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素以“知人善任”名世，其人才思想颇为完备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乡下的地主家庭，自幼熟读经书，热衷科名。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留京任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十多年里，曾氏由翰林七迁升至侍郎，官拜从二品。在京期间，他积极留心人事，认真探究定国安邦之策，尤其注重人才问题，并逐渐产生了许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首先，他认为人才是转移世风的关键。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峋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程度已很严重，对此“痛恨次骨”。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转移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

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陶熔人才。他称道康熙盛世开设经筵，名士进讲，圣主垂范，世风转移。倡导内阁六部翰林院存储人才。“见无才者，则助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助勉以学，以化其刚刻腹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转移之道也。”他以为培养人才犹如养苗，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摧几端。

他批评那些常年累月不到署的堂官对司员不熟，此种堂官与不问田间嘉禾粮荞，任其同生同落的农夫等同，是极不称职的。他又指出，仅仅给有才能的人提供合适的位置还不够，要建立必要的考察制度，“人人建言，参互质证”，不能单凭督抚堂官一二人的考语定夺人才之优劣。转移、培养、考察三途，国家才能不乏人才，君主方能再创盛世。此奏折上呈后，咸丰皇帝“称其凯切明辨、切中事情”其次，他认为人才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十年的京官生活，他曾担任过清政府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户部外其余五部的侍郎，因而他特别洞悉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良廊。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交相侵迫，天灾人祸并时突发的形势，他忧思焦虑，预感变乱将至。

出于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面对清廷内外苟且弥缝的状况，曾氏尖锐地向咸丰皇帝指出人才问题，他把人才问题放在兴废振弊，挽救危机的根本的位置加以认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他又犯颜直谏，向咸丰皇帝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该折中，曾国藩指责皇帝用人，也对广西军务的用人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咸丰皇帝“黑出陆大权，联自持之”的圣旨持有异议:“默陆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哀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诚恐一念之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位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咸丰皇帝看了奏本后，当场将他的折子甩掷地下，传命军机大臣速治曾国藩犯上之罪。多亏军机大臣对着皇帝频频叩头，曾国藩才幸免于难。

曾国藩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无处效忠，就连自己的前途也渺茫难测。他在家书中说:“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鲤，而遇事不敢退缩。”表明了他对清廷感恩图报的“区区之徐意。”京宦十余年，他交结名流，时时“留心人物”，除那些能相互砒砺气节、切磋学问技艺的文人政客外，还结识了许多志趣相投，后来成为他重要内外援手的各类人才，如刘蓉、郭篙煮、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以及李鸿章等。

这些人成为曾氏一生事业成功的重一要的人才基础。第三，他认为人才是兴国强国的保障。在他看来，“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议、家书日记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

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力避书生治军不能亲临前敌指挥作战之短处，充分发挥他“知人善任”的长处，前期主要是识拔和依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这既表现了曾国藩善于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也进一步说明了重视人才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铜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叹者也。”曾国藩最终以自己多年驰骋政坛沙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的结论。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一了比较系统的用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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