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一提到越南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苏联和越南正加紧合作，扩张它们在东南亚的势力，这让邓小平感觉到日益增长的威胁。越南允许苏联使用美国在岘港和金兰湾建造并留下来的现代化军港，这将使苏联军舰能够自由出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越南还建造导弹基地，装备了瞄准中国的苏制导弹。苏联则向基地运送人员和电子设备，为其提供技术支持。苏联沿中国北部边境驻有重兵，还预谋入侵阿富汗，而中国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苏联合作，这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同时，越南已经控制了老挝，并且正在策划入侵中国的盟友柬埔寨。邓小平，像下中国围棋的棋手一样，认为这些国际变化等于是在不同地点布下棋子，欲将对手围而歼之。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

在所有这些是动态的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假如中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苏联的包围。他说，越南人赶走美国兵之后，开始变得趾高气扬。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 邓小平与越南的关系

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来说，邓小平都有被越南出卖的感觉，因为中国曾为越南反抗美国做出了巨大牺牲，而50年带来他跟越南人也有着深厚的个人交往。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与越南人一起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和胡志明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都在法国，他们两人当时是否见过面，已经无从考证，但邓小平1930年代末确实在延安见过胡志明。周恩来则在法国时就认识胡志明，1920年代中期他们还是黄埔军校的同事。邓小平在1920年代末被派往广西时，曾数次取道越南，写到过越共地下党的协助。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邓小平和越南共产党人曾是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战友，1954年以后他们却又成了致力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

邓小平的前部下韦国清将军也与越南渊源很深。韦国清曾在广西省和淮海战役中供职于邓小平手下。他是广西壮族人，邓小平1929年在他的家乡建立过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后来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1954年越南跟法国人打仗时缺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中国派去的韦国清将军在指挥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越南人打算撤退，但韦国清拒绝撤退。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中国飞行员执行的。

邓小平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于数百年来中国的入侵和占领，越南爱国者吧中国视为大敌。他很清楚，越南想从中国和苏联双方都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当时两国都极力想将越南向自己拉近。他还明白，尽管中国认为韦国清将军和中国志愿部队对奠边府大捷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越南人仍然对中国感到失望，因为当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和会上为统一国家而努力时，中国没有为他们提供支持。邓小平十分清楚，胡志明在1965年写下的遗嘱中说，越南要成为主宰印度支那的强国，而中国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还知道，中国从1972年开始牺牲中越友谊跟美国改善关系，这也让越南人心中不快。

但是，中国一向十分慷慨地帮助北约对抗美国。当越共总书记黎笋（Le Duan）在 1956年4月18日至23日访问北京，为了对付美国对北越不断升级的空中打击寻求帮助时，刘少奇主席对黎笋说，无论越南需要什么，中国都会尽力提供。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去机场迎接黎笋，陪同刘少奇与他会谈，又去机场为他送行。此后，中国在国务院下面设了一个协调援助北越的小组，其成员来自政府的21个分支机构，包括军事、运输、建设和后勤等等。根据中方记录，从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中国向越南共派出32万志愿部队，为其提供防空武器、军械修理、公路和铁路建设、通讯、机场维护、排雷、后勤等各种支援。最高峰时，同时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达到17万人。据中方的报告，中国在越战期间的伤亡人数约为4000人，但有些中国学者估计上网者数以万计。邓小平在1978年对李光耀说，美国在越南期间，中国向越南运送的货物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在100亿美元以上，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时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援助规模的扩大，中国把自己的工程兵、防空炮兵和辅助物资也都运往越南。

邓小平在1965年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如果越南人结束和苏联的关系，中方可以大幅增加援助，但是遭到了越南的拒绝。当美国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力度时，越南人为了自卫，更多地转向苏联这个拥有高科技和现代武器的国家；在中苏争执中，苏联也利用这种实力向越南施压，使其向自己靠拢。

越南在1960年代中期不再批评“苏联修正主义”，中国为了表明对越南与苏联加强关系的不快，从越南撤出了一个师。中越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当196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他们对越南人的抱怨有深切感受：胡志明说，中国军队的傲慢表现就像历史上经常入侵越南的中国军队一样。邓小平回答说，驻扎在那里的10万中国军队只是为了防范西方可能的入侵，周恩来则提出撤回军队。但是越南没有要求他们撤军，而中国继续向越南提供大量军需物资和武器装备。

胡志明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住过多年，他努力与中国和苏联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1969年9月他去世后，中越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援助也随之减少，最后中国从越南撤出了军队。而中国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改善了中美关系，随后减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这视为中国人背叛越南抗美战争的一个标志。

美国人撤出越南后，苏联为重建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慷慨提供了大规模援助。与此相对照，在1975年8月13日，即美国人撤出越南后不久，身患癌症、面色苍白的周恩来在医院里对越南最高计划官员黎德寿（Lê Thanh Nghi）说，中国已经无力为越南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中国被文革搞得元气大伤，自己的经济也捉襟见肘。周恩来说：“你们越南人得让我们喘口气，恢复一下元气。”但是就在同一个月，中国其他官员欢迎了柬埔寨副首相的到来，并答应在未来五年为他们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那时苏联正在与越南加紧合作，中国则与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东南亚称霸。邓小平后来对李光耀说，停止援越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的援助数量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苏联很愿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从中渔利，但中国不想这样。

一个月后的1975年9月，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与中国彻底决裂。他们想得到中国的部分援助，以便对苏联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处在毛泽东监督下的邓小平接待了这个代表团的来访。他和黎笋有着一样的目标，不要让两个的关系彻底闹翻。邓小平去机场迎接代表图，在宴会上致欢迎词，与黎笋连续会谈，又去火车站为他们送行。他促成了一份在9月25日签署的协议，向越南提供一小笔贷款和为数不多的物资援助。假如邓小平在1975年后仍然任职，他也许能暂时缓和越南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敌视和两国当时的分歧。然而在邓失势后，“四人帮”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中国激进派的这种要求对黎笋来说太过分了，他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未举行常规的答谢宴会就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黎笋抵达莫斯科，在那儿如愿得到了苏联长期援助的承诺。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于苏联，但它们迫切需要为重建国家获得帮助。黎笋没有中国（或其他国家）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只好签署了支持苏联外交立场的协议。越南与苏联的这些协议把越中关系推向绝境，促使中国加强了与柬埔寨的关系。

1977年初越南驻华大使说，假如邓小平在重新掌权，他会更加务实地处理分歧，中越关系将得到改善。如果说中国在邓小平1975年下台后有什么外交政策的话，那么这种外交政策也只是充斥着革命口号，既缺少眼光，更不讲究表达技巧。激进派实际上切断了中越的关系，把越南进一步推向苏联。邓小平失去外交控制权后不久，越南在1975年11月9日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南北统一做准备。其他共产党国家都发了贺电，唯独中国没有。会议三天后，《光明日报》一反邓小平承认南沙群岛存在争议的态度，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把南沙群岛称为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1976年4月邓小平被正式撤职后，受到的批判之一正是他支持就南沙问题与越南谈判。）1976年，东欧各国、朝鲜和苏联应越南的请求全部答应援助越南，只有中国除外。邓小平和黎笋维持两国关系的努力，在激进派的手里付之东流。

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后，有过一段中越两国领导人试图改善关系的短暂插曲。1976年10月15日，“四人帮”被捕后没几天，越南官员期望中国现在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政策，为他们的下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一定帮助，便向北京提出了提供经援的请求，但是没有得到回音。1976年12月，有29个兄弟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去河内参加了越共代表大会，而华国锋领导下的中国甚至没有对此邀请做出答复。1977年2月，邓小平复出前五个月，北京对一个来访的越南代表团简单地重申，以后不会再提供任何援助。

• 中越冲突的前奏

如果邓小平在1975年底没有被赶下台，他也许能避免中越两国的彻底决裂。但是他在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面对的局面已经改变：苏越合作有增无减，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已严重恶化。

邓小平复出的几个月前，越南的武元甲将军于1977年3月和5月两次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扩大双方军事合作的协议。苏联开始向金兰湾和岘港的海军基地派出人员，这预示着苏联军舰不久将会游弋于中国的所有海岸。此外，在越南与中国个柬埔寨的边境地区，越南军队与两国之间的摩擦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越南过去对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共产党国家的经贸组织）一致迟疑不决，因为它要求越南放弃它所珍视的一部分经济自主权。但是在1977年6月28日，迫切需要重建经济但又没有其他经援的越南，同意加入经互会。

与此同时，华人开始逃离越南。越共领导人在1975年夺取南方后，着手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国有化。他们在这个歌过程中开始打击南越的150万华人，其中很多是反对集体化的小商人。越南领导人担心，假如入侵柬埔寨或是与在国边境冲突加剧，华人有可能转而反对他们。他们发动了规模浩大的运动，把大批华人成群结队送往拘留中心，致使很多华人逃离越南。中国政府要求越南停止迫害当地华人，但越南官员置若罔闻。当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时，最终导致大约16万华人背井离乡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78年5月，中国中止了21个援越项目以示报复。邓小平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国已不相信能用更多的援助让越南疏远苏联。

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从十分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在1978年，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假如苏联继续扩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将导致苏联和越南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在向西方解释这种局势时说，越南就像亚洲的古巴，它涉及中国旁边的一个基地，苏联能在这里布置它的军舰、飞机和导弹。就在十几年前的1962年，由于美国威胁动用其优势军力，苏联撤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然而苏联的军力远胜过中国，如果它把导弹部署到越南，中国无论如何也难以迫使苏联拆除它们。邓小平认为，在这些基地强大起来之前，亟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

邓小平在出访的13个月里，只访问了1个共产党国家——朝鲜，其他7个全是非共产党国家。他首先访问了一直与中国关系良好、能帮助中国加强边境安全的几个国家。在他的５次访问中，前３个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一样，邓小平也需要靖边，但是为了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攻势，他还要争取得到这些国家的合作。

之后他又出访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最有助于中国的四化建设，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有助于遏制苏联和越南。欧洲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帮助的另一个重要地区，不过邓小平1975年的访法已经使中欧合作有了保障，与欧洲的后续安排可以由谷牧的代表团去处理，不需要邓小平再次到访。

• 在东南亚寻求盟友，1978年10月5—15日

在中国，划时代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于1978年11月10日召开。但是邓小平认为，越南对柬埔寨迫在眉睫的入侵已经敲响警钟，这足以让他把参加工作会议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都放到一边，而要前往东南亚进行十天访问，以便为下一步攻打越南做好准备。

到1978年夏天时，中国认为越南正在策划入侵柬埔寨，而这一预测成为了中国采取行动的导火索。柬埔寨已是中国的附庸国，就像越南成了苏联的附庸国一样。中国要支持这个它一直给予援助的盟友。让中国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有更多的苏联“顾问”和装备抵达越南，支援进攻。美国官员估计，截止到1978年8月，在越南大约有3500到4000名苏联顾问；10月中旬又有报道说，苏联的货船正在卸下飞机、导弹、坦克和军用物资。这对于邓小平来说已经够了。他决定，首先要立场强硬，现代化和平环境只能等等再。

越南从1978年7月开始轰炸柬埔寨，每天出动飞机多达30架次，9月份又增加到100架次。11月，中国领导人观察了越南的备战情况后断定，越南将在12月的旱季能够调动坦克时入侵柬埔寨。

邓小平认为，做出强烈的军事反应是绝对必要的。他警告越南人说，法国和美国的军队在越南遭受重创后，就无心恋战了，对中国作为越南的邻国是可以在那里呆下去的。然而越南人并没有把他的警告当回事。邓小平根据自己与苏联打交道的长期经验，认为谈判是没用的。他相信，要让苏联停止在东南亚的扩张，就得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他打算“教训一下”越南，让它知道无视中国的警告以及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将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启程前往东南亚访问时，已开始准备针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但并没公布这一计划，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国也不会像朝鲜战争时帮助朝鲜那样，应波尔波特的请求出兵。邓小平担心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决定以入侵的方式“给越南一个教训”，拿下几个县城，表明中国可以继续深入，然后迅速撤出。这也可以减少苏联派兵增援越南的风险。越南将由此明白，苏联并不总是能靠得住的，因而要收敛在这个地区的野心。通过攻打越南而不是苏联，中国也可以向苏联表明，它在该地区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价高昂的。邓小平抱有信心，中国军队尽管因文革荒废了军事训练和纪律，缺少战斗经验，仍然足以同更有经验、装备更好的敌人作战，并达成他的政治目标。中国军队撤出后，将会继续沿边境一带给越南军队制造麻烦。

幸运的是，邓小平于1978年11月5日出访东南亚的前两天，苏联和越南签订了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条约，把两个国家绑在了一起。这个条约给东南亚国家敲响了警钟，使它们更能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合作对抗苏越的扩张。东南亚的领导人毫不怀疑邓小平掌管着中国的外交，他在外交政策上说的话，中国的其他领导人都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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