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办汉中培训班，有多少特务潜伏在延安？

戴笠还曾经在陕西汉中开办“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专门培训渗透并潜伏在中共中央核心机关、部队、边区政府等诸多要害部门的特务，汉训班的主任照例由戴笠兼任，具体事宜则由原军统上海行动组长程慕颐负责，程慕颐的副手就是沈之岳。政治教官是1938年6月潜入延安、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共的朱增福。

汉训班在军统保密级别非常高，学员一律以代号相称，“班规十不准”规定：一不准见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吸烟；三不准告诉他人真实姓名和地址；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请假外出；六不准写信会客；七不准理发、剃须、洗澡；八不准上课说话；九不准不报告入厕；十不准院内单独行走。

学员完成训练就根据“打入要害，长期潜伏”的原则渗透进入根据地。至1941年，由汉训班毕业生组成的军统特别侦察组，已经渗透到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冀鲁、鲁苏、豫皖苏、鄂豫皖等多个根据地。不久，戴笠又将成效卓著的军统特别侦察组升级为军统特别侦察站。其中陕甘宁边区特别侦察站就下辖延安、府谷、环县、韩城等18个特侦组。

至1942年5月，仅被中共保卫部门查获的汉训班学员中，胡士渊、杨效卫、夏秉已打入中央军委二局；王治和打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打入边区保安处；马鸣、赵西湖、刘一平考入抗大；冯善述、朱浪舟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石进中、宫兆丰进入绥德专署；张秉均进入安塞兵工厂。

汉训班从1939年9月成立到1941年3月停办，总共招收学员9期，除第9期学员转入重庆白公馆特训班受训外，共毕业8期631人，因此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被中共查获。但由于戴笠1946年飞机失事丧生，这些由戴笠单线领导的潜伏人员就再也没被“唤醒”。直到建国后好几年，公安部的一号大案始终就是代号“戴案”——由戴笠一手组织的汉训班潜伏特务。

戴笠之后的军统继任领导，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无法和戴笠相提并论，虽然毛人凤和戴笠是浙江江山同乡，更是鼓励资助戴笠报考黄埔军校的“指路人”，戴笠发迹后也对毛人凤照顾有加，毛人凤跟随戴笠多年，但比起戴笠还是逊色不少。毛人凤执掌保密局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之时，挽狂澜于既倒就不用想了，毛人凤只能安排一些特务或潜伏或渗透到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和政治暗杀，但基本上都以失败收场。

对比戴笠的汉训班，毛人凤的本事确实差了不少。难怪蒋介石到了台湾，曾说道：“雨农不死，我不至于失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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