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辩证教育思想探析 文/ 张安礼

【摘要】西周以来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私人讲学的越来越有发展。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举办私塾，公开招徒讲学的教师。孔子教育出许多有才干有影响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孔子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这些经验有些是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的，直到今天仍有值得继承的巨大价值。

【关键词】孔子；温故知新；不愤不启；

东周末年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西周以来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私人讲学的越来越有发展。[1]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举办私塾，公开招徒讲学的教师。在春秋末期，孔子建立起来的私塾是当时最大的民间讲学团体，并教育出许多有才干有影响的学生。据传他先后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之多，其中优秀的有七十几个。孔子经常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受到诸侯以及当权人物的接待并向他们咨询各种问题、求教各种知识经验。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孔子在学习方法、教学方法以及认识论方面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有些是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精辟的东西，直到今天仍有继承的巨大价值。”[2]

（一）道德与知识

孔子主张学习内容要博、要广。他办私塾教育弟子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文即文化知识，行即品德修养，忠即忠诚笃厚，信即坚守信约。孔子“要给奴隶主贵族培养一批有学问的人才，希望通过他们的参加政治，实现复兴西周奴隶制的理想。孔 子所宣扬的教育内容有许多糟粕，它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3]《论语》中讲的“学而优则仕”，即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孔子经常讲自己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为学生提供具备参与政治（仕途）的条件。他时常赞颂他的弟子某某好学，夸其“可以从政”，称其“可以为宰”，等等，这些言论充分表达了孔子的教育目的。这是孔子办学的主要方面，当然孔子办学的积极意义（进步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孔子的讲学活动和周游列国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没有贵族身份而要求参与政治的人的愿望。这种人是时代动荡中新兴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可能是基本上出生于平民，也包括一些虽出生贵族但已不能保持原有身份的人。”[4]另外，孔子创立私塾、私人讲学，把道德理论、文化知识向更多的人传播，仅此而言，在教育文化史上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文、行、忠、信这些方面，孔子认为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了奴隶制道德品质教育，然后学习的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孔丘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而成为君子的主要条件是具有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在他的私学教育中，道德教育居首要地位，道德观念以文化知识为基础，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知识传授来进行，因此培养道德和传授知识是在同一的教学过程中进行的，两者有密切的内在联系。”[5]孔子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所以他经常教导学生首先要学“礼”。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他崇拜周公，认为“周礼”是最完备、完美的，因此，完全接受了周礼的系统教育。只有“学礼”，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才能“立”得住脚。孔子还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他要求学生首先要在孝弟等方面的道德标准做好了，其次才是学文化、学知识。这正是体现在孔子私塾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道德”和“知识”的关系。

(二)温故和知新

孔子重视“礼”，重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所以，在教学中孔子经常教导要学生端正学习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学习新知识时，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不要不懂装懂，有了真诚老实的学习态度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孔子在教学中总结出许多有益的措施原则，他特别重视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他指出获得新知识不能离开旧知识作基础，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即“古”，指的是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新”即“今”，指的是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作为教师既要掌握精通过去朝代的历史知识经验，又要善于借鉴其中有益的知识经验来认识“当今”的社会问题，推论出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单就新旧知识之间关系，不能割断这一点而言，“温故而知新”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孔子只是片面强调通过“故”，才能获得“新”知识，显然是不全面的。

“温故而知新”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新”“旧”知识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旧知识是已有的认识成果，是认识继续发展的基础，温习旧知识时能积极思考联想，扩大认识范围或将认识进一步深化，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巩固旧知识与探索新知识，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教师负有传递和发展文化知识的使命，既要注意继承，又要探索创新。”[6]孔子非常重视“温故”复习，他还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过的知识，要经常复习巩固，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以现代的眼光看，孔子这些处理关于“新”“旧”知识的经验都是具有超时代价值的。“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教材。”[7]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礼坏乐崩”、“邪说暴行”的大乱局面。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孔子教育学生从就知识中推导出新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三）知识与经验

孔子的古典文献、历史知识非常渊博。据说《尚书》《诗经》是他整理的，对《易经》进行了解释，《春秋》是经他之手编写而成，还有《礼》《乐》经过他的审定。基于此，孔子教学生主要是传授古代书本上的知识。

由于孔子早年“周游列国”，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讲学中，除了注重书本知识以外，孔子也十分注意汲取别人的经验。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孔子不讲他一时还不知道的东西，而是建议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择善而从。他要求学生主要通过直接经验获取知识。通过《论语》等资料分析，孔子比较重视汲取古代的间接经验以及别人的经验。这在当时唯“书”是从的年代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讲学中很重视知识和经验的关系。“学而知之”是孔子日常讲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学习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是求知的唯一手段。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有通过所见所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多闻”、“多见”，还有多问，以求扩大知识的来源和范围，以便获取一些直接的经验。[8]孔子是位严谨的教师，他不轻易盲目信赖传闻的知识，非常重视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和证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由此可见，孔子虽然主张“多闻”，但是如果文献资料不足证明的话，他宁可阙疑，也是不会轻易相信的。《阳货》云：“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他（孔子）反对缺乏事实根据的道听途说，甚至批判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9]他教育学生，这样严谨地对待知识，可以少犯错误。当然这与随时学习别人的优点（“择其善者而从之”《述而》）和从别人的缺点里吸取经验教训（“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不仅是不相矛盾，而且是互相统一的。

（四）学习与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这里点明了孔子学习与教学的态度方法，要“不厌”、“不倦”。在教育的思想、方法上，孔子因其长期进行教学实践活动，不断地总结了一些教与学的方式方法以及符合人们心理认知活动的成功经验，在学习与思考二者的关系方面，孔子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学思结合”的思想。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就是说，只死记学习一些前人传授的知识，而不通自己的思考加以消化，这样学来的东西只能是抽象、混沌和迷茫的知识而不会有真正的收获；相反，如果只是一味用脑思考，不注意学习新的知识或利用前人的经验，那也不过是白费力气、毫无所得的“胡思乱想”而已。可以看出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命题中，“孔子提出了学与思的相互关系问题，包含有承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以及对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同时并重的初步观点。但在学、思并重中，孔子尤强调学（具有直接接触事物求知和从书本中吸取间接知识的两层含义）的重要。”[10]

“单纯的学或单纯的思，都存在片面性。在学习过程中，必先掌握丰富的知识材料作为依据，才可能凭借这些材料进行有效的思考，因此，在学与思两者关系中，学习居先，它是基础，是主要方面。在有了知识材料的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思考，才能使认识深入和提高，抓住事物的本质。学习和思考两者宜偏废，应当结合起来，这种见解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已初步揭示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11]《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孔子的体会很好地说明了“思考”与“学习”有辩证的关系。两者之中，学习占主导的地位。唐朝的韩愈说：“吴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实用的知识，只有通过扎扎实实地学习， 只有在取得应有的知识储备之后，才可以避免许多不该发生的事。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仁、知、信、直、勇、刚，这些都是孔子赋予“礼”的新内容，他认为这六方面本来是善的道德品质，即使有人具备了这些道德素养，如果不学习知识，不思考因果，那么这些原本优良的道德因素也会相应地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的不道德的恶果。也就是说，如果学“礼”，就要清楚夏商周三代礼制内涵的实际规定，还要进行辨别、比较、思考，了解礼制与时发展、变化的理由，然后找出其间的异同。孔子认为只有学思结合，才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五）愤、悱与启、发

孔子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运用于教学上的教育家。“孔子认为不论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自己对问题加以思考，获得切实的领会，才是可靠和有效的。为了帮助学生形成遇事思考的习惯，培养善于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反对机械灌输，提倡启发式教学。”[12]因此，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对孔子这一思想，朱熹《论语集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返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就是说，在教学时先让学生经过苦思苦想，认真思考很久还想不通，心中愤懑了，然后教师可以去启发他；当学生经过深入思考，而且已经也有所体会，但是心里有感悟，想说而又不能用准确的语言说不出来，这时教师再进一步去开导他，经过反复的思考启发之后，他所学到的知识才能巩固。比如一个方的物体，当教师指出了一个角的模式给学生了，而这个学生还不能够依此类推出来其余三个角的模式，孔子认为对这个学生就不必再教了，因为他不肯主动地思考，也许该生接受能力不够，再启发也达不到教学效果了。据《论语》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孔子在多年的私塾教学中特别重视“启发式”教学法。后人总结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点，“第一，教师的教学要引导学生探索未知的领域，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积极去思考问题，并力求能明确地表达。第二，教师的启发工作以学生的积极思考为前提条件，其重要作用就体现在‘开其意、达其辞。’第三，使学生的思考能力得到发展，能从具体事例中，概括出普遍原则，再以普遍原则类推于同类事物，而扩大认识范围。”[13]

另外，孔子还初步提出了“质、量”关系问题。《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日：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段话意思是，子贡问老师，他的同学子张（师）和子夏（商）哪一位更好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言行经常会超过了“礼”的要求，而子夏又经常达不到“礼”的要求。子贡又问老师，子张超过“礼”的要求是不是更好呢？孔子回答说，“超过”与“达不到”是一回事，都不好，都不符合“质”的要求。孔子判定“过”或“不及”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周礼的标准，他认为周礼这标准是客观的。现在抛开周礼的“具体标准”不谈，但是仅从孔子在当时能提出“质与量”的关系而言，在认识论上来说实在是巨大贡献。孔子还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质朴如果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如果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只有当文采、质朴兼备了，才能成为君子。这也就是说“量”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质”的性质。

作者简介：张安礼，男，安徽怀远人，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史》分编作者、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理事、蚌埠市哲学研究会理事、蚌埠市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现任中共怀远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施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