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先秦诸子如何辩论“性善与恶”

■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先天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性。标准有三：一是人类皆有；二是他类皆无；三是先天固有。所谓人类皆有，就是人人都有，而不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所谓他类皆无，就是只有人类才有，其他动物都没有，否则人性与兽性就没有区别了。所谓先天固有，就是天生就有的，没有后天的成分，更不是后天所加。

■孟子说的“人性皆善”是指人人都有善端。譬如，人人都有成为能工巧匠的双手，但不等于人人都是能工巧匠，因为还有后天学习训练等诸多因素。“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要真正成为具有圣德的人还有很多后天的条件。每个人天性都是善良的，但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觉悟”，更不可能“满街都是圣人”。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无善无不善”论，公都子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善恶兼具论等。从表面上看，各家所论似乎都有道理，因而两千余年迄无定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家都在说现象、举例子、打比方，缺乏逻辑的思辨，遂使这一哲学命题争论不休，永无终结。

孟子人性论遵循三大标准

孟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提出系统人性理论的思想家。综合《孟子》一书的相关论述，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先天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性。标准有三：一是人类皆有；二是他类皆无；三是先天固有。

所谓人类皆有，就是人人都有，而不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否则就是以偏概全。所谓他类皆无，就是只有人类才有，其他动物都没有，否则人性与兽性就没有区别了，也就违背了人性定义的区别性（特性）原则。所谓先天固有，就是天生就有的，没有后天的成分，更不是后天所加，亦即《礼记》所说的“天命之谓性”。这与孔子的人性观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性善论的“善”，指的是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意思是说，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与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不过不曾探求它罢了。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旦放弃，便会失掉。人与人之间所以有巨大的差距，就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其人性本质的缘故。

而孟子所说的“恶”，指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背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在春秋思想史上，和孟子性善论竞争的不在少数，孟子的思想也是在与这些对手的观点碰撞中，体现了思想的精深与伟大。下面就用孟子人性论的三大标准，验一验其他几大派别观点的“成色”。

“食色，性也”是否他类皆无

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凡是天生具有的资质就叫做“性”。“食色，性也。”食欲、色欲就是“性”。孟子反驳：“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狗性和牛性不就一样了吗？牛性和人性不也一样了吗？

食色之性不仅体现在人的身上，也体现在动物身上。它是人和所有动物的共性，而不是人的特性。告子认为食色就是人性，是把人性和动物性混为一谈了。

孟子把人性和其他动物之性区别开来，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理论的巨大贡献。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的差异只有很少的一点点，那就是“善”。它虽然只是很少的一点点，却是极为可贵的，因为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文明的种子。这种“善”的灵苗，人人都有，君子能保持并发展它，普通人不能保持，便丧失了它。人如果没有“善”，只知道“食色”，“饱食、暖衣、逸居”，那这种“食色之人”就近于禽兽了。

可见，告子的人性观点不符合孟子“他类皆无”的人性标准，违背了人性定义的区别性（特性）原则，与孟子性善论的人性并不是一回事。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否人类皆有

公都子提出了“有性善有性不善”论，所谓“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是公都子质疑孟子性善论的一段话：“有的人本性善良，有的人本性不善良。所以虽然有尧这样善良的人做天子，却有像（舜的异母弟）这样不善良的臣民；虽然有瞽瞍（舜的父亲）这样不善良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善良的儿子；虽然有殷纣王这样不善良的侄儿，并且做了天子，却也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善良贤臣。”

对于公都子的质疑，孟子解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从人们天生的质性来看是可以成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善；有些人成为不善，那不能归咎于他的本性。

孟子说的“人性皆善”是指人人都有善端。譬如，人人都有成为能工巧匠的双手，但不等于人人都是能工巧匠，因为还有后天学习训练等诸多因素。人性皆善也是一样，“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说人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先天善端，但要真正成为尧舜那样具有圣德的人还有很多后天的条件。每个人天性都是善良的，但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觉悟”“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在红灯的时候横穿马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要随地吐痰”，更不可能“满街都是圣人”。

公都子这种人性观点的逻辑错误很明显——“有性善，有性不善”不符合“人类皆有”的人性标准，违背了人性定义的普遍性原则。因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不善，那就不是人类的共性了，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荀子性恶论是否三大标准齐失

荀子与孟子同为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他对人性的看法却与孟子截然相反。他竭力批判孟子的性善论，力主性恶论：“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意思是说，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好利之心。如果依顺这种人性发展，争夺就会产生，而谦让就会消失；人一生下来就有妒恨之心，如果依顺这种人性发展，残害就会产生，而忠信就会消失；人一生下来，耳朵、眼睛就有喜欢音乐、美色的贪欲本能，如果依顺这种人性发展，淫乱就会产生，而礼义法度就会消失。

荀子认为，人性恶是显而易见的，“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暖，累了想休息，这些都是人的情欲和本性。

对于性恶论，不少人深信不疑。其实，荀子把“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和“好声色”“耳目之欲”等看成人性，从而认为人性是恶的，与告子的“食色性也”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不符合“他类皆无”的人性标准，违反了人性定义的排他性原则。因为这些“恶”既然非人性所独有，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人性了。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人性“生而有好利”的观点，对法家影响很大，是法家“人性逐利论”的理论基础。荀子认为，人这种恶的本性，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一定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如果没有师长和法度的教育和约束，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

既然教化出于师长，那师长的礼义从何而来呢？荀子认为，礼义从圣人而来。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因此建立礼义、制定法度，用强制的手段使人们的性情得以端正，用驯服感化的方法使人们的性情得到引导，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

可是，如果礼义由圣人创建，那就说明圣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也就是具有孟子所说的善端。而按照荀子的说法，众人就没有这样的善端。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皆有”的人性标准，违背了人性定义的普遍性（共性）原则。

但荀子又认为，圣人之性和众人之性是相同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为了避免自相矛盾，荀子解释：“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原来，礼义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荀子举了很多例子，打了很多比方，用以证明性善论的错误和性恶论的正确。但这些例子和比喻都与逻辑无关，犹如大专辩论会的反方，不管正确与否、合不合逻辑，就是要批判。

《儒行》，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一篇。《儒行》通过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从各个方面描述了一个真正儒者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也有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美德。儒者，应具有诗礼风度，儒者气象。儒者，首先是一个大丈夫、一个君子，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儒。《儒行》，无疑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行为准则，是儒者的典范，也是对君子儒的最完整、最确切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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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