。最后这个封闭的系统必然要被外部力量打破，这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这是自然规律的支配，不会因为自命为天子和按时祭祀祖宗而改变，更不会以自称为优越的社会制度而改变。也不要怪西方列强横行霸道，鸦片战争是建立世界统一大市场的需要，是世界大系统开放的需要，因此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真正优越的社会制度都是开放的，并且是不断自身变革的，比如我们历史上大唐盛世时候的长安，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纽约，都是因为高度开放才精英荟萃，都是因为开放才充满活力，光彩四射。当一个组织不能从外部获得能量，最终都会因熵增耗尽能量而死亡。这是因为熵增在系统总能量不变的条件下，可用的能量会逐渐减少所致。所以要避免死亡就必须克服熵增，以便内外交换，从而使可用能量提高。这就要求系统必须始终开放，并由此能够从外部获得能量。这里有个办法就是“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的特点是：开放性和非平衡性，以便让外部能量进入系统之内。开放性可以把无用的熵像人的屎尿一样排出，然后从外部吸收新的有用物质能量，以克服组织内的物质熵——能量熵和信息熵。主动打破固有的平衡，让新生力量战胜守旧势力，从而使组织活跃起来，使之生机蓬勃。而不要稳字当头，让组织在表面稳定中不断熵增。这就要敢于变革原有的秩序，以克服熵增。所谓的壮士断腕，也是一种克服熵增的方式。这里所讲是物理学原理，没有社会学的好坏之分。社会学中的好坏是人们基于利己而以自我划线的社会道德性定义。物理学规律不存在道德良心，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猫逮老鼠是本性，没有好坏之分，所以不要在老鼠与猫之间用人类虚假的道德来评判其实非对错。

一个人找到一个好工作，或者有了新目标，加入了一个组织系统，一开始无不干劲十足，工作热情很高。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矛盾摩擦，由此产生一些不满，发现事情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于是便逐渐消极下来再无激情，直到改变目标，脱离组织另谋高就，这就是熵增的结果。新婚夫妇也总是欢天喜地，可是要不多久就会生气、吵嘴，这也是熵增的结果。要想家庭关系稳定，必须系统开放，并让家庭从外部获得能量，这样就可以抵制熵增。于是有了孩子就等于夫妇双方从外部获得了能量，从而抵制熵增，所以喜得贵子总是笑逐颜开。如何克服家庭的熵增，这可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作为物质的分子、原子都是自然趋向于自由和无序，有序不过是外力约束作用使其不能脱离组织而另谋高就。原子中的外围自由电子，一有外力作用就会立即逃离。社会中的个人就是社会组织中的自由电子，同样倾向于自由运动，一旦遇到外力作用便会立即脱离原来的组织（这个组织可以是家庭、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国家等等）。作为社会的整体运动，又总是要求组织稳定，于是就必须用制度、规范对个体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这样个体自由与整体约束之间就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和对抗。人类从原始部落，到部落联盟，到奴隶制国家制度，到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不断变换组织形式，但是整体对个体的约束则不断强化。到了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从形式上看整体对个体的约束似乎放松了，其实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体系对个体的约束更加严格而细密。从个体上看，从奴隶解放到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个体越来越自由，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就是民主和自由。可是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它几乎让一切人的所有行为都纳入法律框架之中，哪怕是晚饭后的自由散步也受到交通规则约束。而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根本就不在交通规则。就在民国时期之前，县级以下都是自治，不设政府管理机构，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则分为县和乡镇两极政府，并设立一级名义上不是政府实质上还是政府的行政村。由此可见，社会整体组织对个体的约束不是越来越松而是越来越严了。

个体自由才能让个体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以便让自由的个体在社会活动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潜能。个体能量提高，全体能量总和才能提高，于是生产力才能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自由必然与秩序相冲突，所以才有更严格细密的法律约束，以便约定个体哪里可以自由，哪里不可以自由，什么时候可以自由，什么时候不可以自由。

现代民主国家制度，说到底就是一个“耗散结构”，表现为全面的开放，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民主，同时又在严格的法治条件下运用民主与自由，从而以不稳定求稳定，或者说让微观领域不稳定来保持宏观层面的大稳定。这就是利用负熵克服熵增，让社会在负熵状态下运行。总统每四年一次大选，这看起来很不稳定，但正是这种不稳定克服了熵增，避免了终身制这个必然导致个人专制独裁的弊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看起来是一种内耗，但正是这种相互制约克服了权力腐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些更大的内耗。内耗其实就是熵增，三权分立相对于个人专制或集体专制来说，不过是以更小的熵增替代了更大的熵增。民选官员并加以严格的外部监督，让官员不犯错误，这样的社会总体效率远大于一长制下的集中精力办大事的社会功效。因为集中精力办大事，经常办的是无社会功效或者是负社会功效的大事。这在一些献礼工程、政绩工程和大干快上的蛮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历史上的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意识形态中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天天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中精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是大事并且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现在看来，这些大事又是何其荒唐！这样的大事产生的社会负功效何其巨大！而作为狂热的群众，冷静下来就要承担巨大的灾难。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次强调，这里仅仅是从物理学原理做一些社会分析，不存在社会褒贬好坏之评判。

对于社会组织或国家制度来说，怎么克服熵增定律的影响才是本文的主题。这个熵增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之中，并且在一切的运动中都处处存在。社会也是一个生命体，也像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体一样在遵循着其自然规律运动，因此社会运动就不可避免存在熵增。这的确令人沮丧，但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虽然不如人意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把它消灭。这也是宇宙奇点时给出的“世界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的规律和运行法则。然而正是世界中的不圆满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变化，这也是《红楼梦》好了歌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世间一切事物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因为物不可及极，极端之后便是灭亡，灭亡之后又是新生。新生与死亡同时，也就是凤凰涅槃——这就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圆满。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好，也是相对原来的旧体制说的，它相对于将要出现的更新社会体制来说又是必然要死的。人们对事情的取舍依据的是适用和适应。皮袄再好，不适合夏天穿；马褂再漂亮，也不适合现代人穿；人参再贵，不适合健康人吃……如此等等，难以尽述。比如，西方文化有利于竞争，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安定和平。这本身没什么好坏是非对错，只不过是各自适应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环境而已。在世界走上一体化全球大竞争的历史时代，适应竞争的西方文化创造了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结构。从而让他们占了上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北宋时期的市场那么繁荣，当时的技术也领先世界，但是却没有创造出市场经济秩序。因为市场经济属于工商业文明，它与工商业文明相匹配、相适应。而农业文明必然以农为本，必然重农抑商。我们的农业社会中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是民众中的上等人，因此读书可以做官，由此进入最上层。商人社会地位最低，工匠略比商人高一等，而农民又比工匠高一等。这是因为，农业社会要吃饭就必须以农为本，否则出现普遍的大饥荒就必然会盗贼风起，天下大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怎么可能产生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组织结构？以血缘家庭组织为单位的农业产品经济，与封建农业的小农产品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生产方式来说，资本主义仅仅是工商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结果。这二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更没法比较其间的是非对错，因为只存在“适应”与“不适应”的问题，没有好坏之分。二者不在一个历史参照系里，所以如果一定要作比较，也只能作出适应与不适应的结论，而不存在好坏之分的问题。同样，民主、自由精神下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而专制制度则与封建主义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这里也是适应与不适应，而不存在好与坏之分。

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能落地生根，正是因为有适合其存在的土壤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相适应。表现为：非工商业文明基础上的非市场经济，这适应于中国的农业经济；人人平等，这适应于历代农民起义之号召；精英德治思想，这适应于传统儒家文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适应于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向往；暴力革命，这适应于一切农民造反而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方法和手段。于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借马列主义而还魂；帝王将相披上一件政党的外衣而登台；孙中山开创的社会大变革名存实亡；百年以来社会在历史转型之中阵痛。这里的社会土壤与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组织方式之间，用物理学原理说也是“适应”与“不适应”问题，而不存在好不好和对与错的问题。

如果既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要保持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与文化结构，那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不在同一个历史参照系里。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组织结构和文化结构是绝不相容的，硬要放在一起就必然会像一个人的两条腿打断一条腿，只能瘸着走路。如果两条腿不在同一个大脑指挥下，必然产生紊乱，为了避免紊乱只得打断一条。如果一定要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作比较，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于我们的农耕土壤，西方的城邦文化产生于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土壤。这二者只是适应与不适应，没什么好不好可比较。不过要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则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政治组织结构和文化信息结构。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全面西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因为当时的日本文化就是我们大唐文化的传承。

再高深的理论，如果违背了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就不能作为真理存在；再雄辩的说教，如果与实践相脱离就没人听，更没人信；再好的历史文化，如果与时代潮流不适应，也必然会被抛弃；再好听的社会学名词，如果是挂羊头卖狗肉，那也只能是暂时的骗术。

再回到本文主题，熵增定律表达的是组织个体趋向于自由与无序流动，所以个体自由和解放是自发的。耗散性结构就是为了克服物质运动中的熵增而进行的人为设计，这种设计不过是遵从社会物理学原理而创立的一个微观破解结构制度和措施，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克服熵增。这一体制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个体自由倾向，充分发挥每一个体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克服熵增，减少社会内能的无功消耗，让组织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把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以提高社会整体运作功效。

按照熵增定律，如果宇宙是个封闭系统，在无外力作用下连太阳的能量也会最终耗尽，所以科学界就有个“宇宙热寂”的假说。不过好歹现在我们对宇宙知之甚少，宇宙是否是个封闭系统尚处未知。而人的生命周期不过百年，所以我们现在尽管高枕无忧的过日子。

这么看来，任何物质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面对有的企业破产不要惊讶，面对组织解体也不要惋惜或不理解。如苏联的社会结构模式解体并且被世界抛弃，用熵增定律分析，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将来国家消亡（更确切说是政府消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现在以世界为大系统的各种国际活动，正是为了克服国家间各自为政的封闭运行系统所产生的熵增问题。由此推想，世界大同也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地调动利用全世界资源，让各国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和耗散性结构，以便以丰补欠，以长补短。这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前途所在，也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所向。不过在世界大同之前要有个艰难而复杂的过渡时期，伴随这个过渡时期的是历史变革与社会转型之阵痛。这个阵痛就是国际间斗争或者说叫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冲突与斗争。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经济制裁，无不是世界大统一阵痛的具体表现。世界列强的相继称霸，如同我们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一样，霸主轮换坐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只不过是催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助产婆。以此来看激烈的国际竞争，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不过落后就会挨打，弱国无外交，这是世界竞争生存的残酷现实，也同时是历史事实。客观存在的世界霸权，靠的是实力和能量，不靠空喊口号。同样抵制霸权也要靠实力和能量，不能靠空喊超越和崛起，更不能仅靠梦想来实现。历史上的连横与合纵，就是一个称霸与反称霸的斗争过程，结果是反称霸一方失败了。然而“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从六国那里进行原因分析，六国的灭亡是自身没能克服其熵增所致，因此他们不是灭于秦，而是灭于自己的熵增。只有这么看，才可以说杜牧的历史兴叹与评论是正确的。也只有用熵增定律看待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屈辱史，才能看清历史真相。大清帝国不是败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内部无功能量消耗不断增大，从而造成不断熵增的结果。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