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之女回忆：戴笠左右了父亲一生

从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务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时,我还不到半岁。1949年8月，云南和平解放前夕，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去了香港,当时我4岁。1949年12月，父亲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成“被俘战犯”交给了解放军，进了监狱，从此与母亲失去了联系。1950年，母亲让大舅带着我和大姐回长沙打听父亲的下落。大舅听说父亲被捕，就把我寄养在长沙的伯外公(外公的哥哥)家里。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伯外公一家人不敢把父亲的事情告诉我，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提，更别说他与戴笠的渊源了。

1960年底，父亲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伯外公从报纸上得知后，才告诉我父亲的名字叫“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而且还活着。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想要去找父亲。几个月后，父亲从香港母亲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地址，主动来信跟我取得了联系。1961年暑假，他把我接到北京玩了一个礼拜。十分宠爱我。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父亲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在长沙参加完中考后，也破例转学到北京上了高中。这时,我才对“父亲”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父亲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

父亲少年时，一直对比他大10来岁的姐夫余乐醒极为敬佩。余乐醒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北伐时，他曾担任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后又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上初中的父亲积极跟着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斗，因此被学校开除。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湖南，父亲便决定去上海，投奔定居上海的余乐醒，想追随他去抗日、干革命。可是，等他到上海时，淞沪抗战早已结束，余乐醒也已脱党，被戴笠请去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父亲依然对他敬佩有加，一心要跟随他干。余乐醒拗不过他，就安排他在身边当了个联络员，负责给上海特区管辖的四个情报组送文件，取情报。可是，余乐醒没有想到，父亲这个小联络员，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

伪装记者搞情报

复兴社刚成立时，戴笠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思想复杂，有些人的资历比戴笠还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戴笠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急需培养心腹。

戴笠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自己兼任特训班特派员，办公室就设在警官学校里。父亲一次奉余乐醒之命到杭州去给戴笠送信，戴笠一见父亲那么年轻、单纯，还带几分孩子气，就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戴笠一改往日对部下的严肃，对父亲格外和蔼。除了邀请他共进午餐，还破例给了父亲100元钱。戴笠说自己的儿子与父亲同岁，正在上海读大学，邀请父亲与他儿子放假一起到南京玩。

戴笠的态度让父亲受宠若惊，他一回上海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余乐醒。余乐醒也很奇怪，他估计这是戴笠有心要栽培父亲。不出所料，几个月后，上海法租界原情报组组长情报不实，被解职关押，戴笠指定父亲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个决定把父亲吓了一跳。他知道，情报组组员的成分复杂，不仅年龄都比他大得多，而且阅历都很深。他们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而自己只是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19岁青年，怎么管得了他们?所以他连连拒绝。戴笠笑着鼓励他说：“多动动脑子嘛!要让组员服你，首先你自己要学会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个锻炼机会。”

听他这么一说，父亲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了不辜负戴笠栽培，不辱没“革命先锋”的称号，父亲决心把工作干好。为了刺探情报，他曾干过消防员和其他的一些工作，但都打听不到什么情报。后来，父亲在咖啡厅认识了一个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便毛遂自荐给湘光通讯社当义务通讯员，搞到了一个记者证。从此，他化名“陈沦”，挎着个照相机，戴着记者证大摇大摆地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戴笠没想到父亲如此能干，对他更加赏识。

在完成一次暗杀任务后，1934年初，戴笠下给了父亲一个公开身份，让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任少校行动组组长，这是为了掩盖父亲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和行动组组长的秘密身份。

爱情和婚姻无法自己做主

当年，父亲年轻好胜,血气方刚。他对自己的公开身份比秘密身份感兴趣得多。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专门追捕、缉拿偷扒抢窃刑事罪犯，父亲到警备司令部后，主动破获了好几宗抢窃、偷盗大案，被小报称之为“神探”。他原以为戴笠会因此表扬他。可是，当他得意地向戴笠汇报时，戴笠却责备道:“你别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别忘了，清共除奸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至此，父亲才明白，他所在团体的真正使命就是确保蒋家王朝的统治，打击一切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和反蒋人士。

戴笠不但一心要把父亲培养成一个军统骨干，而且对父亲的爱情、婚姻也予以干涉。

父亲20岁当了少校行动组长之后，曾经爱上了一位左倾杂志《女子月刊》的女编辑白云，两人感情极好，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可是，由于白云曾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深受陈嘉庚爱国思想的熏陶，思想“左倾、激进”。她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大都是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或“左联”成员。所以,当父亲告诉戴笠，他准备跟白云结婚时，戴笠坚决反对。

其实。父亲跟白云热恋时，早已有人向戴笠作了汇报。为此，戴笠特地让人多方打听白云的情况。父亲曾作了各种努力，但还是得不到允许。上海抗战爆发后，白云毅然随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去了延安。

1938年上海沦陷后，父亲被派到湖南临澧特训班任教官。他依然对白云念念不忘，多方寻找她的下落。后来，父亲终于找到了白云在延安鲁艺的通讯地址，跟她取得了联系。可是，因为戴笠规定，不得与延安的亲友通信，通了几封信后，父亲的做法便被任特训班副主任的余乐醒发现了，即刻被严厉制止。从此，便与白云断了联系。

不久，父亲作为特训班教官，教授学员游泳。一日，他救起了一位误入深水区的女学员，发现这位女学员不但笑起来很甜美,而且性格开朗活泼，爱唱爱跳。父亲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此人就是我的母亲粟燕萍。然而，当时戴笠办特训班的目的，是把毕业的学员派往敌占区，所以,严令禁止师生、学员之间谈恋爱，父亲也不敢造次。可我的祖母认为母亲端庄清秀、大方得体，长得一脸福相，非常赞成他们的婚事。祖母说服余乐醒来打通戴笠那一关，成全他俩的婚姻。

当时，特训班的师生对他们订婚之事反应很强烈。余乐醒不得不把我母亲关了几天禁闭，并对戴笠谎称，我父母是早年定下的娃娃亲，母命难违。戴笠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未予追究。我父母结婚后非常恩爱，10年之间就生了6个孩子。父亲知道戴笠是对自己网开一面，所以更加对他感恩戴德。

戴笠对父亲也确实是宠信有加，1941年到1942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让父亲连升了三级，从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副处长，继而又晋升为军统少将总务处长。当年，父亲刚刚28岁，这在军统局是绝无仅有的。若不是戴笠对父亲的格外宠信和提拔，以父亲的年龄、资历和家庭背景，都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上空坠机身亡。当天下午父亲正在练习跳伞时，得知了戴笠身亡的消息，他难过得如丧父母，连夜赶往出事地点，亲自处理戴笠的后事。以后每年的这一天，父亲都会在心里或日记上悼念一番。

父亲被特教后，对戴笠个人的感情依然念念不忘。他还曾经独自一人跑到南京戴笠墓地去祭奠他。只不过，父亲已认识到:戴笠和自己曾经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残酷迫害，确实是罪不可赦，令人痛恨。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