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清・林则徐《训大儿汝舟》)
林则徐给大儿子林汝舟的这封信,写于广州禁烟期间,即公元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此前刚到广州的时候,他也给林汝舟写了一封信。
林则徐意识到自己在干一件保护民族利益的大事,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让历史发生质的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在前一封信中,他只说“沿途经五十余日,今始安抵羊城。风涛险恶,不可言喻。”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林大人倒是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语气平淡得很,只是说“惟静心平气,或默背五经,或返躬思过。”中国古代士大夫临大事时,讲究的就是“静心平气”,自己先不能乱,否则事情就会乱。紧张的时候,他们就温习传统的经典——“五经”,或者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番,这样做的目的是求一个心安,而心安的目的就是为民族为国家做大事。如此看来,“静心平气”这四个字,功夫好深。抗日英烈张自忠身为集团军司令,在率孤军前往日军腹地做决死一战时,其目的也很平淡——“追求良心上的平安”。
正因为自己的修身境界如此,所以林则徐对儿子没有什么荣华富贵和建功立业的要求。在他前往广州的前一年,传来一个好消息,大儿子林汝舟考中戊戌科进士,殿试位列第二甲第六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然而,林则徐却没有对儿子做官场上的期许,只对他做家庭上亲情上的期许。听说儿子要回福建老家一趟,看望母亲和妻儿,然后又南下广州看望父亲,“十月内将回籍一次,并顺道沿海路来粤一游”,林则徐的感觉是“甚为欣慰”,居然劝儿子干脆辞官回家尽人伦责任,这位父亲说:你在京城当的是小官,一忽儿升,一忽儿降,没什么建树,当这么个翰林,反而耽误读书,还不如暂时回老家照顾母亲,主持家业,而且还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温习功课,与书中的古人交朋友,即所谓与古人神交,足可以使学问学识长进。
接着,林爸爸又讲了自己11年以来在外为官的际遇,他说别看你老爸出外办公坐的是八抬大轿(八轩者,八抬大轿也),用餐的时候单独用餐桌,气势似乎大得很,“意气豪然”,可这些物质上待遇上的高人一等,抵御不了对家乡的思念,对家庭的想念,觉得还不如回家乡平平静静过日子。
林则徐对儿子不做官场上的期许,反而要求其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做个平静的读书人,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一贯的修身要求,他们认为尽人伦的责任,比出外干事业更重要,读书比当官更重要,甚至当官还成了读书的障碍,“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世事,林则徐最终的要求是,当官的时候“勿贪利禄”,而在家读书,就要想着如何在外做事,“应时时作用世计”。这大概是士大夫读书人的双向修身要求吧。
责任编辑:王海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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