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序、结构及运动方式（文/王圣贤）

王弼则回避了“象数”所表达的规律性而单用“义理”玄哲。他说“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其一不用”正合易之太极，太极是原理，自身不表现为“用”和“数”，而四十九策却因太极之理而能揲成其“数”，实现其“用”。太极不具有现象界诸物的种种属性，不与现象界众物并立，为“无”，它不能自己呈现自己，必须借助“有”方能呈现自己。“非数而数以之成”说明王弼对孔子“倚数比率”之理性的误读。“扫象数，立义理”，就等于失去了对“数”“比率”的精确性研究。王弼仅说出他悟到的“太极”（无）的万物之宗的本体地位，并没有究竟“太极数”原理。无所不能的“太极”仍然象神一样模糊着。由于孔颖达代表唐朝官方主修《周易正义》选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本为定本，遂使王弼以“义理”为主的《周易》学说成为主流。“立义理”没问题，“扫象数”亦有其道理，如果仅“扫”掉了卜筮和“象数派”对卦象与“现象规律”附会的话。可惜连同孔子说卦时所发挥和弘扬的理性之“数”“象”（模型、计算、规律、方法）也被扫掉七八。本来《周易》的象数和义理双线“旋转”可以互为验证和发展，但单用哲玄义理后，失去其“数”“象”大理性（科学）的一面。在生产效率全球都差不多的农业文明时代，一枝独秀，但到了近现代却难以回应工业文明的高效率冲击。新文化运动将之直接归罪于孔子，岂不知孔子“说卦”原本是为了倡导的大理性的“倚数比率”和“取象比类”，后人归的罪和孔子担忧的归罪有点拧巴。

汉代“象数”派因将占卜术含在其中且囿于卦象与现象对应关联，并未深究“数”“比率”，衰落也必然。而“义理”派虽在哲学和社会学有宏阔高精的发展，但仅是一条腿走路，难以全面，并未解决孔子的担忧。孔子说的很清楚：“吾求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求德，通过准确且高效率的方式方法来实现行为上的合德自洽——“明数而达乎德”，遵循和运用可靠的“数”的“原理规律”来实现行为上的遵道合德。这个方式和仅是思维上玄哲义理或行为上的仁义之术（不一定符合中庸之道）不一样，它具有数字化精准的方式和方法，且可重复。不是说教，而是精准的方式和理性的方法。“数”的方式、方法和史巫“同涂”（皆运用“数”计算）却“殊归”（结果不一样）。孔子想要的结果是，以理性（科学）的“数”“比率”“象”比类，达成行为上的合德自洽，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不是用“数”“象”来预测未来的凶吉，所以，“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由此看来，孔子韦编三绝后，已经找到了一种理性、可靠而精确的模式、方法来实现其中庸之道，与《论语》中的比喻、说教、对话、体会等方式不同，这种方法人人皆可以运用，且效率高，不容易变形，有一以贯之的方法和一致性的规则。其实，倚数求德真求原则的春秋时就有，《管子·地员篇》中就有“三分损益法”的记载，三分损益法，是制定音律时所用的生律法。根据某一标准音的管长或弦长，推算其余一系列音律的管长或弦长时，须依照一定的长度比例，它提供了一种长度比例的准则。但不少人将孔子的“求德”当成追求思维哲理上道德文理上的自洽，哲理上的道德“义理”亦很重要，但非他“说卦”的本义。因此，仅单纯从义理和训诂的角度来解读，无法全貌理解《周易》大道和孔子“说卦”，更无法实现孔子的目的。朱熹的困惑表明他并没有吃透“太极数”，仅是在人文和道德“义理”上建树。3.“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段话里“数”出现两次。这段话解读有两个难点：“参伍”难解，“错综”不明。（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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