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秋瑾的恩恩怨怨

在中国只要念过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鲁迅的。他祖籍浙江绍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

出身于封建没落官僚家庭的他，1904年初去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来因课间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过程中，中国人体现出的麻木不仁令他深受刺激，他决意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宗旨弃医从文，最终成为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文豪大家。

单凭印象，很多人可能认为鲁迅年龄比秋瑾大。其实，秋瑾反而比鲁迅年长约6岁，秋瑾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后来改名瑾，字竞雄，她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

别看秋瑾是女流之辈，凭着“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一腔热血，她与徐锡麟、陶成章并称“辛亥三杰”。秋瑾不仅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是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第一位女烈士，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后人把她与鲁迅、周恩来并称“绍兴三杰”。

鲁迅和秋瑾算是同代人，也是浙江绍兴同乡，都具有反对满清帝制、追求民主的革命思想，而且两人都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东渡扶桑留学，只是年轻一些的鲁迅比秋瑾大约早一年到达日本求学（鲁迅1902年3月赴日；秋瑾1904年4、5月份赴日）。

鲁迅和秋瑾在日留学期间，都积极参与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的一些集会活动，他们也都是“同盟会”成员。特别是性格外向、豪爽的秋瑾广泛结交留学生中的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志士仁人。

这两人因拥有众多的共同点，起初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总体上看，自小就扛起家族重担、严谨严肃的鲁迅对秋瑾是比较欣赏和推崇的。这个从鲁迅的一些著作和相关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

如鲁迅在其《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写到：“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鲁迅的《范爱农》一文中有：“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鲁迅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中再次提到：“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曾担任过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自称为鲁迅“私淑弟子”的现代学者许钦文曾经在自己文章中记述过一段鲁迅先生同他的谈话：“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喜欢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的秀气，但人品很高。”

一方面鲁迅钦佩其性格、气质、人品；另一方面多次流露出对秋瑾被害的愤怒和人们遗忘其事迹的批评和谴责。可见，鲁迅对秋瑾基本上是正面嘉许和肯定的，这也是他们一度能成为好友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若非如此，“深通世故而又偏不世故”的鲁迅根本就没必要和秋瑾敷衍。

但是后来鲁迅和秋瑾在一些事情上有诸多分歧，渐行渐远，甚至渐生龃龉也是事实，两人的朋友关系也就基本终止了。这个主要是由于两人不同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两人对中国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具体实施策略和路径的分歧造成的。

鲁迅童年时,由于祖父周介孚卷入科场作弊案久拖不决，父亲周伯宜又长期抱病，久拖不决就要不断的上下打点；长期抱病就要常年求医抓药，周家急剧衰败、困顿。鲁迅作为家中长子,很早就要扛起家庭重担。家族内部和社会上的世态炎凉，让幼小的鲁迅饱尝人情冷暖、经济窘迫，在他的内心深处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些造就了鲁迅很小就有家族责任感，克己自省，严肃、冷静、务实等性格特点。

相对而言，秋瑾的成长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她祖父的福建云霄厅（今漳州市）同知、父亲的湘乡县督销总办都是有油水的实职官，夫家也是湘潭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曾国藩的表弟王殿丞家。

在满清封建帝制的封闭时代，她算是一个另类的大家闺秀，自幼喜好诗文，尤慕剑侠，豪爽奔放；稍长，随四表兄习棍棒拳术、骑马击剑；成年后也经常会聚三五好友，或抚琴下棋，或放饮赋诗；这样造就了一个后来善骑射，挥刀舞剑、跨马携枪“鉴湖女侠”。

也就是说秋瑾是一个经济优裕，自由豪放环境下长大，基本算是“散养放养”型，所以成年后的秋瑾蔑视封建礼法、外向奔放，快意恩仇。比如当时大宅门里的名门闺秀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会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女客”票。秋瑾随着在户部做主事的丈夫客居北京时，却常常堂而皇之地坐着西式马车去听戏，开创了上流社会女性进园子的先河。

中国人常说“宁拆三座庙，不毁一桩婚”，想当初湖南豪绅陈范曾经携带两名小妾远赴日本红袖添香读洋书，秋瑾对陈范这种拥妾而骄、玷污同胞的声誉的行为十分反感，于是她极力促成这两妾脱离陈范走向独立；后来陈范贪图财货将女儿许配给广东廖姓富商为妾，秋瑾又大举鞭挞，撮散了婚事。

还有一次，秋瑾和好友同游上海张园，其间暂歇品茶时，秋瑾看见一名日本留学生与一中国雏妓共乘马车，举止轻狂放浪至极，忍无可忍的秋瑾上前用日语狠狠地训斥得那个日本人灰溜溜地逃走。

在救国救民的革命实践中，秋瑾善于结交，敢说敢干，特别是行动力超强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积极登台演讲，创办报刊，发表文宣，并参加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革命性热门帮会，如“共爱会”、“秘密会”、洪门天地会（并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还先后以“锐进学社”、“中国公学”、“绍兴女学堂”、浙江南浔“浔溪女校”、 绍兴“大通学堂”等为阵地，组织、培养和串联革命力量，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

反观鲁迅，在救国救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更多的是以笔和文学作品作为“匕首”和“投枪”做出贡献，着力于革命理论的探讨和“国民劣根性”的救治为主要着力点。他首先是一名（思想）革命家和文艺战士，他所进行的是思想上的革命，旨在唤醒民众自觉的民主和革命意思，也就是从最根本的思想上入手，即医治人们的内心、思想，远远比肉体上的疗伤来得重要。

再加上前文说的鲁迅的家庭责任感和谨慎性等原因，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早期采取的个人或小团体出击的革命“暗杀”活动是抱着审慎态度的。鲁迅亲眼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进行军事袭击，生死莫测之际，他自己坐在那里仍然谈笑风生，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已”。

所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表达了对“暗杀”的看法：“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鲁迅曾回忆：“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正因为鲁迅不愿意像“黑社会”马仔一样，不顾一切地去搏命，否则就是孬种。所以受到主张激烈手段的秋瑾等人的误解和攻击！性命都托付给“组织”了，鲁迅要求“组织”对老娘如何处置有个“说法”却得不到，这个也太勉为其难了！大名鼎鼎的的战国四大刺客之一——聂政不也是“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的疑虑解决了才行动的吗？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客观地说，该规则的主要宗旨是让留学生好好学习，约束和限制他们利用留学搞革命活动或者混文凭。

当时日本报社的“标题党”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断章取义为《取缔规则》进行报道。留学生们一听“取缔”二字，怒火中烧，立马抗议！在抗议大会上，分成了两派，以秋瑾等人为代表的自费生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态度相当激进；以陈叔通、汪精卫、胡汉民、许寿裳、朱执信、鲁迅等为代表的官派老生不主张退学，被称为“维持派”。

两派争论异常激烈，“激进派”甚至组织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巡视，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遭到群起围殴。

事实上，当时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都担心众多具有革命意识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他让汪精卫在东京创办了“维持会”，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

据说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秋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其实，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日本人永田圭介在其著述中的误传。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在《记秋瑾》中说所述，在1905年到了12月底，秋瑾作为“退学派”的中坚决定退学回国，浙江留学生同乡会为她召开送行会。在会上，秋瑾慷慨陈词，并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立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由此看来，不管孰是孰非，鲁迅和秋瑾在革命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策略上分歧很大，所以渐生龃龉也是可以想象得到，两人最后形同陌路，不再往来。

1907年7月6日，秋瑾的绍兴同乡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他弟弟徐伟供出准备与徐锡麟一起率领“光复军”在浙江响应的秋瑾。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

秋瑾壮烈牺牲之后，鲁迅出席了留学生浙江同乡会举行的追悼大会。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秋瑾逐渐为人遗忘，可鲁迅却一直没有忘记她，并写过许多文章追念她，缅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鲁迅著作《呐喊》中的名篇《药》一文中，未正面现身的主人公夏瑜就是暗喻秋瑾（“夏”对“秋”，“瑜”寓“瑾”）。《药》中两个家庭——华（老栓）家和夏（瑜）家（“华”、“夏”合在一起即中华民族），华家儿子华小栓得了痨病，夏家则出了革命者夏瑜。华家的病需要吃人血馒头，而夏瑜的血则通过刽子手转移到华家。华小栓吃了蘸有夏瑜人血的馒头，毫无作用，华家和夏家的人一起走进了坟墓。

鲁迅赞扬了夏瑜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但同时也艺术地指出了他的斗争的悲剧性，既不为群众所理解和支持，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甚至夏瑜的母亲也不理解反而感到“羞愧”，揭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脱离群众的弱点。但是第二年清明时节坟头出现的花环（“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正是对这“寂寞奔驰的猛士”的慰藉，说明革命者仍被怀念，革命的火种不会被扑灭，是黑暗中的希望。

总之，鲁迅对秋瑾的态度是复杂的，在这篇小说里得到集中体现。他肯定并敬仰秋瑾的革命行为，但是对秋瑾的某些激进举动有所保留，认为有些近乎轻率和盲动。整体上看，鲁迅和秋瑾的关系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