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自白：9.18事变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

        九一八乃是国耻，东北军的“不抵抗”亦众说纷纭。作为九一八的后续，张学良当年不放一枪所造就之“锦州撤退”，或许是管窥当日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抗日博弈的一个极好的视角。

一、南京政府明令抵抗，但东北军仍不放一枪一弹撤出锦州

       如果说“九一八”骤然事发沈阳，南京及张学良均猝不及防的话，那么，“锦州撤退”事件，南京与张学良之间反复磋商逾月，最终仍以不抵抗告终，实可喟叹。

1、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曾明确要求张学良“切勿撤退”、“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东北军大部分撤至锦州，张学良亦将辽宁省府迁移至此，锦州之得失，实已关系东北全局。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11月25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顾维钧代表南京政府致电张学良：“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且近日传闻日、俄将有日占北满、俄占新疆之说，如果属实，例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12月5日，顾维钧再次致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12月8日，蒋介石亦亲自致电张学良，“万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复。”

       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张学良：“张主任学良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域，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怠，此令。国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电张学良：“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并堪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甚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俞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2、张学良也曾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并前后三次致电南京请求中央援助

       据日人关宽治《满洲事变》一书记载，中国方面在锦州问题上坚决抵抗态度，曾促成关东军要求增派师团加强力量：“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在张学良的角度，亦曾表示过“已有牺牲决心”，并三次致电南京，请示战和决策及寻求援助。如其12月26日致电南京称：

        “国民政府均鉴：奉有电敬悉，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足，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良职责所在，誓效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竟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张学良叩。宥酉印。”

3、但东北军最终仍以“不抵抗”的姿态，退出了锦州

       就上述史料大略观之，似乎南京政府与张学良在锦州是否“抵抗”这一原则问题上并无分歧。其实不然，南京及蒋介石、顾维钧等人一再要求张固守锦州的电报，并非无的放矢。

       与南京相比，张学良对日和谈的欲望更为强烈。南京政府曾拟引诱外国军队介入天津，以牵制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军事行动，亦曾拟派财政部所属税警团5000余人赴津归张学良指挥。当然，南京方面并未放弃和平努力，曾一再寻求英、美、法公使的援助，希望划出一个中立区，以保障锦州的安全：“倘日本坚持要求我军撤退，我军可自锦州退至山海关，但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地域内中国之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但英美均不愿出面担保，且力劝中国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有鉴于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决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惟万一彼仍步步进逼，则自不能不取正当防卫手段”。

       张学良也有划中立区以保锦州安全的想法，且拟越过南京直接与日方谈判；其谈判条件也远较南京政府为低。只有两条：“第一，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第二，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至将来日方如派代表时，总宜舍军事人员，而用外交人员。”如此，南京政府寻求英、美等国介入，“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这类保障条件，张学良未提一字，而排斥英美介入，正是日军当日对南京政府所提的要求之一。无疑，这说明张学良在划中立区这个问题上，比南京政府要积极得多。

       在南京政府确定不放弃锦州的方针之后，张学良实际上也未作死守锦州的战略战术准备，反而自11月底12月初开始，即拟撤出驻扎锦州一带的东北军主力，以致于外交部长顾维钧于12月3日紧急致电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日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再次劝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但张仍坚持自锦州撤出两个旅。顾维钧闻讯再度立即致电张：“惟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缘日人诡计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但这类劝告似乎并无效果，日军12月27日进攻辽河，逼近锦州，据驻榆关日守备队侦察，迄31日午间，经山海关的东北军军列14列，兵数1万余人，马2200匹。1932年1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攻占锦州之令时，东北军主力已全数撤出锦州一带，日军几乎末遭到东北军的阻击和抵抗；1月3日，几乎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张学良则致电南京政府：“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外持，至于江(三)日失守锦县。”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三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二、张学良的解释：“要玉碎不要瓦碎”

        “锦州撤退”是张学良在极其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局势中所做出的极其错误的选择。胡适曾评价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实可谓中肯之言。

1、蒋介石的下野，对张学良固守锦州的决心，确实是个不小的冲击

       关东军进攻锦州，恰逢国民政府内患剧烈之时。12月15日，蒋介石因两广派排斥而宣布下野，孙科内阁上台。孙科内阁与蒋介石不睦，亦视张学良为政敌。张氏之所以在对日和谈设立中立区问题上远较南京政府积极，且欲绕开南京自行与日方和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害怕自己成为南京对日和谈的牺牲品——当时日本政友会总裁、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且力主中日亲善的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预定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南京与其密使萱野长知展开谈判，双方曾秘密内定任命居正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居正到任后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时改组东北各省行政组织，并按照日方要求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所有悬案。

       但此一秘密协议，并未能取得日本军、政两界的认可，亦为张学良所侦知。张氏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即无视蒋介石、顾维钧及南京政府的敦劝，执意将守备锦部队悄悄撤至关内，与此当不无关系。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命令称：“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张氏不抵抗放弃锦州之意，已了然无疑；其26日致电南京声称““已有牺牲决心”，不过是外交辞令罢了。”

2、南京之援助不可仗恃，也是张学良对死守锦州无信心的缘故之一

       对南京的援助无信心，也是张学良不愿死守锦州的原因之一。东北沦陷后，张学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蒙受重大损失，南京三次命其“死守锦州”，张氏则三次请援，虽有以援助胁迫南京之意，但东北军弹药不充裕，也是事实。南京曾于12月26日明确表示军援“迅即筹发”，29日又改称“款项械弹”补给“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到31日，东北军尚无“无一弹一钱之助”。“东北军下级军官”亦以此声讨南京：“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奉命守备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更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3、张学良对东北军内部辩解：“要玉碎不要瓦碎”

       锦州之不抵抗，张氏不但须向国人交待，亦须给东北军将士一个解释。据东北军将领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记记载：“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是指全国抗战而言，所谓“瓦碎”，是指东北或锦州的单独抵抗而言。换言之，张学良坚持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一日未能发动对日全面抗战，则东北军一日不能誓死抗敌，决不“瓦碎”。张的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论，在1932年汪精卫亲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时，被再次提出，张拒绝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对全面抗战）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全面抗战”与否，成了张手里用来对付南京的一面极有效的盾牌。张氏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的理念，其实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就已明确说过：“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远远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锦州撤退”时，张的观点仍未改变：“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也就是说单凭东北军的势力，根本无法与日本侵略者抵抗，孤军奋战其结果可能是全军覆火，为了保存实力只好放弃锦州。

        张学良放弃锦州，在保存自身实力方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虑。当时关内局势，韩复榘、阎锡山环窥东西，平津等地反张运动方兴未艾。有论者谓：设若张氏九一八之前未将东北军势力拓展至华北，则张氏多半势必率东北军奋起抵抗。但张氏既有华北为其根据地，则在对日抵抗问题上，不免多有犹疑。

        当时日方的分析，也认为张学良放弃锦州的最大的原因，是要保存自己实力：“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

        锦州撤退，张学良有置军阀利益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嫌疑，难辞其咎。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