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袁世凯是如何从军界崛起的？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回到了国内。

但是，他还是那股在国外独立干事情的傻劲，要做的事情非做成不可。可是，在大清官场碰壁之后，才发觉国内与国外完全不一样，做事情，功夫全得在诗外。于是，他拿出老袁家嫡传的官场秘术和多年练就的交际术，转而在官场广为行走，用着心思去结交京师大佬级的高官大僚，以推销自己的思想。

本来，袁世凯就爱夸夸其谈，口才好，加上多年官场的历练，嘴巴功夫已是炉火纯青。在结交阔佬政要们谈时，他不忘讲述一些自己在甲午战争中的诸事儿。这场战争原本朝廷毫无准备，完全是突然爆发的，对方却听他说起来，早早就是“料事如神”，只是当局未能采纳他的诸多好建议、好策略，加上国内军中全是烂将弱兵，所以败得如此之惨、如此吃了哑巴亏。经过吹嘘与自我吹嘘，潜逃回国的袁世凯居然在献书、提建议等正途走不通的情况下，通过吹牛、扯淡，偏偏走出了另外一条蹊径，他的新式军制诸思想完全被大佬们接受。

众大佬们通过吃喝、闲聊认识、了解了袁世凯，于是一致认为海外归来的袁世凯“有思想、有作为”，是“众所瞩目的军界奇才”。袁世凯一招曲径通幽，意外成为皇城中的政坛新秀。

很快，在京城中，湘军大将刘坤一、鄂军首领张之洞等人一谈及军事，就必说袁世凯，说起袁世凯就必赞他“年轻力强”、“志气英锐”、“处事果决”。一度把袁世凯献策束之高阁的军事大臣李鸿藻则公开断言：袁世凯“以袁家之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必能矫绿，振兴军务。”

好爸爸必有好儿子的“将门虎子观”一直是大清官场的主流共识。他这么一扬言，就连一向与李鸿章水火不容的老对头、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亲自跑去与袁世凯接触。经过区区三个月中的几次接触、闲聊，他也拍着桌子说：“此人不滑，可任也！”

这翁同龢是谁？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也。他教授两位皇帝前后长达20年。这次甲午战争，就在他的引导下，光绪皇帝才下令去打的，属于朝廷中的主战派。

由于这次战败，卖国卖得脱裤子了，多数人对投降派不满，主战派和几位重臣慧眼挑出袁世凯，本来一直在朝鲜国不被人知晓的袁世凯在京师居然成为各派交口称赞的“青年才俊”、政治新星。不少人甚至建议：不能用小笼子关大鸟，让袁世凯在军机处打短工是浪费人才，得给他舞台，让他去展翅飞翔。

既然是大鸟，是千里马，还得要有慧眼的伯乐去重用、去提拔。

然而，这些大佬们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对袁世凯，也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过过嘴皮瘾而已。

其实，他们也不是袁世凯真正刻意和花大心思希望去结交的伯乐。在众人喝彩中，他的目标直指朝廷重臣——荣禄。

为什么？当朝最有实权的，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荣禄当年曾在关键时刻力助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阻碍夺取朝廷大权的钦命五大臣，才使慈禧孤儿寡母的一个“弱女子”成功实现垂帘听政，为慈禧掌权立下过“汗马功劳”。几十年来，荣禄一直为慈禧太后宠信、重用不疑。此刻，他握掌朝廷军、政二权，无人可及。

经过几番登门交谈，荣禄对袁世凯被人弃之敝履的新兵制设想也拍手叫好。为什么？他高高在上，日夜忙碌，从没听说过这些外国兵制，开始是觉得新鲜，接着觉得实用，以后见军界正流行、很时髦，于是乎，每次与袁世凯见面，一反与臣子、手下在家中不谈国事的惯例，与他谈兵，论战，越谈越觉得开眼界，越谈越投机。

荣禄一看中的人，身价自然大涨。李鸿藻、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见时机到了，立即联合其他朝廷命员一起进行保奏、举荐“青年才俊”袁世凯。

12月8日，由慈禧太后掌控的傀儡皇帝光绪帝颁发上谕：“温州道袁世凯既经王公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新军），一切饷章照拟支发。”

就是这个连宾语都没有的谕令，把袁世凯推送上一个崭新的人生。

同月21日，袁世凯兴高采烈地来到距天津70余里的小站督办新军。

从此，小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蔽小镇，成为中国日后各自雄一方、相互征伐的军阀武夫们的摇篮。

袁世凯督办新建陆军，回国后几个月研习新式兵制的心得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一上任，便对准备作为新建陆军班底的定武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更名为“新建陆军”，其次聘请“世界上最好”的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官，接着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再在部队编制上，将官兵分为营、队、哨、棚，并分步、炮、马，工、辎重等不同兵种，每兵种一个军分左右两翼，每翼辖二三个营不等，每营官兵1128人。然后，开始正式练兵。

至此，中国兵制的近代化，居然由不曾统率过大军、只带过几个营的人马的袁世凯揭开了序幕。袁世凯在大清军界的杀出，完全是从旁门斜道——通过耍嘴皮子实现的。

官场，只有通过厚黑式样的迂回高招，才能办成事情，而袁世凯从国外一回来就做到，适应能力之强，转型之快，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