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经的“十二门徒”，谁是他最信任的？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陈赓 最头疼的学生

广州陆军讲武学校于1923年底在长沙招生，湖南革命青年陈赓被共产党组织看中，推荐他去报名考试。

考试时，与陈赓并排而坐一同考试的是宋希濂，两人很快就攀谈起来。1924年春，黄埔军校正式筹备，陈赓与宋希濂报考皆录取，讲武学校也全校并入黄埔。陈编入黄埔第三队，宋编入第一队。

陈赓担任队长，是军校里的活跃分子。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

三人并称黄埔三杰，让蒋介石自豪，但他们大搞派系斗争也很让校长头痛。

蒋先云、陈赓率领左派学生组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针锋相对。

陈赓回忆，那时他们一见面就互骂反动派，动手也是常事。有一次蒋介石请黄埔学生吃饭，两派学生在宴会上就用餐具打起来了。

陈赓的腿之所以闻名黄埔，是说他机灵敏捷，侦察、攻城都能建功。蒋介石见陈赓作战勇敢，命他率领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

惠州攻克后，东征军分头前进，蒋介石总指挥部所在的第三师遭遇陈炯明部队主力包围，全线崩溃，眼看总指挥部就要被攻陷，蒋介石要杀身成仁，陈赓连忙夺下枪，背起蒋介石顶着枪弹就往河边跑，掩护蒋介石过河到了安全地带。

“神行太保”陈赓又徒步160里送求援信。为免路上被人怀疑，他赤手空拳，只拿了一根木拐杖，穿着草鞋不眠不休赶路，翻越一座山峰，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将信送到第一师周恩来手中，解了蒋介石之围。

据说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说，要不是陈赓救蒋介石，哪用打这么多仗。陈赓反驳道：“那时他死了不就成了革命烈士，跟廖仲恺一样了?”

这次“挺身护主”，使陈赓在蒋介石心中分量大增。陈赓被调到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参谋，可任意出入蒋介石住所，一时成为蒋身边顶尖的红人。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国共破裂日渐公开化。数月后，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本校学生凡是跨党的，必须声明愿脱离哪一党。身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赓的选择颇受瞩目，不少人来劝他脱共，陈赓毫不犹豫地公开共产党员身份，退出国民党。

1927年2月，陈赓回国后到南昌的北伐军总部面见蒋介石。蒋大谈北伐军大好形势，表示希望陈赓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到处跑了，陈赓说，他还要办一些私事。

蒋介石没有勉强，发给他一笔钱和一个绸子封面的“特别通行证”，持此路牌，随时可以来见蒋。陈赓永远没有使用这张通行证。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陈赓联络组织了“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讨蒋宣言，与蒋介石割袍断义。

参加南昌起义后，陈赓加入中共中央特科，潜伏在上海、天津，成为白色恐怖中的谍战骨干。1933年3月，陈赓被叛徒出卖逮捕。

蒋介石特意发来电文，不能对陈赓用刑，要给予适当优待，以便他悔过自新，将来给予重用。黄埔同学一波接一波来劝降，都穿着笔挺鲜亮的军装，暗示陈赓“弃暗投明”前途无量。

威逼利诱一个多月，陈赓也没有低头之意，蒋介石只好亲自出山。陈赓依然不买账。

如今骑虎难下，杀之不舍，亦不能向社会舆论交待;不杀释放，既不甘心，也太丢面子。又将陈赓软禁近两个月后，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陈赓被同志“营救”出逃了。

这一次放虎归山，让蒋介石体会到了什么叫后患无穷，直到去了台湾，他还骂陈赓是害群之马，慨叹五个胡宗南比不过一个陈赓。

1936年，陈赓与胡宗南率军对决一昼夜，陈赓歼敌一个旅，俘敌500;1946年，陈赓大破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精锐部队;1947年，豫西平汉战役中，俘虏同学李铁军;1948年，解放洛阳战役中，活捉黄埔五期师弟邱行湘;淮海战役中，俘虏同学黄维，击毙三期学生熊绶春。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陈诚 嫡系中的嫡系

1925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在棉湖之战中，陈诚三炮定江山，一举奠定了他日后擢升和发展的基石。

棉湖战役是蒋介石一生之中最值得夸耀的三大战役之一。此战不仅影响到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以来第一次出征之战的胜败;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得到执掌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此战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为主力，当时教导1团只有1000人，而敌军多至10倍，战斗从拂晓进行到下午4时，全团官兵伤亡近三分之一，教导1团还能否承受巨大的压力，让蒋介石心急如焚。

在这关键时刻，右臂已经受了伤的陈诚，一咬牙走上炮台，将炮口瞄向敌方指挥所，连发三炮，发发炮弹都在敌方大本营中开花。这三炮立刻鼓舞了士气，全连炮兵个个抖擞精神，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最终取得棉湖战役的胜利。

其后陈诚凭借黄埔的师生关系，在国民党军组建了“土木系”(因其起家部队是国民党军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该部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

其所部在抗战中多次与日军有过恶战，这也使得“土木系”部队的名号更加响亮，到抗战结束后，已被视为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

“土木系”先后产生了四个一级上将、三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一个空军总司令、一个联勤总司令、二十多位军长以及数以百计的师长、团长。

蒋介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陈诚。那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蒋的如此信任?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第二就是重用同乡。

第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同时兼备这三个条件的，唯有陈诚。除了这三个条件，陈诚还和蒋介石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

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

陈诚死后，蒋曾题挽联：

光复志节己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戴笠 青帮出身平步青云

1927年7月，蒋成立密查组，戴笠是其成员之一。

在这里戴笠很快显示出其特殊才能，但以戴当时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他又不甘心每每假别人之手转递。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减速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

开始蒋对戴的情报并不重视，往往粗略地看过一遍，就丢过一边。但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其情报大都出于第一手资料，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

1936年的西安事变展示了戴对蒋的绝对忠诚。事变前，戴笠一再向蒋汇报“西北军心不稳”，蒋依然前往。待蒋被抓后，蒋的许多亲信都躲起来之时，戴却冒死陪同宋美龄赴西安救蒋。

1939年，当戴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蒋介石才发现他的门徒还没有从黄埔毕业，于是亲自写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戴笠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煞费苦心。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基于此，凡是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在对蒋介石的称呼上也煞费苦心，给同行讲话的时候，称其为老头子;对黄埔军人称校长;在纪念大会的大型典礼上，尊称蒋介石为领袖;

在自己下属面前称蒋介石为校座或委座，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尊敬和二人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

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戴笠每次挨打时，也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1946年，因飞机失事，戴笠不幸遇难，蒋闻讯痛惜不已，在悼词中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林彪 最闹心的学生

1924年，17岁的林彪人生中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他自幼身体单薄，弱不禁风，当时头上还生有黄癣，女孩认为他形象太差，拒绝了他的求爱。遭遇失恋打击的林彪决心斩断情丝，做出一番伟业。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迅速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林彪在堂兄林育南影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很想到军校历练一番。怀揣着林育南写给黄埔教官肖楚女、恽代英的介绍信，这位瘦弱的湖北少年只身南下了。林彪的体格决定他无法成为军校的好学生，体能训练对他来说就很要命。按照军校惯例，每天天亮，全体学生都要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十五公里。有一次教育长邓演达到校视察，学员奋力表现，跑得比平时更快了些，结果一个学生扑通倒地，扶起来一问叫林彪，他报告说跑得太快吃不消了。邓演达只好命令他改为快步走，不要硬撑。

也许是身体不好造成了林彪性格的内向和淡漠，他对校内剑拔弩张的左右斗争并不积极，不像陈赓等学生干部，早早在政治上表现突出，获得国共领导共同瞩目。聂荣臻在黄埔担任政治部秘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如此平淡无奇的中等生，校长自然不会关心，甚至可能对林彪这个名字根本没印象。蒋介石注意到林彪已经是1933年2月，在反围剿中，林彪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那一年林彪才26岁，一鸣惊人。蒋介石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信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他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其首级。

1938年2月，林彪被友军哨兵开枪误伤脊椎骨，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延安医院条件较差，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到苏联养病。1941年10月，林彪自苏联归来，途经西安，蒋介石安排胡宗南亲自接待，还派了戴笠赴西安专门负责林彪的安全。据说，蒋介石暗示戴笠此次接待要争取把林彪招入国军阵营，但戴笠似乎没有准确传达委员长的意思，此事并无下文。

1942年8月，蒋介石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行事谨慎，建议让林彪代表毛泽东出席谈判。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抵达西安后，林彪跟随周恩来来到蒋介石客厅门口，见到蒋便立正敬了个军礼，说:“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蒋介石回了军礼，拉着他的手让他坐。蒋介石和周恩来落座后，林彪仍然很拘谨地站在周恩来身旁，蒋介石再次让座，他说“谢谢校长”这才坐下。

1945年秋，久病的林彪华丽复出，与国军打响东北争夺战，“战争魔鬼”归来，不再对校长毕恭毕敬，又一次证实中等生不可小看。1947年，林彪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军30余万人。在东北战场上，他打败了熊式辉、陈诚、范汉杰、廖耀湘等蒋介石手下名将，整个国军无人是敌手。1948年11月，林彪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最终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主力基本丧尽。

在辽沈决战前的军政会议上，蒋介石对部下慨叹:“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蒋介石质问杜聿明:“为什么林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你就不行?你们都是黄埔生，可你是一期的，他只是四期的，为什么一期的却打不过四期的?”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胡宗南

国共内战爆发后，胡宗南率领40万精锐国军，在大西北和2万共军周旋了两年多，除了打下一座空城——延安，几乎一无所获。1948年4月，在一系列失败之后，胡宗南放弃延安。此时，距离南京解放还有整整一年。

整个1949年，胡宗南集团屡屡遭到打击，部队被解放军一支支消灭。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

这种临阵脱逃的事儿若放在旁人，蒋校长必定下令枪决。可是当5月台湾的“监察委员”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时，蒋介石却带头领着一众元老为胡宗南周旋，最终在当年8月落了个“应免议处”的安全着陆。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张灵甫

在张同学兢兢业业的时候，蒋校长也没闲着。他每周总会抽空和一些自己中意的学生一对一谈心，嘘寒问暖。这一招对于年轻学生尤其奏效，从小熟读《正气歌》和《满江红》的张灵甫同学就此下定决心一生为蒋校长出生入死。

这位忠心的学生，在抗战时期的拼命势头无人能及。八年抗战中的大战役他几乎都一一参与。“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时，张灵甫身为团长竟然与一百多名敢死队员一起跳出战壕追杀敌军。还曾经在这场战役中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

徐州会战中，身先士卒的张灵甫前额中弹，昏迷了六个小时。直至去世依然有许多弹片没能取出。南昌会战中，张灵甫右腿多次中弹，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张灵甫送往香港医治。

谁知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纸上看到“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规定竟拖着病腿强行回到了部队，从此得了个“跛腿将军”的外号。据说有位外国记者曾经问他是否认为中国能够赢得抗战。他说“一定会”。

而当记者问“胜利之后您认为您会做什么呢?”张灵甫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灵甫的74师可谓所向披靡。在苏北解放区里横冲直撞。张灵甫甚至扬言“有十个整编74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然而一生以拿破仑为榜样的“常胜将军”最终也迎来了自己的滑铁卢。

这位黄埔最优秀的学生，估计到了孟良崮一战共军五个主力纵队，15万大军会如何围攻自己，也估计到了自己不到三万的兵力最多能撑三天。他对他的优秀有足够的信心，却没有估计到他的优秀也会成为他的丧钟。

当初他与李天霞争夺74军军长，又在战役开始前对黄百韬的劝阻不屑一顾，再加上连年的战功难免引来诸多嫉妒，74师的优秀骄横早已名声在外，又怎能奢求他们的增援?

他的坚守最终没有等来“里应外合，中心开花”的结局。所谓的“友军”竟然没有一个竭尽全力前来救援的。就这么眼睁睁地把张灵甫晾死在孟良崮上了。据陈毅之子陈丹淮回忆：“三天之内，最快的增援部队也不过走了十公里。”

最后关头，整编74师的参谋长甚至放下身段在电台中大喊：“请看在党国的份上，看在钟麟先生面上，拉兄弟一把吧。”钟麟是张灵甫的曾用名。张灵甫在孟良崮杀身成仁后，被蒋介石钦定为“民国第一烈士”。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杜聿明

杜聿明之后的军事生涯颇为顺利。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1942年3月，杜聿明被钦点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远征军入缅作战，遭遇失败。美国人史迪威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进入印度。蒋介石则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撤退回国。两个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陷入到痛苦的抉择。

远征军出发时，杜聿明就自己“归史迪威将军指挥”这个问题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这就是黄埔生，当时非黄埔生的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第五军翻越野人山回国，吃了大亏。进山时，全军的重武器被全部炸掉。不仅如此，野人山人迹罕至、给养困难，在崇山峻岭中，第五军将士遭遇了成群的蚊子和蚂蟥。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

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学生指挥无能，请校长处分。”但蒋介石因其听话，不仅没有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听话就不用担责任，这是蒋介石给杜聿明的“承诺”。

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上任不久，杜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杜聿明明知解放军是“围点打援”，但不敢违抗“校长手谕”。途中，获悉济南沦陷，王耀武被俘，杜才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淮海战役时，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当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作战，均不利，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与解放军野战决胜的能力。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

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要与共军接战。

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不料，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当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时，杜聿明万念俱灰，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在全军溃败之际，杜聿明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最终，这个听话的学生，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郑洞国

郑洞国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因其同乡兼好友黄鳌、王尔琢等均为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在思想上与共产党一直比较接近，这使得其毕业之初，蒋介石一直不信任和不肯重用他。

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次夜袭蒋介石，中央军措手不及，全线溃退，当时是团长的郑洞国冒死守住阵地立功，之后便升为旅长并逐渐获得蒋的信任。其后他便一路上升。

他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春，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1944年9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和蒋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但这位已被蒋所倚重的将领在内战中却给蒋介石诠释了什么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1948年3月，郑洞国“临危受命”来到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下的长春。此时的长春，四面皆被解放军包围，已成为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越来越严重，郑洞国向蒋介石要来的空投也根本无济于事。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先后3次下令孤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突围。

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给郑洞国等人一封亲笔信。大意是：空中投粮已无法继续，命长春守军立即向东突围，突围之日，派飞机掩护。

郑洞国等人认为，官兵久饿，腿脚肿得难以行走，不仅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由郑洞国电复蒋介石，陈述不能突围的理由。接着，蒋介石发来第2次电令，再次催促郑突围。郑再次召集曾泽生等商议后认为强行突围即便有望也势必中途被歼。商议后，郑洞国再将此意电陈蒋介石。

10月15日，在解放军攻克锦州的当天，蒋介石又拟一份措辞严厉的手令严令郑洞国执行，否则“如再拖延时日，将受军法制裁。”郑无奈之下决定将长春守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转移：曾泽生的60军在左，李鸿的新7军在右，各自分途行动。

但转移还未开始，军部就来电说，曾泽生的60军起义了。郑洞国等人的撤退计划顿时化为泡影。万般无奈之下，他给蒋介石写下一封诀别书之后决定“成仁”，但发现左右已将他的枪藏了起来。

后经下属的劝说和共产党方面的争取，郑决定投诚。而在国民党那边，因郑在给蒋的复电中有“以死报命”的字样，国民党中央社在10月23日报道说：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号召党政军高级官员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而此时，投诚的郑洞国已经抵达解放区，正在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黄维

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学习，后来又派他到德国深造，使黄维成为国军队伍中接受过最正统军事教育的高级人才之一。

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当上军长，成为陈诚为首的“土木系”重要人物。在赴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把自己一张肖像照片送给他，上面写着“培我将军留念”。

黄维字“悟我”，蒋介石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改名，写成培我。黄维理解为这是蒋介石有意栽培他，从此便改字培我。

黄维对打仗始终没有多少兴趣，在国军中有“书呆子”的外号。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黄维一心从事军事教育，在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亲任校长。

1948年秋，蒋介石为与解放军决战，成立十二兵团，任命黄维为总司令，黄维百般不情愿，却又不能辜负蒋介石多年知遇之恩，他说打完这一仗还要回去办我的学校，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请求，孰料他很快就沦为阶下囚。

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谈起这段经历，黄维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淮海战役中，与黄维最后对阵的是黄埔老同学陈赓，陈赓深为了解他的书呆子性格，索性打破兵法规矩，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在两翼设伏，黄维果然上当，冲进陈赓的包围圈。

被俘时，黄维虽然换了上尉的衣服，但口袋里还装着欧米茄表和派克钢笔，一眼被解放军战士看出不是等闲之辈。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特立独行，常常高声朗读《正气歌》，抄写《石灰吟》，以文天祥、于谦自况，在学习座谈会上，拒绝按照材料中的写法称呼蒋介石为蒋匪，也不肯直呼其名，始终称之为“蒋总统”、“蒋校长”。

在痛斥四大家族腐败的学习会上，很少发言的黄维拍案反击在座的黄埔老同学，说蒋介石生活很俭朴，不沾烟酒。几次公开冲突惹恼了有心进步的战犯，邱行湘当众挖苦黄维，说他为了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气节?邱行湘指的是黄维接受蒋介石“赐名”的往事。

1959年，邱行湘、杨伯涛等成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据说名单中本来有黄维，因为他改造不力，只好在土木系中另寻地位并不如他的邱、杨代替。

漫长的改造生涯中，黄维痴迷于研制“永动机”，尽管很多科研人员告诉他这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他依然以愚公精神看材料、做实验，战犯管理所甚至专门调了四名技术人员和几个理科出身的战犯，和黄维组成科研小组，周恩来特批资金供他研究。

1975年，全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战犯特赦大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黄维终于榜上有名。管理所中多年的特殊优待使他不得不感动，但他内心的许多原则是始终未突破的，他至死没有说过蒋介石一句坏话，美国记者问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他说：“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邱清泉

1937年5月，邱清泉学成归国，在南京保卫战中，表现不凡。由于眼见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他对日军有着刻骨仇恨，只要和日军对垒就激动得像发疯一样，猛冲猛打。日军一听到“邱疯子”的名字，都颇为畏惧。

在1940年的昆仑关战役中，邱清泉果断奇袭日军，占领六塘，截断日军退路，为中国军队取得昆仑关大捷打下了伏笔。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邱清泉四等宝鼎勋章，调任5军副军长。后来，他又在滇西反攻中立下不少战功。

内战初期，邱清泉旗开得胜，多次击败解放军，他曾吹嘘：“解放军逢五(第5军)不战。”邱清泉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司令时，曾对校长言：“我与共匪拼命去!”谁料一语成谶。

随着战事逐渐对国军不利，邱清泉迷信的毛病又犯了，还愈演愈烈。淮海战役前，邱清泉奉命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当时邱清泉就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并因此给上级打了几次报告，请求撤离商丘。

后来邱清泉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大势已去，穷途末路，可他的迷信病又犯了，他非说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长的那棵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并且再三怂恿杜聿明将树砍掉，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

1948年12月6日，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在陈官庄，邱清泉的部队越打伤亡越大，越打阵地越小，而解放军却越打越多，越打士气越旺。邱清泉眼看军心极度涣散，逃跑之风甚盛，不少官兵纷纷跑到对面的解放军阵地上投诚，于是他组织了“军官防谍组”、“军官督战队”，互相进行监视，督促官兵死打硬拼。

在最后时刻，邱清泉开始喝酒解愁，还把兵团部京剧团的女演员找来唱《玉堂春》、《贵妃醉酒》。他对人说：“我今年已经46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了。”

1949年1月6日下午3点，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了总攻。李弥兵团很快全线崩溃，邱清泉兵团阵地多处失守。面对这样一泻千里的大崩溃，邱清泉心惊胆战，在地图前不断地自言自语：“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

战况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他索性喝得酩酊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向他请示办法，他竟怒气冲天，大声说：“让它崩溃好了!”1949年1月10日凌晨邱在陈官庄突围不成被击毙。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蒋先云

1924年11月，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成为第一个被蒋介石提名留校的学生，被分配到由周恩来任主任的政治部担任秘书。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亲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蒋先云任东征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在部队连连受挫，惠州城久攻不下之时，蒋先云组织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用云梯组织强行登城。

蒋先云身先士卒与顽敌展开肉搏战。战斗中，蒋先云身上多处受伤，血流不止，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第七团首先攻进惠州城。惠州一战，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亲眼目睹了蒋先云奋勇当先、出生入死地指挥部队浴血杀敌的一幕。

战斗结束后，蒋介石抚摸着蒋先云伤痕累累的身体，感慨地说：“昔日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今日蒋先云，满身都是伤!”

1926年7月，为攻占军阀孙传芳巢穴南昌，北伐军经历了最艰辛的“三进两出”的恶战。是时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督战，但遇到孙传芳大军突然包围战地指挥部，蒋介石陷入重围而危于旦夕之中。

此时担任蒋侍从秘书的蒋先云从容不迫，首先自己孤军拒敌，然后指示警卫团掩护总司令安全脱险。蒋先云因此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火线救主”的美名。总司令与秘书在炮火中安危与共，生死相依的同袍之义，也传为北伐军中的美谈。

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奇才，蒋介石当然极为欣赏，也更是他笼络的对象。

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蒋先云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早在1925年，蒋先云就在黄埔领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中山舰事件后，他愤而退出国民党。

“四一二”政变后，蒋先云更是决定与蒋介石恩断义绝，他在武汉成立讨蒋委员会并亲任主席，揭露蒋介石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蒋贼不除，世无宁日”。会后，蒋先云还带领武汉30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为拉拢这位爱徒，蒋介石不仅不计前嫌，还多次派人向其许以高官厚禄，蒋先云都不为所动。但在共产党内部，蒋先云北伐“火线救主”的履历却成为很多人攻击他的材料。

蒋先云被派专人审查，这使其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于是他选择了以死明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5月7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征。蒋先云奔赴河南前线，在战斗中，率领一营、三营冲在最前面。

他骑着白马飞入炮火前线带头冲锋，来吸引敌军炮火射向自己。第一次，他枪伤腿部而不下火线;第二次，炮火伤其马，人马倒地;第三次，枪伤其胸，流血不止，仆地不起，犹呼喊追敌不止。此役中蒋先云“三仆三起”，终至气绝殉职，年仅25岁。

蒋介石在得知蒋先云阵亡后非常痛惜，直到1955年3月19日在台北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的采访时，还谈到这位门徒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奇才”。

蒋介石十二门徒之贺衷寒

1931年开始，贺衷寒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他还办了“星子训练所”，在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

1932年，在蒋介石授意下，贺衷寒等发起组建了复兴社，即大名鼎鼎的“蓝衣社”，社员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贺衷寒与胡宗南、康泽、戴笠、邓文仪、郑介民等人并称复兴社“十三太保”。

至1936年，贺衷寒已掌握国民党全党全军的政训大权，成为政训系的头领。相互制衡历来是蒋介石的用人之道，贺衷寒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网罗了邓文仪等湖南籍干部形成派系，蒋介石于是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以西南人来牵制湖南人的野心。一向聪明的贺衷寒岂能不体会到蒋介石的戒备，他暗中不爽，伺机改变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活跃起来，立刻站到“讨伐派”领袖何应钦这一边，以黄埔同学会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总司令，主张轰炸西安，“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有自己的小算盘：救出蒋介石，则得“勤王”之功;蒋介石在战乱中丧命，还可傍上何应钦。孰料西安事变以各方都没有想到的效率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贺衷寒、邓文仪：“我还没有死，你们就想改换门庭!”据说贺衷寒被骂得当场痛哭，蒋介石让他滚出去哭。

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的仕途极盛转衰，此后一直到台湾，他都担任着虚职。在台湾期间，尽管他并无实权，仍有流言说他有湖南人的小组织，想搞分裂运动。

贺衷寒自称“我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我贺某从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定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如此忠心可鉴，也无法洗去前半生造成的猜疑。

1972年，贺衷寒因骨癌在台北寂然逝世。1973年9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来华，对周恩来总理提起：“我曾在台湾见到过一个黄埔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周恩来回答道：“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时，他忧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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