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最迫切的任务是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共和,而无暇具体考虑经济建设。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实现,因而对经济建设日益关注。
在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孙中山表示,面临的任务“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在有关的批示中,孙中山更是多次强调发展实业是民国肇建后的当务之急。
民国虽然诞生,然而却如此贫弱,孙中山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
发展实业首需资本,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穷财竭,而发展实业任务紧迫,不能消极等待,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外资,但不能因借债而丧失国家主权,并提出了“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的原则。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制订配套的新经济政策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临时约法》明确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孙中山的批示下,临时政府专门颁发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5条命令。同时,在孙中山支持下,临时政府颁布了各种保护和鼓励实业发展的章程。
在孙中山倡导下,南京临时政府积极鼓励民间创立各类商办公司和企业。临时政府专门成立实业部,并创办《实业公报》。短短几个月期间,实业部输申请注册新式企业及有关实业事项达40余起。对于海外侨商回国创办公司,孙中山更是予以大力支持。例如旅日侨商申请创办兴业贸易株式会社,孙中山很快即批令实业部“审定批示饬遵可也”。
孙中山也积极参与和支持创办各种民间实业团体,以组织民间力量发展实业。1912年3月,于右任联络革命党人,成立民国铁道协会,由孙中山、黄兴新自出任正、副会长。由上海绅商发起成立的中华实业联合会,孙中山也积极予以支持,并担任该会会长。由孙中山担任名誉会长的实业团体,则有北京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农业促进会等。1912年3月,黄兴、蔡元培等59人联合发起创办拓殖协会, 孙中山为此专门咨请参议院拨给经费,支持其创办和发展。孙中山迫切希望成立更多的民间实业团体,作为振兴实业的后援力量。在他的推动下,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间,即有20余个实业团体宣告正式成立,对促进实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表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表示今后主要致力于发展实业。4月3日离开南京,周游全国。至1913年,孙中山一直四处奔波,先后到达上海、武汉、福州、北京等20余个城市。据统计,这一时期孙中山共作过58次演讲,其中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或涉及实业内容的达33次之多。他号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图建设大业。
孙中山尤其重视优先发展中国交通与中国铁路。他多次发表演说,鲜明地提出: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 甚至说:“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在解职后,孙中山即开始酝酿在10年内修建20万公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6月下旬由粤回沪,经过与黄兴磋商,这一计划渐趋成熟。他的计划是,10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经广东 、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至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到达乌梁海。 修路的基本方针为“门户开放”,即利用外资。
袁世凯则对此给予切实支持,于9月9日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规定: 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并向外国银行团商借修路款项,且每月拨3万两白银作为经费。而袁世凯的这种支持,实质是作为孙中山远离政治的一种交换。
孙中山大张旗鼓干起来了。9月6日,他专程去八达岭张家口,考察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并邀请詹天佑为技术助手。9月中旬以后,孙中山经太原、天津,沿津浦线,于10月3日从青岛南返上海。沿途除考察铁路外,大谈铁路建设问题。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督办办事处。并任命《远东时报》主编、美国人李亚(George Bronson Rea)担任技术顾问,并负责与外国银行联系。
20万里铁路,需要60亿元。民国初立,百废待兴,钱从何来?孙中山寄希望于借外债。李亚对美国人进行了试探,并亲自给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写信。 美国政府拒绝介入此事。于是他前往欧洲同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商界进行接触,也没有任何结果。
1913年2月13日至3月18日,孙中山又东渡日本,在东京、长崎、下关、神户、大阪等地从事有关考察和寻求经济支持。他受到热烈欢迎,3000名中国留学生来车站迎接。孙中山会见了日本首相桂太郎,以及日本银行家。他设想成立一家日本公司并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只带着泛泛的承诺回国。
孙中山满腔热情,却受到冷遇。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舆论直指主谋为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搁置铁路事业,投身“二次革命”。
轰轰烈烈的声势过后,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最终一事无成。
理论上讲,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新的政权以后,自应将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对当时兴起的振兴实业热潮推波助澜,而孙中山既是这个热潮的主要发动者,又是这一热潮的维护者和参与者。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实业思想及实践,有极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至“二次革命”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孙中山仍热衷于实业建设,而对政治颇为冷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为归宿”,迫切实践其三民主义理论。同时也应看到,孙中山在民初政坛的处境十分尴尬,作为革命领袖的他其实并无多少政治活动空间。舍弃政治、从事实业,对他而言,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甚而是一种静观其变的观望姿态。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远未真正建立,民族、民权革命仍未完成,势必制约实业发展。在“假共和”之下,孙中山振兴实业的宏愿终究只能是美好的梦想,并无实现的可能。
责任编辑:王海峰 |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