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常识来说,麻雀既吃小虫也吃谷物。可是,1958年,我国却将麻雀列为“四害”之一。虽有生物学家拿出证据,谏言高层是否将麻雀不要列入“四害”之列,但在当时急功冒进的大气候下,从上到下犯了有悖常识的错误。在政府的动员下,全民皆“猎人”,想方设法轰赶消灭麻雀。有人掏窝、捕打,有人在山头插上红旗,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整得麻雀既无处藏身又得不到喘息,最后累得坠地而死。我中学时的历史老师不无调侃地说:当时会宁县给上级汇报,全县除党家岘还有一只公麻雀外,其他地方再没有发现麻雀。调侃之言虽有点夸张,但面对全民的捕猎,麻雀无可奈何,走投无路,面临的是死路一条,确乎是不争的事实。
一年以后,随着麻雀大规模减少,各地陆续发现园林植物虫灾泛滥。为此,鸟类学家郑作新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是的态度得出结论:“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随即,《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自己的观点:“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获释,得以平反。
麻雀和人类一样,进化至今能存续下来,自有大自然的法则在。人类将心血来潮的狂热或无知的愤懑,宣泄于这些弱小而无辜的生命上,以人类的强大、强势,无端加害于这些生命,以人类的“正当”逻辑如此“征服”大自然,让别的生命来陪葬,实则是自然界的悲剧。
上世纪60年代初,停止捕杀后,麻雀的数量恢复很快。但20世纪最后近20年来,由于各地滥用农药,麻雀数量又呈锐减之势,有些地区甚至濒临绝种的境地。20世纪末,在大面积的水稻产区,麻雀已成为罕见之鸟。不难想象,麻雀一旦灭绝,自然界又是怎样一幅情景!虽然麻雀暂未列入濒危名单,但近年来其物种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已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鸟类,任何捕杀、出售、食用麻雀的行为,均属违法。
有成语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地球也是一样。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共生共存是最佳选择或法则。但愿从此始,人类能够自省,真正做到与自然界各类生物和谐相处。
我的童年时期,几乎是由麻雀陪伴着长大的。故乡的山崖上、大树上,麻雀成群结队,尤其是在闷热难熬的夏天,喧嚣声很大。老人们说这是麻雀们在开会,商量到哪里去觅食呢。清晨,我常常在半梦半醒中,被落在庄院附近的麻雀的叽叽喳喳声叫醒。尤其在冬天放寒假的时候,天气寒冷,多想在被窝中慵懒一会儿,被麻雀吵醒总是气不打一处来。一俟起床,出门,捡起土块,蹑手蹑脚走近大树,“嗖”地扔上去,看麻雀在惊叫中扑打着翅膀飞远,心里得意而解气。初秋时节,糜子、谷子垂下沉甸甸的大穗,麻雀便成群结队地飞入地里掠食。逢周末,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任务主要是赶走企图在糜谷地里觅食的麻雀,风雨无阻。孩子们气力小,扔出去的土块,东边惊起一群,西边又落下去一窝,让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我们和麻雀斗智斗勇,从这边地头跑到那边地头,被麻雀“耍”得团团转。那时,真的恨透了这个“小家伙”,恨不得将它们都抓住炖了吃。
麻雀也有带给童年的我们欢乐的地方。夏日,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母亲在院子里用簸箕簸筛粮食,院子里的鸡食槽上,不时有麻雀飞起落下,夹杂在鸡群中啄食,欢快而满足。我们跑前跑后,驱赶是其次,主要是从中找乐趣。秋日的下午,成百上千的麻雀聚集在村里的一棵大白杨树上,喧嚣不已,好似一个巨大的盛会,我们站在树下为这阵势痴迷。冬日暖阳下,一群群麻雀在草垛边叽叽喳喳,围在我和捉迷藏的小伙伴周围。似乎是为我们助阵。
成年后,我竟然喜欢上了麻雀。我喜欢它们的色彩,喜欢在工作不忙的日子里,观看它们那种似乎不紧不慢的生活;喜欢在周末或假日,爬上附近的山顶,听麻雀在灌木林里小打小闹的声音;喜欢看它们在不远处蹦蹦跳跳的样子,像我们幼稚童年的脚步;还喜欢它们突然受到惊吓时“呼”地振翅飞向天空的身姿。
我不太喜欢别的鸟儿。它们有的离我们太远,太孤独;有的离我们太近,太殷勤。只有麻雀,和我们不即不离。
麻雀好似故乡那片土地的信号,深深刻在我们这些游子的记忆中。偶尔回味起来,点点滴滴,有许多细小的感动。
作者:任重,祖籍甘肃秦安,出生地甘肃会宁,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现居兰州,在某高校供职。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高级工程师,高级职业指导师,副研究员。主要作品有:专著《商论》《人论》,哲思录《寻梦莲花·心知录》,散文集《灵魂的花朵》,诗集《乡关》《向着一个立意》等。
责任编辑:许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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