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四大用人标准，有一条是底线！

晚清名士王闿运在比对中兴三大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的用人时言简意赅地指明：

“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

这里只谈左宗棠，先不论其有无容人之量的气度问题，能够获得素来狂放自傲的王圓运一句“能访人”的称誉，实在是难能可贵，左宗棠知人之明可见一斑。

纵览左宗棠一生的用人，可见其对人才的要求大致包括以下四端：修正学及经世之学、真八股之士、刚明耐苦、廉干。

左宗棠入仕之前的治学以经世致用之学及程朱理学为主，科名之学为辅。因此，左宗棠对人才的判准也以修习此两门学问之人为轨辙。左宗棠尝言：

“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

易言之，咸同年间天下动乱不堪，其罪魁祸首可归咎于学者们近百年来专务训诂之学，不修程朱正学，适为“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

左宗棠对专攻正学之士经常青睐有加，因为“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对于经世之学，其实与程朱理学可以合而观之，有学者认为晚清理学在士人群体中已经孕育为义理经济观，而左宗棠正是义理经济之学中的佼佼者，故其对人才的要求多以此为准则。他在给女婿兼弟子陶桄的家书中称：

“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

义理经济之学确属须臾不可稍离，故选用的人才亦需心向此学。

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对崇尚科名之学的士人并非一概否定，他对八股之士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左宗棠认为读书参加科举乃理所当然，所谓“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虽然当时人才日渐稀疏与崇尚科名之学有不小的关系，但“其实则贴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且可藉此磨砺心性。只如八股一种，若作得精切妥惬亦极不易。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真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

左宗棠对八股人才的论说可谓精彩绝伦，毕竟所处当时的时代环境，要想藤选人才，不可能首先将八股之士完全摒弃，若剔除掉八股之士，可供选择的人才就寥寥无几了。

统而言之，左宗棠认为，科举之学并不可耻，但并非士子修学之最终归宿，读书致用方为上着。时人鄙薄八股之士的风气亦不足取，真八股之士必然淹博经史，潜思所学乃能有所小成。

缘此，左宗棠对修习八股科名之士并非完全视为无用之才，只是不希望士人群趋括帖之学而不晓经世之义。士子可以通过八股谋取进身之阶，更要多读有用之书，万毋以八股为鹤的，应该力争成为能够体玩书理的真八股之士，如斯之人即可视为人才。揆诸左宗棠幕僚，其中不乏笑傲科场的八股之士，如陶模、王柏心、王家璧、周崇傅等人，可见左宗棠对真八股之士仍是求贤若渴。

士子读书向学，并非难事，难在能够将所学施用在适当的事业之中，而士子任事之难则难在能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故左宗棠对人才的要求就重在“刚明耐苦”。

左宗棠在与幕僚辩论炼才之道时指出：“方望溪先生作李刚主墓志，以刚明耐苦为其得力处，此最是晚近医人妙诀。先从此用力，终不失为有用之才。”正如上文所陈，左宗棠在湘幕中就早己体会到人才在耐苦方面应有所锤炼，否则极易夭折于繁杂劳累的工作之中。

左宗棠的隔代知音秦翰才先生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论述了左宗棠的用人之道，他认为：“吾们可以把‘廉干’两字，作为文襄公用人的标准。”所谓廉干，即品性方面要求廉洁，能力方面要求能干，颇有德才兼备之意。左宗棠认为：

“廉谨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

也就是说，廉洁是人才的基本条件，而无能之辈固然廉洁亦不能为他所用，还需要廉洁之人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其幕中多年的施补华就曾说：“左文襄公重人勤苦之行。”

勤苦之人，左宗棠多认为其廉能，便会给予重用。倘若察觉所用之人豪奢之举，必定将其登之白简。如李耀南，自咸丰十一年（1861）即入左幕，随左镇压太平军，同治七年（1868）又请加入左宗棠西征幕府。而同治九年（1870），左宗棠查“李耀南性喜挥霍，兼广交结，计一年有馀，汇寄之银己数千两”，为此，请将“李耀南革职，永不叙用，并不准投效兵营”，对其惩戒之严厉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左宗棠用人对廉洁之要求极为严格。

统而言之，左宗棠对人才的要求大抵共有以上四端，但也并非必须满足四项要素才能称为人才，只要满足其中一点即可，毕竟“人各有才，才各有用”气左宗棠对人才的界定标准，成为其能在稠众中识别人才的利器，对其遴选幕僚入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