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得意者眼中的黄金时代,却也是他们,毁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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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10日,上海。
作为上海滩黑帮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此刻正享受着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天,他费时一年多营建的杜氏家祠正式举行入祠典礼,几万人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延绵达数公里之长,纷纷来给这位上海滩的黑帮大佬祝贺捧场。
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孔祥熙,到国民政府两任前总统徐世昌、曹锟,到大军阀段祺瑞、吴佩孚,乃至国学大师章太炎,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甘格林,甚至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当时的黑白两道,无论中外,都纷纷托人送来厚礼,来给这位江湖大佬捧场子。
▲1931年,杜氏家祠落成庆典的合影之一。
在这场祝贺宾客及事务人员高达几万人的入祠典礼中,杜月笙连续摆了几天的盛宴招待各路宾客,而其他伙食酒水的准备,更是前后达一个月之久,可见人员盛况。
1931,这是一个,中国黑社会的巅峰鼎盛时代。
但对于这种繁华盛世,当时,作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仍未叛国投敌的张啸林,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代结束后,张啸林就有了某种早熟般的预感:
“我敢保险,不出三年,黄浦滩要变成一个新世界,赌与土(赌博、鸦片),恐怕要给他们连根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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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正享受着自己的辉煌时刻,但张啸林和杜月笙暗地里都有一种忧虑:民国的乱世中,某种他们无法左右的力量,正在裹挟着他们,走向毁灭。
早在1927年协助蒋介石血腥“清共”之后,杜月笙从心里,就觉得某种隐隐的不安,为此,他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做了两手准备:
为了应对现代化的浪潮,经济上,他把自己正是巅峰时期的黄赌毒事业,开始部分转型去做正当的营生,开始从全力经营黄赌毒,转向兼顾投资金融、船运、棉纱、面粉、瓷器等现代工商业。
▲上海滩黑帮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政治上,面对“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路军阀和日本人、各个列强势力交织的民国乱世,杜月笙也开始了分散“投资”:对于自己昔日血腥清洗的“共匪”,他也进行了巧妙“赞助”:
对于共产党员杨度,他机智地予以保护;在杜月笙的默许下,杨度的寓所,甚至一度成为中共的秘密接头点;杜月笙还与中共的特工领导人潘汉年进行合作,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并收中共党员、电影明星金山为关门徒弟。
抗战时期,支持抗战的杜月笙又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组织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且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共募集教育文化经费;杜月笙并且公开表态: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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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民国的乱世中,黑帮、黑社会,是一股各种政治势力都积极拉拢、不敢轻视的实力派:国民党利用它管理乱世,共产党对它积极“统战”,日本人软硬兼施,但作为黑帮,杜月笙,对于自己的时代定位,显然有着某种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的黑帮前辈们,在革命时代中的遭遇,已经开始让它心生畏惧。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各种夹杂着黑帮色彩的会党和帮派,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主力军,孙中山本人,更是在1904年在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并开山堂“大陆山”,奠定了他本人在洪门中的大哥地位;而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从本质来说,其实也属于洪门属下的一个分舵;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和帮派,无论是出钱还是出人,对革命都是有过大功劳的。
但在1912年民国成立后,当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第一时间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要回国参政的时候,对此,孙中山非常尴尬,并予以了拒绝。
革命与会党扯到一起,需要的时候固然是好,但眼下革命胜利了,说出来,实在不雅。
当时,国内各地的革命党也心有戚戚焉,于是,在各地革命党的默许下,革命党人开始对各路会党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是湖南都督、湖南洪门领袖焦达峰被杀;接着哥老会成员、四川都督尹昌衡也叛变,并对四川全省的会党进行镇压;在广东,参加过多次革命的洪门领袖许雪秋、黄明堂、关仁甫也纷纷被解职或镇压。
▲被历史有意无意模糊的是,孙中山也是洪门的大哥级人物。
在江西,革命军政府发布了《解散洪门、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
难登大雅之堂的会党成员们尴尬地发现,辛亥革命后,不仅是革命党,就连民间的舆论,也都对他们嗤之以鼻,他们俨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准备组建中华革命党,并且再次动员洪门人士加入,此外,孙中山再次致信美洲的洪门,准备进行第三次革命募款,对此,感觉被孙中山等革命党欺骗了的洪门人士回信说:
“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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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会党复杂多变,但仍然是一种,需要“统战”和可利用的“革命”力量。
责任编辑:王海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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