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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世凯与汪精卫,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

    时间:2018-03-15 15:06:47  来源:互联网  作者:网轶

     

    电影《辛亥革命》中有这样情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请袁世凯出山率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一方面镇压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地里通过革命党人汪精卫传达与革命党和谈的愿望,想从中谋取私利。

    很多观众疑惑,袁世凯和汪精卫,一个代表清廷,一个代表革命党,本属死对头,历史上,他们真的有过类似的接触吗?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因以精卫为笔名,故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之。袁世凯,晚清重臣,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溥仪称帝后被摄政王载沣罢黜,隐居河南彰德。

    武昌起义前,汪精卫和袁世凯的人生并无交集。但自武昌起义爆发,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这四、五年间,两人一度过从甚密,在民初风云变幻的政坛,纵横捭阖。而汪精卫与袁世凯的交往,则可以概括为联袁、迎袁和反袁三个阶段。

    明星囚犯出狱参政

    1910年4月,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未成被抓。此案当时轰动一时,一则因为牵涉清廷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载沣,案情重大;一则因为汪被捕后所写的《被逮口占》“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风行一时,所写的洋洋洒洒几千字的供词也振聋发聩。

    由于案件主审官、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的斡旋,加上载沣也担心杀了汪精卫等人会更加激化国内矛盾,故汪精卫等后来只被判处“永远监禁”而未被开刀问斩。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宣布“开放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对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犯,除孙中山等少数几个以外,一律赦免。11月6日,司法大臣绍昌、左侍郎沈家本、右侍郎王垿奏请开释汪精卫等政治犯。

    尽管释放汪精卫等的谕旨中有将汪精卫等“交两广总督张鸣歧差委”之语,但汪精卫出狱后并未南返。他先是在京师泰安客栈小作逗留,之后便往返于京津之间,开始了拉拢袁世凯、实现南北议和的活动。

    张江裁之父张伯桢与汪精卫同年同乡,11月6日汪精卫出狱时,当时在清廷法部工作的张伯桢是唯一的迎接者。或许正是这样的渊源,使张江裁后来得以出任汪伪政权“监察院秘书”,其所著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汪精卫先生行实续录》,也因有大量原始资料而为汪精卫研究者所重。

    据张江裁所言,汪精卫出狱后,鉴于袁世凯已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首先“结克定(袁世凯的长子)为友”,并偕赵铁桥、袁克定,赴彰德见袁世凯,劝袁灭清,改建民主共和政体。

    不过,佐以其他史料可知,汪精卫出狱时,袁世凯已南下督师,当时人在信阳而不在彰德。此外,据时为资政院议员的汪荣宝的日记,11月中旬,汪精卫出现在天津,与汪荣宝、杨度等筹议成立“国事共济会”。11月13日,袁世凯抵京后,汪荣宝即于第二天赶回京师。汪精卫也跟着回京,继续筹划成立“国事共济会”。

    11月15日,“国事共济会”在京成立,其章程中规定:君主立宪党杨度等和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同时运作,达到南北停战、举行临时国民会议决定国体之目的。18日,杨度等以该会名义向资政院提出议案,后又奏请内阁代递;汪精卫等则给上海、武昌民军政府去电请求同意。但最终,资政院未通过杨度的议案,内阁也不肯代奏。至于汪精卫所发电函,武昌军政府并未回复;上海回电只承诺开国民会议,只字未提停战与否。这份努力宣告失败,“国事共济会”不得不于12月5日宣布解散。

    为南北和谈联络袁世凯

    汪精卫又是如何与袁世凯结识的?各种记载可谓众说纷纭,但杨度、梁士诒等引荐说应更为可信。

    杨度为袁世凯心腹:当年袁世凯被罢黜后离京时,只有二人前往相送,一是后来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的严修,另一个就是杨度。武昌起义爆发后,庆亲王奕劻写信请袁世凯出山,选中的送信人,就是时为学部侍郎的杨度。通过成立“国事共济会”的合作,杨对汪精卫已颇为了解,引荐自是题中之义。

    至于梁士诒,也是袁世凯的心腹智囊。袁世凯赋闲不久,梁遭到盛宣怀的排挤,铁路总局局长被免,赋闲在京、日游西山。袁世凯出山后,特意派人去密告梁士诒:“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焚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

    燕孙即梁士诒;少川即唐绍仪,当时正寓居天津。显然,拉拢汪精卫,建立与南方革命党的沟通渠道,无疑是政治筹划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梁士诒为广东三水人,唐绍仪生于广东香山。两人同生于广东三水的汪精卫都是同乡。汪精卫出狱后曾往天津,拜访唐绍仪,也是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有杨度、梁士诒等袁世凯集团重要成员的引荐,汪精卫要和袁世凯取得联系并不困难。有说法,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此说虽不一定可信,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贴记载,袁克定曾向汪精卫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推举他的父亲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袁世凯对蒙藏用“皇帝名义”。

    曾为北方和谈代表之一的张国淦先生,对汪精卫游说袁世凯的情形,更有生动描述。袁世凯进京之初,约汪精卫到东城锡拉胡同自己的私宅倾谈。汪精卫每天晚饭后七、八时去,十一、二时才辞出。连谈数夜,袁世凯渐渐不坚持君主;汪精卫等则向袁世凯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由此达成袁世凯运动清帝退位,而汪精卫说服南方推举袁为总统的默契。

    由汪精卫出面运动武昌政府,则引发“朱芾煌事件”。

    1911年11月30日,第一军总统(军长)冯国璋的部队在武汉前线抓到一嫌疑人。坊间说法,此人一看被抓,立即将一封书信吞进肚子。审讯后,该人供称叫朱芾煌,为同盟会会员,却持有“钦差大臣袁”的龙票(即护照)。冯国璋电询袁世凯,后者含糊其辞,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则飞函驰救。

    朱芾煌被抓是南北正式和谈前的关键事件。综合各方史料,他确实肩负特别使命南下武昌与革命党人联络。同盟会会员范腾霄,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军政府副官兼海军参谋长,在其自传手稿中更是明确指出:朱芾煌南下,就带着汪精卫秘函。大意说他已同袁世凯商妥,命朱芾煌来鄂 交涉,彼此暂时按兵不动,等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然后选袁为大总统。朱芾煌在民国初年曾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后来亲口告诉曾任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的廖宇春,自己去武昌的目的,就是与民军商议推举袁为大总统。

    袁克文飞函驰救朱芾煌也不假。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其中有“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字句。袁克定为何如此紧张?这和朱芾煌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有关,更和朱芾煌所肩负的秘密使命有关。之所以强调系自己所“擅专”,袁克定自然是为了撇清袁世凯与此事的关系。试想,清军将士正在前线和民军浴血奋战,彼此视为仇敌;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却和对方暗通款曲。此事要是张扬出去,袁世凯颜面何在?

    至于冯国璋是否真的要枪毙朱芾煌,则颇为曲折。时为冯国璋第一军参谋长的张联棻回忆,抓到朱芾煌后,冯国璋电报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回电大意是:“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你我兄弟名誉,请你就地正法,但克定刻不在京。”冯国璋看后便说:“杀了吧。”而张联棻细读袁电报中“但克定刻不在京”这最后一句话,觉得似有隐情,便说此人不可杀。一番周折,得知袁克定时在彰德。再打电报给袁克定,袁克定立即回电求救。冯国璋看了袁克定的电报,才知道朱芾煌来头不小,就派出宪兵一连,乘火车一列,将朱芾煌押送到彰德,交与袁克定。

    朱芾煌咽下的,正是武昌民军方面的回信。经此事件,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更进一层。10月下旬,南北双方决定举行和谈。身为北方和谈全权代表的袁世凯,就命汪精卫为议和参赞;而在武昌举行的各省代表会议也推举汪精卫为南方议和代表团参赞。这既代表南方,又代表北方,可谓罕见。

    时为北方和议代表之一的冯耿光,从武昌东下上海时,就在船上遇到了当年曾和自己一道参加县试的汪精卫。“在船上忽然发现一位美少年,大家很觉得诧异,我倒看着有些面熟,又想不起什么地方见过。后来经人介绍,才知就是名赫一时的谋炸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此人我和他同县、同庚……我们在船上握手忆叙前事,从应试谈到炸摄政王,倒也忘了江行的寂寞。”他回忆。

    身为议和参赞的汪精卫,曾在南北议和期间提出过一版《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写道: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退居颐和园;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所有陵寝宗庙听其奉祀;保护其原有之私产。最终版本的优待条款,虽在文字上与此差别甚多,但汪精卫这几点主张,都被囊括其中。

    迎袁遭遇兵祸

    辛亥革命最终以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而落幕。清帝逊位后,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为确保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的成果、巩固中华民国,孙中山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三项解职条件中,其中一条就是要求袁世凯等在南京就职。孙中山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北洋军阀势力的老巢北京南下就职,就可迫使其执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电告袁世凯,说已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迎袁南下。

    袁世凯显然是不愿离开北京。2月27日,迎袁专使蔡元培一行抵京,袁一方面命令大开正阳门迎接,以示“敬重”,并盛宴招待。在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见面时,允赴南京就职。甚至第二天“茶话会”后,即与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之人,讨论南下路线。另一方面,袁世凯却在暗中运作。

    29日傍晚,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陆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突然抢掠附近果摊、食铺,入夜即涌入朝阳门。驻禄米仓的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所驻各队群起响应。变兵分路恣意剽掠财产。煤渣胡同法政学堂迎袁专使招待所首当其冲,变兵持枪破门而入,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蔡元培等急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当晚,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焚掠达旦,众多金店、银钱店、首饰楼、手表铺等的财物被抢“十去八九”。接着,保定、天津等地军队也相继哗变。尽管变兵自我约束不得犯租界,但兵变发生后,北京的外交使团立即采取措施,日、英、美、法、俄、德各国纷纷调兵入京。京师局势紧张顿趋紧张。

    3月2日,蔡元培、汪精卫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称在各国反应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尽快建立统一政府为当务之急,其他皆可迁就。在3月4日的电报中,蔡元培、汪精卫说得更为直白,认为临时政府也可设在北京,袁世凯就在北京就职。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接受了袁世凯在京就职的请求。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让位和袁世凯的窃取临时大总统职而失败了。

    多年之后,胡汉民在其自传中透露,武昌起义后,黄兴力主南北和解,并写信给汪胡二人,表示如和议不成,“惟有割腹以谢天下”。因此,汪精卫乃竭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胡汉民则力挽孙中山议和。对于辛亥革命后的纷乱政局,胡汉民自己也认为,他和汪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汪精卫此番进京,虽劝袁南下未成,但参加了袁世凯3月10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仪式后第三天,他便与蔡元培一起,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说明他们在北京兵变后采取变通办法,同意袁世凯“以电宣誓,即在北京就职”等经过情形。3月13日,蔡、汪相偕离京,赴汉口会晤黎元洪,然后乘船东下往南京。

    最终反袁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许多领导人都有一种大功告成、功成身退之感。汪精卫自命清高,更是倡言奉行“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的“六不主义”,认为革命既已成功,政治上便可以休息了。与陈壁君新婚不久,他即独自前往法国,过其“小休”生活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汪精卫游历欧洲、寄情文学时,1913年3月,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反对袁世凯专权的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4月26日,袁世凯与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6月,袁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等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属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去李、柏、胡职务,并派兵南进,进驻江西,发动了内战。

    宋敦仁遇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访问,闻讯后立即赶回上海,主张对袁世凯立即兴师讨伐。汪精卫与蔡元培于6月2日从法国赶回上海。6月8日,二人联名通电,主张调和南北感情。汪当时对袁世凯仍抱有幻想,主张以法律解决南北纠纷。6月中旬,他通过张謇将自己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撒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

    对于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要以国事为重,至于个人进退,“一以淡字诀处之”,同时给汪精卫冠以“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的高帽,邀汪精卫进京商讨。对于汪精卫通过张謇所传方案,袁世凯则回电表示考虑。

    但汪精卫还没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7月19日,反袁战事兴起之时,汪精卫还与蔡元培致电袁世凯请其辞职,以息战祸。电文称:“流天下血,以争公仆,历史所无,知公必不出此。望公宣布辞职,以塞扰攘。”此时的袁世凯,战争准备已充分,给予的回复是以全部武力消灭国民党人。

    很快,独立各省先后被袁军攻陷。9月1日,南京失陷,孙中山转赴日本,“二次革命”失败。汪精卫则拒绝了袁世凯北上之邀,9月3日重赴法国。

    直到1917年1月,汪精卫才从法国至英国,经挪威和俄国西伯利亚辗转回国。9月,孙中山成立广州军政府,以讨伐段祺瑞、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汪精卫则出任秘书,并一度代理秘书长,协助孙中山处理党务和军务。而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其称帝的呼声中,已于一年前的1916年6月6日去世。

    袁世凯大汪精卫24岁,同是肖羊;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评价说:“袁世凯、汪精卫,一为能臣,一为才士……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共同的生肖,共同的人生交集,共同的晚节不保……这样的巧合,不免令人唏嘘。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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