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一)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磨擦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国共双方在国内的地位发生此消彼长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所以说皖南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关节点的地位，因而它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多年来，皖南事变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是中共方面的，日伪方面、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研究得比较少，本文即想就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关系作一粗略的探索，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抗日策略

1、抗战态度

我们现在来看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坚决抗战！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31日记载：“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设或与倭妥协，即或答应其要求，甚至承认伪满，但其一遇国际矛盾冲突之机，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不止。”

1940年9月德、日、意三国同盟成立以后，针对严重的国际局势，蒋介石提出了坚持抗战的办法，表明其坚决抗日的决心。他在1940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积极移民之状况，绝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对海南岛等沿海岛屿之交还?我能巩固西北与西南之根据地，倭寇亦无力西侵（既然认定是下策，必不会采用——引者注）。(二)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因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陷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国嫉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与我国仍可联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展开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甚或俄已在英美战线上联合作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三)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独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事实清楚得很，蒋介石就是采取了这条上策，与日本周旋的。

２、抗日策略

A、持久抗日

在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制定了，蒋介石制定了全面抗战的持久战总战略，即，“以攻为守、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 —— 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同时确立了第一期抗战“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进一步解释说：“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此时，各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这个持久战略构想的要点是化南北抗日防线为背靠大后方的西东抗日防线。

以中国军队之一部对华北之敌相持久，确保山西；相机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取攻势，以迫诱日军转变其同北向南的作战线路为沿长江由东向西。此一战略指导，获得了下列战略效果：第一，日军仅能压迫中国沿通往大后方之补给线撤退，无法迫其决战，因而日军“速决战略”计划破产。第二，中国军队不仅能确保其补给线之安全，且获得充裕时间，将东南地区之人力与物力迁移于大后方，从事整备建设，这为蒋介石坚决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三，使日军补给线延长，且无法发挥其海上优势，增大其作战困难。历史证明，这些构想是比较切实的，在实施中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B、暂不宣战

今天回看历史，近代史家则认为，蒋介石拖延不与日本宣战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正确的抗日战略，是能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措施之一。拖延对日宣战的主要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主要理由是，中国的兵力和经济实力都严重不足。三十年代初，日本陆军可以出征的兵力为448万，中国只有230万。日本海军力量是中国的30倍，日本还是世界第一个造出航空母舰的国家。所以，日本信心百倍地叫嚣3个月亡华。

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在没有英美的援助下及早与日本宣战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当时，英美等国都指望中国对日及早宣战，因为，只要中国与日本宣战，中国就成为主要消耗日本的牺牲国。中国就可能真的如日本叫嚣的那样，经不起3个月的消耗而亡国。日本灭了中国后，必然和德国联合灭苏联，日本经过与中国和苏联相战的巨大消耗后，美英再打日本便成举手之劳。蒋介石精明地看到英美隔岸观火的意图，他不愿中国成为消耗日本的牺牲国，他要拖到美国与日本宣战后才与日本宣战，借着美国的力量共同打日本。为此，蒋介石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目标。

C、敷衍谋和

整个抗战期间，中日之间共有五次谋和行动，但均为日方提出。孙子说“持战以久，无国获利”，所以战时谋和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主张保存力量对付苏联和美国，因此要以华制华，力图与中国谋和。只要中国的和平要求在日本许可的程度内，日本是愿意满足的。显然蒋介石坚持与日本接触，不拒绝和平行动，但是要求超出了日本人许可的限度，所以一再谈不拢但达到一个目的——拖延了中日战争的时间。蒋介石除了以谋和为拖延之策外，还以谋和达到堵党国诸君（企求与日和平的那部分人）之口的目的。

D、联共抗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937年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蒋介石在讲话中说：“此次共产党发表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是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蒋介石决心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就必须联合中共；中共自然也是坚决抗日的，要抗战也就必须联合蒋介石。这是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在这个前提之下，所有的国共冲突必定是有限的，所有的主动发起冲突的一方必定要蒙受政治上的损失，接受公众的批评，人心的丧失，除非有了政治上能说得过去的理由。蒋介石要想消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必须要找到这个充分的政治理由，我们可以设想，蒋介石走向皖南事变的过程，就是寻找这种政治理由的过程。

（二）蒋介石的限共政策——早期的政治解决

（1）国共合作形成后，蒋介石并不信任共产党，于是在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过程中，企图插入国民党人员，以达到牵制或控制新四军的目的。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国共双方仍然是互不信任的，蒋介石始终想监督和控制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共则坚决反对。在新四军领导人选择问题上，蒋介石向中共方面明确表示：“各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最主要的还是在军长人选上，他想派自己的亲信出长新四军。共产党当然反对，最后周恩来请出叶挺，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才算消弥。从国民党立场来看，因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方面不会信任他，这样他蒋介石就有机会去团结争取叶挺，从而控制新四军，以后围绕叶挺辞职，蒋介石也是大做文章，企图借机安排一位亲信出长新四军，以达到控制新四军的目的。在与各南方各游击区谈判时，蒋介石也是想千方百计安插国民党方面的人，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在和武汉当局谈判时，就因政策不明，接受了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的要求，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让他们通知傅秋涛部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认原定条件，重新谈判，并做了具体指示。

此外，国民党方面在与中共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谈判过程中，直接采取阴谋手段，将红军游击队缴械，最典型的是漳浦事件。1937年春天，当时的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何鸣 与当地国民党驻军157师谈判达成协议，将红3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部队改编后，国民党当局要求将独立大队集中到漳浦县城孔庙驻扎点验。蒋介石派余汉谋亲赴漳浦策划，7月16日，157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要求红3团全军集中到当地的运动场，随即将其包围缴械。此外还有多起类似事件。中共方面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从而粉碎了蒋介石的政治阴谋。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政治解决新四军的心计。

（2）让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前线和敌后，借日军之手加以打击，让其自生自灭是蒋介石抗日战争初期的如意算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取得了长足发展，蒋介石采取了多种政治办法力图加以限制。

1、《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国共合作以来，让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前线和敌后，借日军之手加以打击，曾是蒋介石的初衷，但是结果却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改编，随即进入华北抗战，到1938年底，八路军就发展到16万人左右； 作战地区也从山西（这是蒋介石指定的作战地区）扩大至河北、绥远和山东，成为华北敌后主要的抗日力量。新四军进入大江南北敌后抗战时，全军只有10300余人，6200余支枪，但发展势头很猛。第一、二支队很快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迅速向北发展，进入苏北，造成了足跨大江南北的有利态势。第三支队创建了皖南抗日基地，第四支队则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以第八团向寿县、合肥、全椒方向出动，到皖东发展，而第七团向皖西方向的六安合肥公路和安庆合肥公路全线出击。 按照毛泽东意见到达豫南竹沟的彭雪枫，也根据华中形势东进豫皖苏地区。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0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华中新四军对日伪作战2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余人，自身也发展到8万余人。面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很是恐惧，在日军战略进攻停止，将主要力量投到占领区对付共产党之后，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大会上不仅公开提出要共产党统统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而且在内部更明确主张：对共产党必须“以严正的态度来教训管理他”。 会议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地各部门依据实际情况拟定对付异党的对策和办法。第三战区和安徽省都出台了一系列的防制办法。

2、压迫华中新四军四、五支队南调，取缔中共领导的华中地方游击队。新四军挺进华中后，分别在桂系盘据的大别山根据地东、西地区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给正准备依据大别山向安徽敌后渗透的桂系以极大的不安。于是乎，桂系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开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态度发生明显右转。 在安徽，廖磊开始向蒋介石状告第四支队的种种“不法”行为， 要求将从豫南东进的彭雪枫部、南下的八路军张爱萍部、彭明治部及八路军陇海路南进支队调走，“使归还易于指挥监督之地”；坚决限制新四军扩编，反对成立第五支队。1939年9月1日，桂系又制造了“鄂东惨案”，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共产党人被枪杀“百人以上”。鄂东事件后，蒋介石与中共争夺华中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压迫华中新四军南调，取缔中共领导的华中地方游击队。

1939年9月17日蒋介石下令叶挺，“迅将该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作战”。同时电令“李长官、严主席取缔”新四军在相关地区的活动。 11月15日，蒋介石再电安徽当局敦促新四军正规军执行南调命令。12月7日白崇禧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要求江北新四军过江。

进入1940年之后，国民党内主张用军事手段对付中共的声音日渐其高。受此影响，蒋介石也跃跃欲试，但顾及统一战线，他想在对付共产党时，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局部斗争” ，“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他严令：第三战区应严密注意防范区内新四军及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命令李品仙、韩德勤等要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重点是东西两面夹击刘少奇坐镇的皖东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到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顾祝同立即按蒋介石命令进行了军事部署，当然主要的一手还是与新四军军部进行谈判，要求新四军执行南调命令。

1940年4月中旬谈判开始，新四军军部为缓和矛盾，主张叶飞部和张道庸（陶勇）部 南调应付局面，但遭到中央否决。中共中央决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南调命令事实被搁置。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斗争方针，江北新四军在刘少奇的指挥下，经过津浦路西自卫反击战和半塔保卫战分别将李品仙和韩德勤的进剿行动击败，蒋介石企图通过一纸命令（新四军南调）政治解决华中问题的幻想破灭了。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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