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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庐山谈话上,蒋介石这样看待中日持久战

    时间:2017-11-17 09:30:50  来源:互联网  作者:杨天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 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 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之族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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